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游祖塔院

 苏轼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注释编辑本段

　　①祖塔院：在杭州南山，因南泉、临济、赵州、雪峰等高僧常到此，所以起这个名字，现在叫作虎跑寺。这首诗写于熙宁六年(1073)，苏轼任杭州通判。

　　②乌纱：本是官帽，至唐时，已逐渐流行于民间。白葛道衣：用白色葛布做的衣服。由于作者好佛，又是到寺里去，所以把自己的衣服称作道衣。

　　③欹：倚。

　　④安心是药：《景德传灯录》卷三：“光(神光，即慧可)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本意是安心要靠自己，不假外求，这里则进一步说，得病亦是心有未安的表现。

　　⑤匏樽：把匏瓜剖开做成的一种酒器，苏轼《前赤壁赋》有“举匏樽以相属”的描写。

　　匏 : 匏 páo 〔匏瓜〕a.一年生草本植物。果实比葫芦大，对半剖开可做水瓢。b.这种植物的果实。均俗称“瓢

　　樽 : 樽 zūn 古代盛酒的器具：“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

作品赏析编辑本段

　　这首诗是苏轼于1073年（熙宁六年）所作，这一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祖塔院在杭州南山，836年（唐代开成元年）称法云寺。981年（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因南泉、临济、赵州、雪峰等高僧常到此，故又称祖塔院，即后来的虎跑寺。

　　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乌纱帽，东晋时是官帽，唐代时逐渐流行民间，不再成为官帽了。《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宦者）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僧神光（慧可）向达摩求法，“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妆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道人即指僧人。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批注说：“此种已居然剑南（陆游）派。然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细看全集自知。杨芝田（即杨大鹤，有陆游诗选本）专选此种，世人以易于摹仿而盛传之，而剑南之真遂隐。”这里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

　　这首诗写出了作者委运任化、安闲自适的心境。人间万事，得失之间，哪有定准？患病是失，安闲是得，不愿舍弃，怎能拥有？有了这种态度，就能夷然对待社会中的种种矛盾，保有精神上的祥和。从结构上来看，正如纪昀所说：“此种已居然剑南派。然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细看全集自知。杨芝田专选此种，世人以易于摹仿而盛传之，而剑南之真遂隐。”“易于摹仿”，是说它有规律可循。全诗从赴寺写起，先出路上的景物和心情，然后是到寺后的景物和心情，三联宕开一笔，承接题中的“病”并谈到自己的感受，最后点出僧人与自己的关系，从而把情和景一起绾结。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轼在诗歌创作上确是多面手，他能够写得起结无端，也能够写得法度谨严。再说，有法可循也并不是坏事，杜甫作为一个“集大成”式的人物，就在于他能开后代无数法门。陆游诗常被后人讥为“俗”，表现之一便是得之太容易，不少作品章法雷同，“易于摹仿”。但我们不要忘了宋代是市民阶级蓬勃兴起的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诗歌创作的队伍大大扩充了。这些新增添的分子，还未能真正体味诗家三昧，正要从摹仿做起。所以，苏轼的这类诗，既是他的个性使然，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