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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圣元先生的近著《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汇集了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以来，所撰写论文的一部分。这部著述呈现的是作者在思想转型时代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的深入反思，体现了中国文论研究的理性自觉，标志着文论研究在方法论思考上进入新阶段。
如果说该书在方法论上思考的焦点在于如何走出西学模式，还原中国文论本色，那么，其目的就在于凸显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在作者看来，“当代性”是传统文论的资源价值意义与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理论资源诉求相适应的一种理论视域，是传统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建设的切入点，也是传统文论与当代文论互相融通的内在结合点。“当代性”实际上体现、渗透在现代阐释之中。仔细寻味，此当代性在作者那里的含义有着极为深刻的内涵：
要恢复中国文论本来意思，建立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以古代文论作为视角来观照现代，而非以今天的观念来审视和裁剪古人的观念。毕竟，在现代的理论和眼光框架里裁剪古代文论，评定古代文论的优劣，恰恰丧失了中国文论自身的主体性。主体性的确立才能真正实现中西古今的对话，从而避免作者所指出的，“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两种文化发展观的冲突，彼此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存在着深深的鸿沟，以致输攻墨守，争端大起。
强调现代的方法。所谓现代的理念与方法并非以现代来注解古代，而是要回到古人；但回到古人并不意味着要局限于古代的考证，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做成史料学，而是要关注其中的思想内涵、美学意蕴、理论建构，从而以中国文论的视角去思考中国文学问题，使之成为思考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理论的对象，抑或文献资料的汇集。这就是作者论及《文心雕龙》研究时强调的，要回到原生态的文论中，探寻刘勰如何在《文心雕龙》中兼容文学、政治、伦理，从而以其作为当代的参照。
当代性意义的生成来自古今思想的碰撞。对此，作者通过对钱钟书的研究来展开。作者论钱钟书，取其历史观为方法论的主轴，以为钱钟书所主张的“历史的连续性”与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有异曲同工之趣，这就意味着当代性乃是寓于传统的连续性之中，也就超越了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研究进路，最为允当，可为后辈学者效法。
当代文艺理论的困境使得中国文论的现代阐释获得了新的机遇。既然不能盲目地对西方进行“拿来主义”，就唯有将古代文论纳入到当代的困境中，这就是作者所言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历史来理解其当代意义，而要在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下来理解前人已经提出的但并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来认识其与当代各种思潮之间对话、互动、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将传统文论当作现成的理论框架简单地与当代思潮进行比较。因此，捕捉和响应时代性的问题，才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在二十一世纪得以活力重现，并且得到延伸和发展的根本途径”。
当代性实为中国文论的本土性与全球化之间互动的结果，亦是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作者指出的，全球化、信息社会既给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文学提供了对话交流和实现人文资源价值共享，从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之更大便利，同时也强化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过程又是民族人文价值再发现的过程。
作者的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贯穿始终。正由于这种自觉，这种不以西方时新理论曲解中国的研究进路，使得作者的研究看似没有什么惊人之发现，却发展了中国文论自身的内涵，为后学者提供了从古代汲取理论资源的所在。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美学与文论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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