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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看与宋高宗、岳飞有关的两件书法作品。这两件作品也是书法圈经常刊发的帖子,一是从书法的角度解读宋高宗的书法水准,二是从“演义”的角度讲故事。
但可能事实并非如我们所常见的“历史”,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文徵明写于其后的一篇跋文,很少引人注意,但却是文氏鲜明历史态度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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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岳飞书》写于1137年左右。这一年高宗27岁,此时的信中君臣之谊可谓亲厚无间。信首即向岳飞嘘寒问暖,一句“如是别有事宜,可密奏来”,可以看出宋高宗对岳飞的倚重和信任,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到了1141年,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微妙了,此时距离岳飞被赐死不到一年时间。宋高宗的《赐岳飞批剳卷》比前面一封长得多,信的末尾高宗说,“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济国事。付此亲札,卿须体悉。”表面上是提醒岳飞保重身体,但其实,宋高宗有更多的映射之意。可惜,岳飞不太懂这样的“政治”。对于这段历史,近读虞云国先生的《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一书,看到很多不同于世俗“历史”的背后真相,尤其是宋高宗其人的私心。而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同为大书法家的赵孟頫、文徵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赵孟頫的作为赵宋宗室,赵孟頫做过官,后来出仕元朝,一生为此声名所累。但在这首诗里,他还是寄托着深沉苍凉的家国之感。他感慨地追根溯源:自从岳飞冤死,便铸成了“天下中分”的局面,一直苟延到覆灭。比较有态度的一个观点是,“南渡君臣轻社稷”。这一句很重要。再来看文徵明的《满江红》,其手迹落款说明为“题宋思陵与岳武穆手敕墨本”,“思陵”即宋高宗陵,这里即指宋高宗。其词云:读书法内容,见得最多的,是关于“笨小孩”文徵明的故事。温和、谦逊,书法、绘画均为一代之冠,俨然一位“艺隐”。文徵明认为,南渡之初,宋高宗就不思恢复,为保住一己统治,悍然制造岳飞冤狱;而秦桧至多奉迎其私欲而已。如词云:“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洞烛到宋高宗至为关键的、不可推卸的作用和责任,大有秉笔直书的气势。虞云国在书中评道:“文徵明不可能有专制极权的现代观念,却洞烛到宋高宗至为关键的作用,赢得了《词统》作者‘自具论古只眼’的点赞。联想起1970年代末叶,学界有过究竟是谁才是杀害岳飞元凶的争辩,比起为最高皇帝辩护而将罪责推诿权相的辩方来,文徵明识见高明岂以道里计?”如我们所知,文徵明中晚期的行草书,除了赵孟頫、二王一路唯美资媚的书体外,常有笔意稍纵的黄庭坚风格的行书,尤为大字行书。结体开张,运笔苍劲,有平正中求险绝的笔意。这篇九十岁所作《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文氏以长笔外拓的山谷风格书写,苍拙遒劲,可知其耄耋期依旧苍劲有力,毫无涣散之态。文氏暮年,通达人世,洞观历史。儒家经典《孟子·尽心》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文徵明指出的是,在宋高宗那里,三者次序依次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封建极权的政治模式下,任何君主的骨子里莫不是如此排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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