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早在秦汉时代，在今上海奉贤县拓林镇一带即“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西汉时“（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东晋时代吴郡南境，即今金山南部，奉贤西南地区，已是盐业兴盛，人丁辐辏。
唐代上海地区盐场所产的盐，称为“吴盐”，大诗人李白在《梁园吟》中曾经这样称道：“吴盐如花皎雪白”；“吴盐胜雪”则是北宋词人周邦彦的美誉。宋元时期，上海盐业生产盛极一时，在现今上海辖区境内当时共有江湾、大场、南跄、黄姚、清浦、青村、袁部、下砂、浦东等九处盐场，年产盐量达三千万斤之巨。明代以降，由于海岸线的东移及长江主泓道的南摆，致使沿海的海水盐分浓度不断降低，成盐海岸线日益缩短，江湾、大场两个盐场由于水淡不产盐而罢废，黄姚、清浦盐场则相继坍入江中，但明代上海地区还是设有浦东、袁浦（宋代称“袁部”）、下砂头场、下砂二场、下砂三场和青村及崇明的天赐场（明代成化十八年置天赐场，隐庆年间裁天赐场）等七大盐场。
濒临杭州湾畔的奉贤境内的盐政管理机构，有史料可考的是唐代已经开设徐浦下场，隶属于嘉兴盐场。五代乾佑年间（948-950年）始设袁部场。南宋绍熙年间，袁部场改名为袁浦场。元代初年，下砂盐场总部为了接近当时的制盐作业区，向东搬了约十里。原为下砂盐场头场的“石笋里”便成了新的盐场所在地，现今浦东新区的新场镇，原本就是下沙盐场衙门、松江府盐课司、两浙路盐运使司（有时为浙西路盐运使司）驻地，因此得名“新场”，它是上海古代盐场保存在地名上的见证，是难得的带“场”字的盐场地名。随着新场盐业的发展，许多盐商、贩运官以及从事贩卖私盐的人也日渐增多，于是古镇上的建筑和街道也慢慢建设起来，形成市集。在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上海县志》介绍道：“四时海味不绝、群楼酒肆，贾街繁华。”描绘了新场镇当时因为盐场的发展而显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上，盐业一直是王朝统治控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盐在尧舜时代，盐民自产自销。到夏商时代，实行盐贡。周朝，设立专门负责管盐政之官，名曰“盐人”。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出任齐相，实行专卖之制。到汉武帝时期，禁止私营，执行政府垄断食盐产销的政策，北宋中后期，由于盐税是朝廷的主要税收，朝廷加强了对灶户的集中管理，在盐场以下，以二十余家为一“灶”，集中煮盐，这样“灶”便成了宋朝时期盐业生产的基层单位，到了元代，又打破了宋朝时期的生产方式，并灶聚团，将二灶、三灶为基础合并为一团，于是团便成了元朝时期盐业的基本生产单位，这些原为生产单位的“场”、“团”、“灶”便逐渐演化成地名。
说起所有关于盐的文献著作，上海有一本《熬波图咏》的绘本，是介绍海盐制作最完整的一部著作，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全书共
五代时的梁陈时期的顾野王在《舆地志》里说：“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曰扈。”唐代陆龟蒙考证“沪”字曰“列竹于海澨，曰扈。吴之沪渎是也”，又自注“吴人今谓之簖”。所谓“扈”、“簖”，就是上海早期渔民发明的一种竹编的捕鱼工具。
上海地区河网密布，内河和海洋捕捞均为渔民的传统产业。松郡三泖（历史上松江、青浦、金山至浙江平湖间相连的大湖，有大泖、中泖、下泖之分，今只存下泖，亦称圆泖），唐陆龟蒙有诗句“三泖凉（鲸）波鱼动”。明沈明臣称“深秋泖上一经过，蟹舍鱼罾处处多”。
作者：仲富兰
原载2015年11月19日《新民晚报·连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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