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纪念年。
80年前，波兰南部开放了一个纳粹监狱——奥斯维辛集中营。今年1月27日，近200名幸存者重返这里，参加奥斯维辛解放75周年，这或许是幸存者们最后一次参加这类纪念活动了，因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101岁高龄，最小的，也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
没人知道奥斯维辛到底夺走了多少个生命，据估计，纳粹杀害了85%被送往奥斯维辛的人，大约一百多万。从奥斯维辛活着走出来的15%被称作幸存者，但他们没人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活着走出奥斯维辛的人，大多是孤独的。伊迪丝·格鲁克在这里失去了父母、妹妹和两个弟弟。在进入营区剃头的时候，狱警粗暴地拽掉了妈妈耳朵上的钻石耳坠，并说“你该庆幸我们留下了你的头。”那时格鲁克以为她们至少可以保命。她和姐妹因为身体强壮，成为德国士兵的血库，后来她被调到兵工厂，最后却只有她活着走出奥斯维辛，而她死去的亲人连一块墓碑都没有。重返奥斯维辛对她来说是和亲人最后的告别。
和格鲁克遭遇类似，梅纳赫姆·哈伯曼的7个兄弟姐妹都死于奥斯维辛，有在劳改中被折磨致死的，感染肺结核死的，还有在德军撤退时死于行军途中的。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和手臂上留的进入奥斯维辛时烙下的编号——A10011。
每个犯人手上都有一个编号，在这里他们被剥夺了姓名
在集中营里，哈伯曼的工作是把囚犯的骨灰运到河边丢掉，有人对他说“那些没有力气工作的人，最后会进烟囱。”看着那些掺杂在一起的骨灰顺河而下，哈伯曼一遍又一遍提醒自己，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走出奥斯维辛的75年来，这个场景不断地在他脑海里重现，尤其是在晚上。他说，“我认识很多比我更好的人都死了，为什么我还活着？”
奥斯维辛是每个幸存者的噩梦。即使欧内斯特·厄尔曼比其他幸存者更多次回到奥斯维辛——14次——他仍旧无法摆脱每次踏入营区时本能的颤栗，因为那里是他和父母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厄尔曼在奥斯维辛只待了三天，第一天他的父母被送去了毒气室，但当时他以为那只是短暂的分离。厄尔曼后来去了加拿大，他说自己已经不再会为奥斯维辛而做噩梦。但是他的女儿说，成年之后回去探望父亲发现他经常会在梦中挣扎，喃喃自语。
因为回忆太过痛苦，很多人选择将这段经历埋藏在心里。彼得·索莫吉和他的孪生兄弟进入奥斯维辛时才11岁，按照纳粹的规定，这么小的孩子不能劳动是要直接杀死的。但是纳粹医生门格尔对双胞胎实验很感兴趣，于是他和兄弟都活了下来。忍受反复抽血和测量的实验之后的索莫吉兄弟被俄国人解救，但也失去了母亲和姐姐。从回家那天起，他和哥哥从来没有讨论过关于奥斯维辛的一切，“我们学会了把大屠杀抛在脑后，不再沉湎其中”。
犹太人被贴上星标，驱逐进集中营
洛伊斯·弗拉梅兹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曾经经历过什么：在奥斯维辛，他们的母亲和外祖母被扒光衣服，从头到脚剃光，后来外祖母被直接送到毒气室。弗拉梅兹对自己的母亲最后的记忆，是狱警指着火葬场的烟囱轻蔑的说“看，那里就是你们的母亲的地盘。”纳粹撤退的时候，囚犯们被逼着一起行军，弗拉梅兹几乎是被左右的姐妹抬着走路的，但她不能停下，因为停下就意味着死亡。“我不能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因为我都无法想象自己经历了什么。”
有些幸存者选择将这些罪恶公之于众。华沙·罗斯在被送到奥斯维辛之前待在马吉达涅克集中营，她们被强制要求观看一场对逃跑囚犯的绞刑。当时她向狱友承诺，自己如果能够出去，一定要写一本书，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后来她出版了集中营回忆录《这里没有原因》，现在的罗斯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只剩碎片记忆。只是在被问到集中营时，她指着家人的合照说“他们都死了”。
随着时间推移，幸存者数量在一点一点减少，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回忆具有力量。“我们是最后幸存的幸存者，如果我们不讲出来，就会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被遗忘。”90岁的约娜·拉克斯在孙女的陪伴下重返奥斯维辛，她和彼得·索莫吉一样，都是双胞胎实验的幸存者。
在奥斯维辛“劳动让你自由”的标语门口，拉克斯仿佛还能闻到火葬场烟囱里飘来的烧焦的肉腥味。她回忆说，成千上万的囚犯被运到这里，“死亡天使”门格尔牵着他的狗，用手里的棍子随意地指着这些犯人。“左、右、左、右”，左代表直接处决，右代表参加各种劳役。拉克斯被点到“左”，因为双胞胎姐妹的苦苦哀求，她们被门格尔挑出来做双胞胎实验。
在10号街区的门格尔实验室里，拉克斯经常能听到尖锐的惨叫，那是有人在“死亡之墙”上被处死。“我无法想象那是75年前的事了，”对于她来说，那种对直面死亡的感觉仍然如此清晰。但是如今，她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并不觉得恐惧，甚至有种胜利的感觉。“一切都是残酷的、黑暗的，但是我赢得了战争，我们有未来，”她说。
对于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来说，回忆就是直面痛苦，活着需要耗费更大的勇气，有人将奥斯维辛变成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动力。丹尼·查诺克从奥斯维辛出来后来辗转到了巴勒斯坦，经历了以色列建国。对他而言，奥斯维辛是生活的告诫。“它指引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让我不留遗憾，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他无数次回想起在跟随纳粹撤军途中，那些饥饿的囚犯吃下被纳粹杀死的囚犯同伴的尸体的场景。即使最后纳粹军官得到惩罚，亲眼目睹这个突破人类底线的场景，仍旧是他心里迈不过去的槛。
奥斯维辛幸存者们都有深刻的战争创伤，但他们并没有沉湎在仇恨里，即使在地狱里，他们也尽力在保持善良。在奥斯维辛没有人是单独存活的，是这些囚徒们的共识。伊迪丝·埃格尔在集中营里为门格尔医生跳舞，为此获得了一片面包，这对于每天只能五六个人分享一碗汤的囚犯们来说极其珍贵。但是埃格尔把这个面包分给了同伴。“我们是一个囚犯家庭，必须互相照顾。”在后面的撤退行军中，埃格尔体力不支，是被这些一起分面包的姐妹们用胳膊撑起的椅子抬起来的。
埃格尔本来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奥运体操运动员，她有天赋且十分努力。但是战争毁了她的一切，还让她几乎失去所有亲人。从奥斯维辛出来之后，她不止一次想要自杀。后来，埃格尔取得了德州大学埃尔帕索分校心理学博士学位，从一个战争的受害者变成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帮助包括退伍军人在内的创伤幸存者走出阴影。
埃格尔说，“当人们告诉我我克服了，不是的，我从来没有克服，我从来没有忘记。”但是每个人都想保持正常，而不是躺在精神科医生的沙发上，所以她帮助这些遭受创伤的人回到生活中，加入社区，重新找到归属。就像是之前在奥斯维辛那样，所有人互相帮助，只是他们现在不是分享一块面包，而是生活的勇气。
95岁的比利·哈维也投入到这项事业中，虽然他不是一名心理学家。他是一位成功的名人美容师，和很多女明星都有合作，也开了自己的美容院。在奥斯威辛时，他曾经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被全身剃光。后来奄奄一息的他被当作尸体运送到火葬场，负责焚烧的犯人救了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哈维孤身来到了美国投入了新生活。后来他开始了自己的定期演讲，向更多遭受创伤的人分享经验。“我不会问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想要前进，我想要享受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波切维雅·达冈曾经在奥斯维辛工作了600个昼夜，她的工作是负责烧掉来到集中营的囚犯们的物品，在那里的每一秒都像是生命的倒计时。当她出来后，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大屠杀教育，她说，“我不仅讲述了大屠杀的恐怖，还讲述了互相帮助、分享面包的能力、友谊......”
幸存者从来都不是幸运者，他们向我们传达出一种胜利感——“我还活着……我很痛苦，但我克服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战争从来都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尤其是对每一个承受战争的个体而言。
撰文：周南
编辑：H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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