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车，无非是政府配发给官员的交通工具，马车也好，骄子也罢，包括今天的小汽车，其主要作用就是代步和显示官家威仪。而在古代，公车在使用过程中，还延伸出许多颇为另类的用途，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调戏民女 汉代乐府诗《陌上桑》，说的是有位“使君”调戏民女罗敷，“五马立踟蹰”，“宁可共载不”？
这“五马”代指“五马太守”，此处或为州一级的刺史。汉代刺史是由皇帝专派各地纠察吏治的官，故又称“使君”，按其地位可乘四匹马拉的官车，外加一匹备用马，合称“五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车。
罗敷在拒绝“共载”时提到她丈夫的车，显然也是公车：“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骊驹”是指纯黑的名贵马匹，白马通常是富家子弟的坐骑。从“司机”、装饰及随从的坐骑来看，赵炎以为，罗敷丈夫的官位要远高于这位花心的州刺史。
采集民意 光武帝建武年间的荆州刺史郭贺，字乔卿，是个口碑极好的廉吏。《后汉书》里说，郭贺“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按照惯例，古代官员坐公车出行，通常是“垂赤帷裳”，相当于今天的车窗玻璃是内视的，外人瞧不见里面。但郭贺反其道而行之，车窗全部打开，恨不得让所有百姓都能看见他亲民的形象。
汉灵帝时还有一位类似郭贺的好官，名字叫贾琮，他喜欢用公车采集民意。贾琮去冀州做刺史，一路上不断命令“司机”将前垂的赤帷去除，还说：“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一时传为佳话。
显示“个性” 南北朝时的宋文帝爱坐羊拉的公车，在当时被认为是品位；宋的右光禄大夫颜延之，为了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选老牛和病牛驾驶公车，游荡于街市间；宋的大将军沈庆之，乘坐的是“猪鼻无帷车”，也就是猪充当司机的“敞篷车”，够另类也潇洒。
明代的都御史鄢懋卿则是无法无天，“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啥意思？就是说，按明代规定，“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轿夫不得超过四人。可鄢懋卿有大奸臣严嵩罩着，律法对他而言就是聋子的耳朵，抬轿者超过指标三倍不说，还使用女性“司机”，其狂妄之状，可见一斑。
“耳”分级别 如今无论是公车私车，还是豪华车廉价车，是个车都有“耳朵”（侧视镜）。起码在有无耳朵方面，大家是平等的。
古代的公车不一样。《晋书-舆服志》载：“三品将军以上、尚书令轺车黑耳有后户，仆射但有后户无耳，并皂轮也。”原来这个叫“耳”的部件还是区分官员地位高低的关键呢，三品将军和尚书乘坐的车有“耳”，阶位低一些的官员，比如仆射，就没这待遇了。经赵炎考证，这个叫“耳”的部件，两汉时期似乎不曾出现过，后来的书里也没记载，无从臆说，遗憾。
抓小偷 南宋时，浙江某地有个姓陈的提刑官到任后，地方上常发生偷盗案件，让他很是头疼。
某日，陈大人坐官轿在大街上巡视，忽然前方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大喊：抓小偷啊抓小偷。陈大人赶紧下轿，命身边的捕快去包抄。没想到的是，那个小偷也真倒霉，慌不择路，竟然糊里糊涂的朝陈大人这边跑来，看到四面都是“警察”，无路可逃了，一头钻进了陈大人的官轿，被众人来了个瓮中捉鳖。（据《地方志》）
廉政表率 朱元璋肃贪，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严酷，但他自律尚好，能以身作则。《明史》说，一次有司奏请，说万岁的专车（轿子）老旧了，要重新装潢一下，需用黄金若干云云。朱元璋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臣子讨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原来朱元璋坚持开旧车，是为了给臣下做表率。
家居生活
今天有条件的人若买了房车，四海为家就不是梦了，但在古代，马车和骄子跟如今的房车压根儿没法比。
倒是有两个例子可以对比着说一说。明清两朝有规定，公车不得过界，哪个衙门的公车只能在哪个地界跑，出了地界，官员必须乘坐私骄，卸任时更不能带走。譬如刘墉做苏州知府时，其官轿不能出苏州，以至于当他升任吏部侍郎时无轿可做，要去轿行租轿子上班。可见，一般官员若把公车当家居，非但空间不允许，制度这一关也过不了。
张居正使用的豪华公车就不同了，可以全国通行，因为他是万历首辅，总理大臣，管着全国的地界儿。另外，张居正的官轿，整个儿一个巨无霸，三十二个轿夫抬着，有卧室、外套间、会客室，还有厨房和厕所，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绝对可以家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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