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挂牌了，这房子准备出售。”宗伯说，直起腰来，手里还捏着一把草。
我们站在屋脚台阶下，面对着他正在修整的花园。从这个花园走出去，穿过弄堂就是上海的淮海中路。几步之遥而已，这个与繁华为邻的小院子却神奇地保持着静谧。这是上海老派人熟知的“上只角”生活的代表，民国沪上花园里弄代表作之一的上方花园，也是宗伯出生至今的家。可是如今却要卖了。
我陪宗伯站在花园和住宅的分界线上，看着这碧草一片的院子，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父亲走来，也打量着这修整过的院子，忽然想起来什么似地问，“咦，院角那棵大树呢，怎么没了？”宗伯扔掉手里的草，一边脱下手套淡淡道：
“哦，我处理掉了，树一旦太大，阴影下面寸草不生。”
【一】
我小时候常来这里玩。文革时期，父亲和宗伯同在街道生产组做工，患难之交。及我长大，每每要随父亲去看宗伯，总是第一个欢呼雀跃。因为宗伯有个和我年纪相近的女儿，我们都是行吊影单的独生子女，难得有机会遇到玩伴，自然难分难舍。
另一重吸引力自然也是因为宗家的住宅。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不过4.5个平方米，全国倒数第一，除了等待单位分房之外只能在祖辈屋内螺蛳壳里做道场，家庭居住状况普遍逼仄，遑论隐私空间。而宗伯一家在这花园新式里弄里竟拥有独栋住宅，占半亩地，仅花园就有150平方米。在孩子眼里，这豪宅豪得已经无边无际。这幢房子，房子里宽阔锃亮的硬木地板、扶手雕花盘旋而上的楼梯、大扇透光的铸铁法式窗、这一切对我都是新奇，是一个与新村社区截然不同的天地，承载我童年许多想象的梦幻城堡。
然而宗伯一家并不拥有这三层独栋的全部。六房三厅五卫三阳台，总共36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里，他们一家三口，当时仅拥有一间而已。
上个世纪40年代，宗伯的外祖父购下这独栋之初，住在这房子应该相当舒适。但外祖父过世后，其一众子女，子女的后代，“文革”时搬进来的工农子弟职员家属，插队下乡后回城的青年和新添的家庭，林林总总，都挤在同一幢楼里，群租一般。
子娶妻孙生子，大房间分割成前后间，洋房的储物间和汽车房也拿出来置家具住人。好在对于80年代的上海人来说，周边所有人的居住条件都逼仄，因此自己的处境也就不觉得难捱。对于一个外来的孩子来说，这一切更是无关紧要。
于我和宗家的女儿而言，这幢房子里那些对我们关闭的门、一些堆到走道的陌生橱柜，以及散发着生人勿进气息的区域，只是平添趣味的神秘。于是，我们分明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却要时时小心翼翼绕开“别人的领地”和“别人的东西”，才能游戏和捉迷藏。
【二】
发生在上方花园的时光，似一张切片，记录下这个城市开埠后的一段历史。
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这一片土地的初代主人，是个洋人。随着开埠，大量欧美移民和商人进入上海，“冒险家”们在这里开设大量洋行工厂，进行贸易投资，也由此滋生了第一代靠上海发财的富商。1839年，上海道台同意辟设法租界，准许外国人在沪建设屋舍，租界便沿着今日淮海路由东到西一直筑路过去，房屋也跟着一路建设过去。至1916年一名英籍犹太人看中今上方花园处的土地，在这里建造了私人花园。相比旧南市老城厢，淮海中路当时还是田园风光，简直可算郊区。不过随着法租界对辖区内的种种建设经营，淮海路周边逐渐成为沪上西式高档住宅林立的区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慢慢推及至此。
对于淮海路周边的城区定位，租界的公董局曾在1900年做出决议：必须以欧洲习惯采用砖石做建筑材料，房屋设计图则要经规划工程师批准。对于街区的绿化，法租界当局要求是所有道路各边人行道，7米-10米之间必须有一棵树，界区内的清洁力度也详细规定到，人行道面“至少每日应冲洗一次，水沟亦应每日以水冲洗。”
包括这一带静谧的本身，也来自于洋人规划。公董局在1933年制定了《管理摊贩章程》，详细限定摊贩在人行道的营业位置和路段，对过境车辆则规定了“行车喇叭，应适当按鸣。不准在住宅区及夜间滥按喇叭，尤其不准同时并用多种喇叭”，对街面噪音也要求“凡商店或其他一切公开性质之机关……或其乐声妨及附近邻居时，即遵照巡捕之通告，立行停止发音。”
至1930年代年，华商能与外商共舞抗衡。中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于1933年从洋人手里购下这一片私人花园，请英资洋行设计，用于建造职员住宅。然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时局动荡，工程至1941年才完成建设。自此，这个地处常熟路淮海中路口的花园里弄里，竖起74幢3层西式砖木结构住宅，成为洋行高级职员、知识分子、政府高级官员青睐的寓所。
出版家张元济曾在上方花园居住并题名，原国府特刑庭首席检察官徐世贤、原国府经济部常务次长盘序伦都是这里的住户。宗伯的外祖父，一位从福建来沪的商人也在这里购置下住宅，期待一家人日后的生活能如花园的名字一样，“月在上方诸品静，心持半偈万事空”。
摄影：孔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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