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游祖塔院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注释编辑本段
①祖塔院:在杭州南山,因南泉、临济、赵州、雪峰等高僧常到此,所以起这个名字,现在叫作虎跑寺。这首诗写于熙宁六年(1073),苏轼任杭州通判。
②乌纱:本是官帽,至唐时,已逐渐流行于民间。白葛道衣:用白色葛布做的衣服。由于作者好佛,又是到寺里去,所以把自己的衣服称作道衣。
③欹:倚。
④安心是药:《景德传灯录》卷三:“光(神光,即慧可)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本意是安心要靠自己,不假外求,这里则进一步说,得病亦是心有未安的表现。
⑤匏樽:把匏瓜剖开做成的一种酒器,苏轼《前赤壁赋》有“举匏樽以相属”的描写。
匏 : 匏 páo 〔匏瓜〕a.一年生草本植物。果实比葫芦大,对半剖开可做水瓢。b.这种植物的果实。均俗称“瓢
樽 : 樽 zūn 古代盛酒的器具:“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
作品赏析编辑本段
这首诗是苏轼于1073年(熙宁六年)所作,这一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祖塔院在杭州南山,836年(唐代开成元年)称法云寺。981年(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因南泉、临济、赵州、雪峰等高僧常到此,故又称祖塔院,即后来的虎跑寺。
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乌纱帽,东晋时是官帽,唐代时逐渐流行民间,不再成为官帽了。《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宦者)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僧神光(慧可)向达摩求法,“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妆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道人即指僧人。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批注说:“此种已居然剑南(陆游)派。然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细看全集自知。杨芝田(即杨大鹤,有陆游诗选本)专选此种,世人以易于摹仿而盛传之,而剑南之真遂隐。”这里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
这首诗写出了作者委运任化、安闲自适的心境。人间万事,得失之间,哪有定准?患病是失,安闲是得,不愿舍弃,怎能拥有?有了这种态度,就能夷然对待社会中的种种矛盾,保有精神上的祥和。从结构上来看,正如纪昀所说:“此种已居然剑南派。然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细看全集自知。杨芝田专选此种,世人以易于摹仿而盛传之,而剑南之真遂隐。”“易于摹仿”,是说它有规律可循。全诗从赴寺写起,先出路上的景物和心情,然后是到寺后的景物和心情,三联宕开一笔,承接题中的“病”并谈到自己的感受,最后点出僧人与自己的关系,从而把情和景一起绾结。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轼在诗歌创作上确是多面手,他能够写得起结无端,也能够写得法度谨严。再说,有法可循也并不是坏事,杜甫作为一个“集大成”式的人物,就在于他能开后代无数法门。陆游诗常被后人讥为“俗”,表现之一便是得之太容易,不少作品章法雷同,“易于摹仿”。但我们不要忘了宋代是市民阶级蓬勃兴起的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诗歌创作的队伍大大扩充了。这些新增添的分子,还未能真正体味诗家三昧,正要从摹仿做起。所以,苏轼的这类诗,既是他的个性使然,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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