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70后”、“80后”已经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而他们出生的时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扎根乡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老干部们早已在家颐养天年。新老更替是自然现象，但是，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老一辈们凭着艰苦朴素、勤政节俭的拓荒精神，改变了一穷二白的城乡局面，值得新一代基层领导干部学习和传承。
4月，春暖花开之时，在萍乡市上栗县府前路一幢普通民宅里，今年81岁的何品文身材魁梧、满头白发，或坐或站都透出一股老一辈领导干部的威严。他说：“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有一些特殊的印记，很多曾经主政乡里的老乡长、老书记，多多少少有一些打着‘时代烙印’的故事……”
■记者李桂明文/图
“一年看不到几次，群众怎么信任你”
记者：现在乡镇仍在推行干部驻村制度，鼓励乡镇领导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您在乡镇工作几十年，是否还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一些细节和故事？
何品文：我在上栗县东源乡工作了整整34年，农村的事情还记得很清楚。东源当时是一个特困乡，有21个行政村，绝大多数村，我都驻过，而且一驻就是十天半个月，中间不能回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东源乡很多村里没有公路。有一年上半年，我步行去镜山村驻村，走在一个山谷的羊肠小道上，两旁合围的灌木，将头顶的光线都遮挡了。按照当时驻村要求，驻村干部不能在富裕农家里住，只能住在一些困难群众家里。我入住一户困难家庭后，每天早上起床，会先帮他们家的水缸挑满水，他们三餐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上午，我跟着这一家子出去割草，把割好的草严严实实堆在这户人家稻田的旁边，以备将来撒入田间作为肥料使用。到了栽培番薯的季节，我就帮他们栽番薯；到了种麦子的时节，我又帮他们种麦子；夏季干旱时，我帮他们踩水车，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
那时的“同吃同住同劳动”落到了实处。我在一个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人家公婆吵架的事、柴米油盐的事、婚姻问题、各种家庭矛盾都会跟我讲。现在想想，如果一个驻村干部，一年到头，村里的老百姓看不到几次，村民怎么信任你？你怎么知道群众的困难和疾苦？又怎么能搞好干群关系？
“打着火把去开会，差点掉下废弃煤井”
记者：您知道，有一段时期，我们基层政府会议很多。您曾在东源乡政府工作了几十年，那时的乡村干部是不是也要经常开会？
何品文：那时的会议很多，至少比现在更多。但是，有一点不同，那时白天驻村干部要参加劳动，在机关的干部也有各自的工作，所以开会通常安排在晚上，这应该是那一代老干部们心里的“时代印记”。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还未任东源乡党委书记，当时我在东源乡上埠村驻村，我接到乡政府办公室的通知，晚上8点要赶回乡政府礼堂开会。我白天赶完活后，用竹篾夹着一捆稻草，扎了一个长约1米的火把。冬季天黑得早，我在驻村的困难群众家里吃了晚饭，便冒着毛毛细雨，打着火把步行往10里外的乡政府赶去。走到一个叫羊子山的地方，我脚下一滑，两脚悬空，情急之下，我双手胡乱抓住了一把路旁的杂草，才避免掉进旁边一个十多米深的废弃煤井里。尽管虚惊一场，当晚8点，我赶到了乡政府礼堂。
类似的事，并非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在那个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年代，乡村干部履职勤政有一种幸福感、充实感和荣誉感。
“群众生活苦，我们怎好意思买车坐”
记者：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之前，一些部门和单位享乐、奢靡之风盛行，领导干部超标购车、公车私用的现象时有发生。那个年代，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
何品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乡政府没有一辆汽车，包括党政一把手在内，所有干部下乡都是走路。个别条件好的干部，购买了自行车的，可以骑自行车下乡。我知道的，当时上栗还是区，不是县，那时区委区政府仅有两辆汽车，因为根本不够用，有时区委书记下乡调研也是走路。记得有一次，区委书记一个人独自从赤山乡（现在为镇）走到东源乡，再从东源乡走到了杨岐乡，从南到北一路走一路调研。
东源乡一直交通不便，信息很封闭，又是特困乡。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的群众仍然很苦。那时我在乡党委书记任上，萍乡市五金公司一位总经理找到我说，乡里一辆车都没有，下乡不方便，要卖一辆双排座汽车给乡里。我以乡里没钱为由，坚决不要。他又说，先不要付款，你们先拿着用，待有钱了再付款。为了统一思想，我特意找到乡长周自洪商量。我说，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们怎么好意思买车坐。最终，我们拒绝了五金公司的美意。
“短短两个月，5个村全通电”
记者：因为交通不便，领导干部下乡或到上级部门汇报工作全靠走路，办事效率是不是受到影响？
何品文：大概是1978年，我在东源乡革委会副主任上，这一年，我在东源乡石源村驻村。当时，包括石源村在内，周边共有5个行政村没有通电。5个村庄，1万多老百姓，他们怨气很大，但是乡里没有钱，怎么办？
当年8月，我踌躇满志，写了一份报告，来到萍乡市农电局请求他们拨点钱，我想把几个村的电杆架起来，把沿线的电线铺起来，解决群众的用电问题。听了我的请求，农电局一位领导告诉我，此事要找市里一位钟姓副市长签字同意才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位钟副市长，听了我的介绍，他很同情，立即签了字，同意拨款5万元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仅有这笔钱还不够，后来乡里筹集了一部分，沿线村民也凑了一些。大概是当年10月，这项工程就动工了，苦拼了整整两个月，当年12月，5个村全部通电了，1万村民都告别了煤油灯。
尽管那时交通不便，全靠步行办事，但大家一起出工，一起劳动，田野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人心齐，泰山移”，所以办事效率非常高。
“其实老百姓最懂得感恩”
记者：您作为曾主政乡里的一把手，几十年后的今天，您与那里的村民还有来往吗？
何品文：我今年81岁了，曾经工作的地方，一些熟人都已过世，但偶尔回到曾工作过的地方，一些健在的同龄人碰到我，会热情地叫我“何书记”，会拉着我到他们家里喝杯小酒，但我身体不如以前，只有婉拒致谢。
我想说的是，其实老百姓最懂得感恩。大概是1972年，我正在乡政府的办公室忙一些事情，突然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家住东源乡民主村，我之前在民主村驻村时，就住在他家里。他对我说，他母亲病得很重，可能没有多少日子了，但老人家一直记得我对他们家的帮助，一直惦念着我，非要再见我一面。我非常感动，当晚买了一些东西，趁着夜色走路进村，到他家里看望了老太太。不久，老太太就过世了。
民主村有一位会计，我在民主村驻村之前，他父亲便过世了，当时他母亲已年过六十。每年的春节，老人家总会留几块糍粑给我，有时因为工作忙，我没有时间去拿，老太太把糍粑都留得发霉了，一次一次让人带话给我，催促我去她家走走、看看……
“大街小巷变美了，好人好事每天都有”
记者：老干部勤政、节俭、艰苦的创业精神永不过时，不管经济如何发达，仍然值得广大干部学习和思考。
何品文：尽管我年纪大了，但我偶尔也会上街看看。与早几年相比，如今萍乡城市变美了，上栗县城也变了样，不管是县城的主干道，还是小街小巷，到处都变美了。这是国家批准萍乡试点海绵城市建设带来的变化，是国家资金促进地方发展带来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城市建设的同时，在市里、县城的一些十字路口，天天都能见到志愿者的身影，好人好事每天都有。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切身体会，前几年，我们老干部的医药费不能及时得到报销，如今新的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上台后，这种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虽然我现在出门不多，但我每天看新闻发现，市县领导不是在外跑项目，就是在基层调研，为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每天忙得团团转，我们这些已经从基层领导干部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对此很满意。
编辑：邓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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