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天津的回族
在天津大约生活着17万以上回族同胞,他们分别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居住在各地。比较著名的聚集地有北辰区的天穆村,红桥区的西北角。
天津是座靠不断移民,不断融合发展起来的城市。今天我们考察天津的回族移民史,主要是通过清真寺的时间和空间布局。凡是有回族的地方,就会有清真寺。清真寺是大家日常宗教活动的中心,为了方便信众,具有明确的社区性质。无论人数多少,只要有回族生活,就会有清真寺。有了清真寺,回族聚众亦会越来越多。因为,清真寺的日常用度基本是有本社区的信众以“乜贴”形式支持。
如果以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正式建卫来界定天津城市的形成,那么回族显然还是天津最早的原住民之一。《志余随笔》载:“天津户籍最早者,大率由永乐迁来”,这里就包括回回。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四子被封为燕王,驻守燕京(北京),随行的浙江钱塘人士回回将领穆重和就曾驻军在直沽小孙庄(金朝时曾在天津设立直沽寨,元朝设立海津镇,所以在天津建卫前大多以直沽、海津代称天津,这里的直沽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小直沽)。穆重和有两个儿子,名穆能、穆太,“袭御前带刀侍卫”,永乐二年穆氏族人乘御赐漕船来到小孙庄,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从此后小孙庄就变成了穆庄子,也就是今天北辰区天穆村的大部分地区。民国时期的《天津志略》有载:“津邑清真寺有十五座,以穆家庄清真寺为古,建于明永乐年间。”
其实穆庄子还不是天津最早回族活动地。《明史》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在元朝,人被分成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而回回便属于色目人,在元朝的地位仅次于统治阶级的蒙古人。究其原因,回回为元朝历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蒙古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勇将。当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时候,其中便有一支以回回(又称康里人)为主的少数民族军队。元朝的军队有一个传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据史料记载,1309年4月,元武宗海山曾派康里军两千“于直沽沿海屯种”。这便是第一批来到天津的回族。
明朝初年,朝廷为了安定的起见,把西北的回回“实徙江淮”,一大批回回被南迁。客观上加速了回族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南方的很多汉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形成了一大批准回姓(据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著作《语言与文化》记载“纯回姓都以回教徒的谱系作基础,准回姓就有依据汉姓来的”)。在天津,既有哈、海、黑等纯回姓,又有如穆、马、丁、白等准回姓,还有张、王、李、赵等普通汉姓的回族,他们彼此融合构成了天津回族的主体。
到了有清以来,由于天津的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大批北京、沧州、孟村、大厂等地的回民也不断涌入天津,形成了三批迁徙潮。这些人大多散居于天津各地。从清中期起,天津便有“八大家”之称。其指的是,在天津拥有大产业的八家商人,分别是“韩、高、石、刘、穆,杨、黄、张”(后虽有变动,但穆家始终被列在其中)。他们的商号分别是“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长源杨家,振德黄家,益照临张家”。其中正兴德穆家,就是指的从穆庄子(天穆)迁出的穆重和后裔穆兴永父子。
时间推至晚清,天津的回族与汉族一道积极捍卫我中华国土,抵御外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北城角的回民曾先后打跑了到当地骚扰的英、俄侵略军。俄罗斯兵企图报复,“回、汉人等区聚八百义民”,共同御敌(清郝缙荣《津门实纪确对》)。以后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大批北门内一带汉族人民曾跑到药王庙清真寺前静坐避难,回族人民又以“不拜鬼神无义和团”为理由,防止外国侵略军对这些汉民的屠戮,而且送饭送水,为汉族同胞提供保护。共产党早期党员刘清扬女士,也是天津回族的代表。
天津回族在体育和饮食上,也有着突出贡献。从天穆村走出了以穆成宽为首的穆家军,为中国游泳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穆成宽次子穆祥雄,曾三次打破世界蛙泳记录,号称“蛙王”。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赞之云“古有杨家将,今有穆家军!”奥运火炬传到中国时,穆祥雄以七旬高龄代表中国运动员,成为了第一传递手。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穆祥雄和几位中国不同时期的优秀运动员代表一起高举着奥林匹克旗帜进入会场,继续谱写着天津回族的历史。著名导演谢添的电影《水上春秋》,便是根据穆家人的事迹改编而成。
在天津菜中里清真饮食占得比例非常之大,甚至可以说没有清真菜,就是不完整的天津菜。纵观全国各大菜系,也只有天津菜中的清真菜是既能独当一面,又能作为天津菜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的。
由此可见,无论谈天津历史发展,还是生活习俗,都离不开回族的影响和贡献。今天,17万多回族同胞辛勤耕耘在天津社会各界,展现着天津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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