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私人领域”的发展进程，是人们观察公共领域发育状况的参照物。在国家公权覆盖整个社会生活的特殊时期，既不存在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私权”，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⑧。私人领域的出现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由资产阶级的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出现以“公权”与“私权”的分离为基础前提。得到“公权”保护的“私人领域”的出现，被认为是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就近现代汉口的情况看，“私人领域”的成长过程，主要表现为一种“民间私权”与“国家公权”博弈的过程。近现代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促进了国家公权与私人领域的分离，迫使国家行政权力从文化领域内收缩其势力范围，从而为近现代都市公共领域的成长让渡出基本的发展空间。
清末民初，国家对于文化娱乐业的管理，一般以禁止为主。如1917年元月5日汉口《大中华日报》报道：春节期间，黄陂、孝感及黄州等地“藉酬神”演唱花鼓戏，“省长署为维持风化起见，训令各该知事，责成警佐协同团绅查禁”。1919年3月，湖北督军兼湖北省省长王占元饬令武汉市教育、警察两厅，对“近日武汉坊间所售及戏园所演各剧本”进行调查，详细抄录，规定今后非经过教育部审批，不准上演新剧⑨。1923年3月，汉口警察厅厅长周际云通知洋务公所并转法国领事馆，要求法租界禁演花鼓戏。1924年春节，湖北省长公署训令各县知事，“如有演唱上项淫戏（花鼓淫戏），及玩灯赛会等事，务须严加禁止”⑩。1925年2月，据《江声日刊》报道：法领事为应付汉口市政府禁演花鼓戏的函件，派法捕房勒令共和、天声、春仙三家戏园停业。1928年2月28日，湖北省省长公署训令各县知事，农历新年期间，禁止玩灯赛会，演唱花鼓戏。
但是，民初政府对文化娱乐的控制受到文化娱乐业日益商业化的抗拒。一种以市场和利益为指归的文化经济行为试图脱离政府的控制范围，努力开创自己的发展空间，体现为一种“私权”对“公权”的反动，以及“公权”在大众文化娱乐领域的“退守”和“让渡”。如1912年，汉口的宁波商人郑善生看到黄孝花鼓戏（楚剧）受市民欢迎，可以赚钱，不顾政府三令五申的禁令，顶“风”而上，将其在租界的东华园浴池楼上改建为演出场所，取名共和升平楼，邀朱福全、严少卿、江秋屏等组班入园演出。民国时期，汉口娱乐市场的不断发育和商人对娱乐业的积极参与，赋予了楚剧、曲艺等“贱民”具有了“抗命”政府的勇气。据《江声日刊》载，有一次，汉口士绅联名呈请，要求政府向法领事交涉禁绝花鼓戏，以维“风化”。法捕房派人赴共和、天声、春仙三戏园，限令于三日内答复。“该三戏园邀请股东王少卿、曹熙白、郑胖子等十余人，在春仙戏园会议对付办法。并闻有某园股东邓某，竟代该戏园划策，主张向反对者兴诉矣”(11)。
民国时期，汉口的文化娱乐业已经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其所拥有的商业价值使它在获得广泛支持的同时也拥有对抗权威的勇气和力量。基于“市场公平交易意识形态”这种初始的思想动机，剧场主和艺人代表的“私权”开始与政府“公权”博弈，其目的是要争取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所要求的合理“私权”，“公权”对“私权”的无节制入侵受到越来越坚决的抵抗。民国政府已经难以像明清的朝廷那样，拥有对文化舞台绝对的控制力。如对汉口日益兴盛的楚剧演出，政府屡次严禁，但却遭到艺人越来越强烈的抵抗。“当局屡欲禁止，奈业是者，倚租界为护符，讫未实行”(12)。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浸润了“公正公平自由交易意识”的娱乐业，注定要抗击阻碍其实现商业化和利益化的“公权”，在这种公权与私权的博弈中，汉口的楚剧、曲艺、杂技等一批大众娱乐形式成为汉口市民的大众流行文化。私人领域的扩张正是大众文化娱乐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二、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崛起与近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成长
近现代“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就文化艺术行业而言，艺人行业的出现以及对现代公共场所的利用，是推进近现代公共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思想受到社会各界的颂扬，一直被压抑的汉口艺人群体出现了普遍的自我意识觉醒，他们要求在新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表达其团体意志。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以后，汉口艺人们先后建立了汉剧公会、湖北剧学会、楚剧进化社、楚剧同学会、汉口评书研究会等新型行业组织，直接推动了作为近现代城市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组织”的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推动了近现代社会“公”领域的扩张。
1927年大革命运动为演艺行业在民族革命的旗帜下完成行业力量的整合提供了机遇，而1927年的经验又成为1938年武汉演艺界在文艺救亡运动中进行更大范围的思想和组织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口文化娱乐行业在促进近现代“公”领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1938年武汉文艺救亡运动时达到了一个高峰。1937年8月4日，武汉文艺界发起成立“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参加武汉抗敌后援会工作，并组织歌咏队，动员和组织各种文化团体，开展文化界抗敌宣传工作，并发表“促全国文化界总动员宣言”。1937年9月，武汉戏剧界商讨筹组剧协会，统一组织，增加抗敌宣传力量，推举11人为筹委负责进行，武汉剧人及各剧团代表60余人，在汉口市党部商讨统一组织问题(13)。1937年12月4日，武汉市的歌女成立救国会。1937年12月，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成立，这是对武汉文化界力量的一次大整合。它的成立，标志着武汉文化界的文化救亡运动由一种“个体自觉”转向一种“群体自觉”的新阶段(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