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早在秦汉时代,在今上海奉贤县拓林镇一带即“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西汉时“(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东晋时代吴郡南境,即今金山南部,奉贤西南地区,已是盐业兴盛,人丁辐辏。
唐代上海地区盐场所产的盐,称为“吴盐”,大诗人李白在《梁园吟》中曾经这样称道:“吴盐如花皎雪白”;“吴盐胜雪”则是北宋词人周邦彦的美誉。宋元时期,上海盐业生产盛极一时,在现今上海辖区境内当时共有江湾、大场、南跄、黄姚、清浦、青村、袁部、下砂、浦东等九处盐场,年产盐量达三千万斤之巨。明代以降,由于海岸线的东移及长江主泓道的南摆,致使沿海的海水盐分浓度不断降低,成盐海岸线日益缩短,江湾、大场两个盐场由于水淡不产盐而罢废,黄姚、清浦盐场则相继坍入江中,但明代上海地区还是设有浦东、袁浦(宋代称“袁部”)、下砂头场、下砂二场、下砂三场和青村及崇明的天赐场(明代成化十八年置天赐场,隐庆年间裁天赐场)等七大盐场。
濒临杭州湾畔的奉贤境内的盐政管理机构,有史料可考的是唐代已经开设徐浦下场,隶属于嘉兴盐场。五代乾佑年间(948-950年)始设袁部场。南宋绍熙年间,袁部场改名为袁浦场。元代初年,下砂盐场总部为了接近当时的制盐作业区,向东搬了约十里。原为下砂盐场头场的“石笋里”便成了新的盐场所在地,现今浦东新区的新场镇,原本就是下沙盐场衙门、松江府盐课司、两浙路盐运使司(有时为浙西路盐运使司)驻地,因此得名“新场”,它是上海古代盐场保存在地名上的见证,是难得的带“场”字的盐场地名。随着新场盐业的发展,许多盐商、贩运官以及从事贩卖私盐的人也日渐增多,于是古镇上的建筑和街道也慢慢建设起来,形成市集。在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上海县志》介绍道:“四时海味不绝、群楼酒肆,贾街繁华。”描绘了新场镇当时因为盐场的发展而显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上,盐业一直是王朝统治控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盐在尧舜时代,盐民自产自销。到夏商时代,实行盐贡。周朝,设立专门负责管盐政之官,名曰“盐人”。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出任齐相,实行专卖之制。到汉武帝时期,禁止私营,执行政府垄断食盐产销的政策,北宋中后期,由于盐税是朝廷的主要税收,朝廷加强了对灶户的集中管理,在盐场以下,以二十余家为一“灶”,集中煮盐,这样“灶”便成了宋朝时期盐业生产的基层单位,到了元代,又打破了宋朝时期的生产方式,并灶聚团,将二灶、三灶为基础合并为一团,于是团便成了元朝时期盐业的基本生产单位,这些原为生产单位的“场”、“团”、“灶”便逐渐演化成地名。
说起所有关于盐的文献著作,上海有一本《熬波图咏》的绘本,是介绍海盐制作最完整的一部著作,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全书共
五代时的梁陈时期的顾野王在《舆地志》里说:“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曰扈。”唐代陆龟蒙考证“沪”字曰“列竹于海澨,曰扈。吴之沪渎是也”,又自注“吴人今谓之簖”。所谓“扈”、“簖”,就是上海早期渔民发明的一种竹编的捕鱼工具。
上海地区河网密布,内河和海洋捕捞均为渔民的传统产业。松郡三泖(历史上松江、青浦、金山至浙江平湖间相连的大湖,有大泖、中泖、下泖之分,今只存下泖,亦称圆泖),唐陆龟蒙有诗句“三泖凉(鲸)波鱼动”。明沈明臣称“深秋泖上一经过,蟹舍鱼罾处处多”。
作者:仲富兰
原载2015年11月19日《新民晚报·连载版》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