钱宁（1922-1986），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我国著名的水利科学家、泥沙专家，也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河流泥沙、江河治理研究中具有卓越成就；对黄河、长江的泥沙问题和工程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组织和促进泥沙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使我国成为世界泥沙研究最瞩目的中心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泥沙研究的开拓者和组织者。
钱宁先生（1984）
钱宁1943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土木系，1946年留学美国衣阿华大学，在流体力学权威H.劳斯（H.Rouse）的指导下，1948年获硕士学位。后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拜H.A.爱因斯坦（H.A.Einstein）为师，专攻泥沙运动。1951年获博士学位。H.A.爱因斯坦是创立《相对论》的物理学家老爱因斯坦的儿子，他在泥沙运动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自成学派，为世界学术界公认。钱宁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在和他数年的共同研究中，钱宁在学术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和许多留美学生一样，他想往回国参加建设。 1955年终于冲破美国移民局的阻扰，回到阔别近十年的祖国。
他曾任中科院水工研究所和中国水科院研究员，参与组建水科院河渠研究所，任副所长。他怀揣治理黄河的梦想，到上下游踏勘调查，参加黄河三门峡泥沙研究和模型试验，参加黄河流域治理规划。他积极介绍当时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他翻译出版爱因斯坦的《明渠水流的挟沙能力》，和林秉南翻译出版拜格诺的《风沙和荒漠沙丘物理学》，组织全国异重流讨论会，出版专著《异重流》。倡议和推动开办全国泥沙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泥沙研究的骨干。
正当他意气风华地努力拼搏，为探索解决三门峡工程和黄河流域的泥沙问题而奋斗之时，文革风暴袭来。又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敌特嫌疑”，他被关进“牛棚”，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能再搞业务，不能继续自己最热爱的学术研究，痛苦不堪。后来下放到河南干校、山西忻县，长达数年。文革中期，修建中的葛洲坝枢纽被迫停工，重新审查泥沙问题。在周总理的过问下，1973年钱宁调到清华大学三门峡办学基地。
在清华三门峡基地，钱宁指导师生修建起长达400多米的河道泥沙模型，研究葛洲坝水库回水变动区的泥沙冲淤情况和治理措施。组织黄河粗泥沙来源对下游淤积影响的研究，多次踏勘黄河上中游，山西、内蒙和东北地区，调查和研究多沙河流的泥沙问题。当三门峡基地准备撤回北京时，他说服学校和教育部领导，在清华大学建立泥沙研究室，以适应今后国家急需的江河泥沙研究。同时，逐个与教师谈话，动员留在泥沙研究室工作。回校以后，他担任泥沙研究室主任，一面继续承担的研究任务，一面组织教师学习，补充必要的知识，同时，征得水利部和国家科委的资助，在清华园建设规模宏大、设备先进的泥沙试验室。
钱宁在清华泥沙试验室大厅 三峡重庆河段泥沙模型上
接着泥沙研究室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展有关泥沙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和探索，逐步培养新生力量，组织新的梯队，攀登更高的学术高峰。这些都为研究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泥沙研究室建立不久，就在许多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和与江河治理项目的有关泥沙研究中，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的、负责任的明确意见，为工程的技术决策服务，为国家分忧。钱宁先生以锐敏的眼光和广阔的胸襟，建议和组织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办国际泥沙培训班，并在此基础上，经过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努力，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建立起北京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促进全世界泥沙研究学者的交流与协作。倡议创办《国际泥沙研究》（英文），任主编。
钱宁参加国际泥沙中心揭幕仪式时的留影（1984）
1979年，他发现身患癌症。经过手术之后，他积极配合医院治疗，加紧锻炼身体，和死神抢时间。他仍然参与许多学术和社会活动。他担任泥沙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参加组织在我国召开二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三次则由于病情恶化未能出席。他推动《泥沙研究》复刊，创办《国际泥沙研究》（英文），任主编。同时，着手完成他自1950年代开始筹划的《泥沙运动力学》，计100万字，被誉为当今泥沙研究的经典，广受海内外学界的赞誉。接着又完成《河床演变学》，80余万字。再后开始编写学术专著《高含沙水流运动》，可惜，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钱宁先生于1986年12月6日怏然辞世。
钱宁先生具有精深的理论修养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他继承和发展了H.A.爱因斯坦泥沙运动理论体系，倡导地貌学与河流动力学相结合来研究河流的河床演变，开创和主持高含沙水流运动理论的研究。他呕心沥血编写的三部学术著作：《泥沙运动力学》、《河床演变学》与《高含沙水流运动》，是留给我们的珍贵学术遗产。他用其一生所展现爱国奉献、追求真理，虚怀若谷、勤奋好学，严谨治学、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品德，更是我们后辈应当永远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钱宁先生提倡理论分析、模型试验和野外实测资料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的许多新的思想、新的认识，多是在现场实地考察、调研中提出来的。他教育学生“搞科学研究，要有新思想，但一定要以观察、实验为基础。每提出一个新的观念，都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做耐心、细致的研究工作，要取得充分的证明才行。”他一再强调，搞清楚现象的机理，建立正确的物理模式，是科学研究的基础。1985年的春天，当研究生进行层移质泥沙水槽试验时，他不顾身体的虚弱，走一步歇一步地来到泥沙馆，亲自观察流动现象，和研究生一起讨论，那种情景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钱宁与研究生讨论学术问题（1985）
对学术问题，若论证不够，钱宁先生绝不轻易下结论。他对科学的认真、执着和谦卑的态度，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令人感动和敬仰。例如对黄河租泥沙来源的研究，早在1959年，他从黄河花园口河滩古墓挖掘中，受到启发；又经查阅更多的河床钻孔资料得到证实，下游河床淤积物主要为祖泥沙。1960年代他与黄委会一起，勘察陕北、陇东山区，发现的确存在大约5万至10万平方公里的粗泥沙集中产沙区。但与下游河床淤积之间的确切关系，尚缺少一个中间环节。由于文革，工作未能继续。在那艰难的岁月中，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74年才再组织清华和黄委会的同志，分析三门峡建坝以后19年、103场洪水的水文泥沙资料，证实了其中13次洪峰来自上述粗泥沙产区，造成的下游河道淤积量占洪峰总淤积量的60–80 %。于是方才正式提出重点治理黄河上游粗沙来源区的建议。这一研究成果被认为是治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获得1982年全国自然科学二等奖。再如，钱宁先生从1950年代开始，组织高含沙水流的研究。1984年9月，在病床上完成《泥沙运动力学》和《河床演变学》这两部专著以后，便着手编写《高含沙水流运动》一书。这几年，钱宁先生在清华泥沙研究室组织多个高含沙水流研究课题，前后5名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论文都是围绕着高含沙水流机理进行的，已经获得大量的研究成果。他编写的章节快要收笔之时，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但他坚持要等待研究生的试验成果，方才继续编写。但是，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未能如愿，成为终生遗憾。钱宁先生就是这样，把对科学的真诚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绝不能有半点含糊。
钱宁先生在清华的这些点点滴滴，无不映射出他那高尚的人格和品德，成为后辈学子学习的光辉榜样。这些也无时无刻不在教育、鞭策和督促着我们，在今天的环境下，仍然需要不急不燥，不为利禄所惑；安于寂寞，着重长远；静下心来，老实认真地做学问，努力攀登泥沙研究更高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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