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日，在长宁民俗文化中心，遇到李文骏先生，他正在挥毫泼墨，就向李先生索了一幅字：“凝风轩”，算是我书房的匾额。李文骏先生与我同庚，攀谈起来很投缘，擅书法，工篆刻，我是很佩服的。他在给我书写的“凝风轩”落款是署上了“西泠中人李文骏章”，我这才知道他是西泠印社的成员，有本事的人都低调，不像如今的一些“新锐”，言谈举止之间总有咄咄逼人的神情。
西泠印社，我自小就知道那是一座令人敬仰的高山，因为有西泠，使我更加热爱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每年都去拜谒，真的是拜谒，走到那里远远望一眼也好。这个成立于上个世纪初的学术社团，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等发起创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
我对中国书画缺乏研究，是个地道的白丁，但有时也会收藏一些字画与篆刻作品，算是附庸风雅吧。但我对西泠的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西泠的发起人都是浙派书画家，但第一任社长却是海派书画大家吴昌硕先生，这大概也是那个时代的“注意力”经济吧，因为那个时代的吴昌硕在海内书画界鼎鼎大名。1913年，艺术大师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盛名之下，精英云集，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等均为西泠印社社员，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等为赞助社员。此后二十余年，西泠印社迅速发展，声望日隆，逐步确立了海内金石书画重镇的地位。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史称晚清。辛亥革命之后，随着社会以及主流文化的剧变，中国科学教育发生重大变革，基本完成了近现代的过程。其基本特点是政府与民间社团的良性互动，而不是后来的“强政府，弱社团”的政策主张。
辛亥革命以后，自由、平等、人权思想受到社会各界的颂扬，一直被压抑的文人群体出现了普遍的自我意识觉醒，他们要求在新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表达其团体意志。西泠印社甫经成立，它的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日本人河井荃庐、长尾甲等都加入西泠，并成为海外社员，这些日本人把源自中华的金石篆刻艺术带回国内，在日本、韩国创立了全国性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团体。可以说西泠印社促成、推动了周边汉字文化圈内篆刻创作与研究的产生、发展和繁荣。
西泠印社成员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早期的印社成员几乎都在国学的诸方面都是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大师。诚如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先生所言：“与民国时期其他印社、其他书画社或诗社相比，西泠印社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众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它预示着一种独特的研究模式的展开，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是一个以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形式并持续百年的外在方式，却从事着一种非常传统古典的艺术探索的、不无寂寞的工作。第二，它并非依附于官方的行政机构运作渠道而完全是个人志趣相聚的‘同人’社团，却有巨大的能量去横跨地域的限制，成为一个超城市超区域甚至跨国际的艺术社团。第三，同样是作为‘同人’社团的、拥有极为浓郁的名家大师个人色彩的特征，却能绵延几代，横跨百年。如果说‘跨地域’是跨越空间的阻隔，那么‘跨百年’则是跨越时间的限制。说它是‘超时空’，真是一点不为过誉。”（《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
我对于西泠印社还缺乏研究，但西泠印社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打通”，从高度分化走向交叉综合，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和科学研究向多学科、综合方向发展而形成的。粗粗归纳有如下特征：
一是其在那个时代的创新性。单一的学科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创新的体制，不囿于一家之见，不囿于门户之派系，而是印章、书画、文史哲各个学科间相互渗透、交叉、碰撞所产生的火花，这是百年西泠生生不息源泉和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二是其综合性。综合性学习，通过采各学科之所长，集各学科理论之精华，走综合创新之路。凝聚各方面的人才，发挥多学科综合效应，凝聚各学科的资源和力量，形成综合实力。
三是协同共生性。每个参与者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在学科群中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合作的强烈意识，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内部各学科间遵循着协同共生原则，各位学者大师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通过相互合作以促进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
四是优势性。西泠印社的优势性体现在其将众多大家、优势学者整合在一起，使各个学科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专业资源能够产生强大的合力，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我心目中的西泠印社可能远不止这几个优势，我想它对于当今NGO的发展，抑或对于当今的大学学科建设都是不无启示的。
仲富兰
2012年7月25日于上海酷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