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道德评价历来难以服人，而且非常讨厌。莫言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种种争吵，以妄言居多，徒然使我们的判断更加混乱。时隔六周，终于有通晓汉语、熟悉历史，而又无复杂利益瓜葛的文学学者现身，回到作品，写出一篇高度可读且大有启发的文章。它谈的不是陷阱密布的政治，而是文学的天然血肉——语言。
老牌文学季刊《凯尼恩评论》（The Kenyon Review）上周发表了孙笑冬（Anna Sun）的长篇文章《莫言的病态语言》。
孙女士现任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的助理教授，社会学与亚洲研究的专业之外，亦以英文发表短篇小说。
她说，如果诺贝尔奖要颁给中国作家，莫言本该是一个极好的候选人，可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满？
她由瑞典学院所称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联想到“歇斯底里现实主义”（hysterical realism），此乃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对萨尔曼·鲁什迪、托马斯·品钦、唐·德里洛、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和扎迪·史密斯等人作出的精妙断语。伍德说：“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不完全是魔幻现实主义，而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下一站。其特征是对沉默的恐惧。此种现实主义是一台永动机，始终介怀于速率。每一页都有故事和亚故事萌发。它不惜一切代价，力求生机。”
那么，幻觉现实主义有无可能成为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下一站？文章说，“幻觉”的拉丁语词根意指“思想的漫游”，常用以形容与现实无关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梦幻般的体验。它是现实的升华与变形。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幻觉现实主义的语言必定汪洋恣肆、多姿多彩，感天动地。莫言的语言是这个样子吗？
莫言小说中的现实或许确为“幻觉现实”，人们也常拿他与狄更斯、哈代和福克纳等人进行比较。但是，莫言的语言缺乏上述作家共有的某种重要的东西：审美确证（aesthetic conviction）。孙女士说：
“这些作家的审美力量实系火把，为我们照亮黑暗与痛苦的人性真相。莫言作品的效果，却看不到基于技艺与克制的辉光，只有因为欠缺清晰的美学认知所导致的迷乱与失望。在莫言的幻觉世界里，没有光，也就无法把混沌的现实照亮。”
莫言的语言充满了烦乱。孙女士说，翻开他的任何一部小说，每一页的语言都“混杂着农村方言、老一套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文学上的矫揉造作。它是破碎的、世俗的、可怕的，以及矫饰的；它令人震惊地平庸。莫言的语言重复，老旧，粗劣，最主要的是没有美学价值。莫言小说的英译本，特别是高人葛浩文的译文，在美学上的统一和可靠性方面，实际上要优于其原著。”
文章认为，莫言的语言脱离了中国文学过往的数千年历史，不复优雅、复杂与丰富，而是一种染病的现代汉语。病源在于长期盛行的工农兵的政治语言。过去，能逃脱传染的中国作家并不少见，沈从文、汪曾祺,、老舍、冰心、钱鐘书、傅雷和张爱玲皆能保全。当代作家之中，也有许多人，或努力重建与汉语传统的联系，或取这种病语，以图反讽之效。但他们多不为西方世界所熟知。
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方，孙笑冬引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为题记。读书报下文对照所引，出自蓝英年译该书中文版下卷（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701页）：
“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拿布洛克的话对比一下：‘我们，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
“对作家的最高诉求是，不事道德说教而拥有道德力量，并以得自其道德承诺的美学感受来从事写作。莫言及其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的同代作家，已尽力来实现这种诉求。”孙女士最后说，要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作家必须始终沉浸于更为纯净的中国文学传统的溪涧，这是一条长河，即使遭逢最荒芜的环境，也从未断流。”这样的一位作家也要有力量去呈现近世的动荡，“并用一种可以烛照人心的、高尚的审美确证 ，去书写我们共有的人类境况之悲，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