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19中国医师节虽然已经过了，但在2020年这样一个抗疫大年，“医学界”作为医疗行业媒体，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批中国青年医生：他们有的是风风火火的住院总，有的是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还有的是独当一面的副主任医师……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坚持、勇敢、隐忍、付出……阅读这群青年医生，感受一股向上的力量。
圆脸，小方框镜片后有一双爱笑的眼睛，让盖延廷主任看上去平添几分亲切感。
如今的他，是上海冬雷脑科脑血管病专科专家，在盘龙卧虎的上海医疗圈小有名气。7年前，他放弃了上海某区医院的编制，跟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原神经外科主任宋冬雷，只为追求精益求精的技术。
离开自己的舒适圈，放弃编制、安稳的生活，对体制里的任何一个医生而言，都是一场豪赌。但这位看似普通的医生，内心却有着对医学技术超乎寻常的渴求和执着，并敢于把理想付诸行动。放弃编制的那一年，他才不过36岁。
图注：正在读片的盖延廷主任，受访者供图
“想干出点名堂”，一名二甲医院的神外小医生
盖延廷家中并没有学医的长辈，当初他选择医学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学医能够帮助家里人”，于是填报志愿时清一水儿地全部填写了医学院校。
进入医院实习后，盖延廷偶然间跟着脑外科医生上了一台脑积水的分流手术。由于脑外科并不是必修课，年轻的他对这台手术充满了好奇，追问老师，老师却故作神秘的表示：“哎~这个不能告诉你的。”
没能从老师那得到答案的他并没有气馁，反而去自己看书寻找。回想起当初的自己，盖延廷这样回忆道：“这个手术其实在现在看来脑科是最小的手术，但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脑神经手术特别复杂，于是就想挑战一下这个专科。”
既然想做脑外科，那就要找最好的。盖延廷是个行动派，确定了未来的方向，便开始着手打听。在国内，该领域最好的医院当属天坛和华山医院，盖延廷权衡一番后选择了后者，最终如愿以偿，考上了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研究生。
读研毕业后，盖延廷顺利进入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的一家二甲区医院，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但是安稳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感，反而让他产生焦虑：由于医院的业务范围比较窄，病种也比较单一，那段时间，他感觉自己专业发展受到了限制，能力提升遇到了瓶颈。“当时做的更多的是二级、三级手术，像脑出血、脑外伤比较简单的手术，年手术量在100台左右。”
盖延廷坦言：“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学的都是高精尖的内容，在华山医院待过的人也都是有抱负、有点理想的，再这样子等下去，可能（我）最后也就成为一个一般的大夫。”不甘于平庸的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重新回到“战场”。
2013年5月机会来了，宋冬雷教授离开了体制，4个月后他也放弃了编制和工作跟了出来。“我的想法很单一，宋教授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专家，跟着他我肯定能学到很多，对我个人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他补充道，那时候冬雷脑科还没有成立，他就跟着宋教授在一家民营医院工作，跟着一台台做手术。7年间，他累计做了2000台手术，其中主要为包括动脉瘤、血管畸形等在内的四级手术，相比之前，难度和复杂度都提高了不少。
对于盖延廷的“折腾”，他的妻子却出乎意料地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原来，她也是华山医院的一名神外护士，对于“神外医生想干点什么名堂”的小心思一清二楚。“她跟我说，‘你要是在原来的单位发展空间受限，觉得埋没了才华，想出去发展，那你就出去。’她对我的决定、工作都非常支持。”聊起自己妻子的支持，盖延廷有点感动和“小骄傲”。
打破固化思路，为患者量身打造最佳方案
跟着宋教授上手术台，盖延廷经历了“师傅手把手教”的特殊待遇，而这份待遇即使是在他读研期间也未曾享受过。“那时候老师给你一个大方向，其他都靠自己，悟性高一点，就学多一点。而跟着宋教授，他会根据你学到哪个阶段了，就进行哪个阶段的教学，并且要求你一定要搞清楚所有过程和原理。”盖延廷告诉“医学界”。
300多台难能可贵的手术一对一培训，每年平均两三百台高难度独立手术，让他的技术在短短几年内提升飞快，并形成了自己的看病想法和思路。
前不久，有位罹患“硬脊膜动静脉瘘”的患者来冬雷脑科问诊，接诊的正是盖延廷。患者开门见山地道出了想法：之前，自己咨询过很多医院的医生，他们都告诉他必须要开刀解决，但他并不想开刀，所以能不能通过微创介入来解决？
盖延廷仔细研究了患者的病历资料，结合自己的经验技术判断，坦率的告诉患者——这个病做开放手术是首选，但是介入治疗也是可行的，只是技术难度比较复杂。后来，患者做了介入手术后两三天后症状的确得到了缓解，也进一步证明了他提出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盖延廷强调任何一个疾病治疗方案的确立一定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病情和疾病特点之上的，而不能思维定势。反复研究分析每一个患者的资料，进行个体化的治疗才是对患者最有利的。这一点，在他去加拿大、德国进修期间就深有体会。
外国医生每年的手术根本没有国内医生做得多，为什么手术反而做得很精？盖延廷观察发现，秘诀就在于做手术之前，他们会花大量时间坐在办公室里看病人病历、影像资料，反反复复地看，从而产生很多新思路、技巧和创新，所以他们做得很细致。
光做临床不做学术，那就成了“开刀匠”
虽然对于手术技术的精进，盖延廷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关注临床。相反，在他看来，如果光做临床不做学术，那就成了“开刀匠”。
作为冬雷脑科早期骨干，盖延廷已经跻身医院管理中层，其中一项重要任职便是学术部的主任，狠抓学术，要求青年医生每年写一篇核心期刊论文，申请科研课题。
图片来自：盖延廷大夫
他向“医学界”解释道：“我们要跟学术界在技术理论上保持沟通联系，否则，人家理论都突飞猛进了，而我们（临床技术）还停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那肯定不行的。对于一个高端民营医院，那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冬雷脑科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学术培训工作，2016年开始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神经介入技术高级培训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同时其还举办了神经内镜、电生理监测、脑血管外科等各种学习班。
图注：上图为盖延廷主任在全国性脑血管病新技术学习班讲演，下图为冬雷脑科神经介入高级培训班，受访者供图
在基础科研领域，冬雷脑科或许由于缺乏雄厚的科研基金，不是公立医院的对手，但临床科研于其而言却是一个绝佳的舞台。作为一个以外科医生见长的高端社会办医，一方面冬雷脑科品牌在神经外科领域已跻身全国前列，设计年手术量5000台，有足够的临床案例可供研究；另一方面，将这些临床案例反复研究思考，既能提升医生临床技能、思维方式，又能创新手术技巧、切实造福患者。
如今的盖延廷，手中就带着2-3个青年医生。数年前，他在手术台上受过的师徒式“手把手”教学传统被传承下来，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动作步骤，导管如何塑形，什么方向，什么角度，一点一滴对下级医生严格教学。
图注：上图为盖延廷主任与青年医生讨论病历，下图为盖延廷主任做手术，受访者供图
足够的临床实践加上扎实的临床科研，盖延廷表示，目前已经有两位青年医生经过3年培养可以进行独立手术了。“我觉得三年时间（他们）可以达到公立医院七八年资历医生的水平。因为公立医院人很多，说实话机会很少，我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把机会下放到下级医生，他们成长的很快。”
前不久，冬雷脑科刚成为南通大学教学医院，在盖延廷看来这步虽然微小，却是医院开张半年来发展的重要一步，他表示，“未来，（我们）还会跟更多的大学、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把基础教育慢慢发展起来。”
专家介绍
盖延廷主任
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科医师
加拿大TWH神经介入中心访问学者
德国克虏伯医院神经介入中心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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