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大张《我看见了死亡》
自杀也可以“崇高”——简复帅好
吴味
2013年11月5日在北京培黎职业学院艺术传媒系当代艺术工作室举办的“对话·另批评2013之二：谁的问题？谁的主义？为谁而丧？”活动中，我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大张之死和海子之死因为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生命自由意志的力量而具有一定的崇高性——生命审美的悲剧性崇高（详见我将发言整理成的文章《大同大张的“哲学之死”》，《艺术国际网》吴味的博客2014年8月29日文章），帅好先生当时发言就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海子和大张的死亡没有崇高性，认为自杀并不能增加诗人和艺术家的伟大成分，因为他认为康德的崇高与死亡本来就没有关系。（详见帅好的发言《当代艺术思考的核心应该是整体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在“对话：另批评2013之二”活动上的发言》，《艺术国际网》帅好的博客2014年8月17日文章）
帅好不同意我的观点其依据让我很惊讶！康德的“崇高”审美与死亡没有关系吗？康德的“力学崇高”讲的是人面对“无限性”巨大力量（如翻江倒海的自然力量）时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是一种痛苦后的快慰、动荡后的平静、压抑后的自由等复杂的特殊感受。之所以有这种感受，是因为人面对“无限性”巨大力量时，人的想象会疯狂无际，人的知性已经驾驭不了、无法把握感性对象，人会感到自己非常渺小，知性力与想象力之间达不到一种平衡、协调，人会感到压抑、压迫、恐惧的痛苦，这时只能调动人的理性，理性才能把握无限性的事物，在理性的参与下，人在心理上终会把握、驾驭、征服这种“无限性”巨大力量，似乎人的理性比那种力量更强大，那种“无限性”巨大力量成了人的理性力量展现的凭借，从而在内心战胜压抑、压迫、恐惧而产生一种自由的快感，这就是“力学崇高”审美感受。
丧小组《丧—1957》
这种“力学崇高”审美感受同样可以在死亡审美中出现，当生命的生与死的两种力量剧烈冲突最终导致肉体生命的毁灭，而这种肉体生命的毁灭因为两种力量的剧烈冲突而惊天地泣鬼神、从而凸显生命自由意志的精神伟力的时候，此时的死亡在审美上就会表现出悲剧性的“崇高”，它同样属于“力学崇高”。“力学崇高”既可以针对物质性力量（如翻江倒海的大自然力量），也可以针对精神性力量（包括死亡体现的精神力量），不然东西方悲剧的崇高精神审美就不存在了，精神的崇高修辞也不存在了。精神性力量的“崇高”审美是从物质性力量的“崇高”审美类比、借用而来，大自然的物质性力量可以类比、象征人的精神力量，它们之间的审美心理特征是相似的（比较两种力量的崇高审美特征需要一点联想能力）。如果没有精神性力量的“崇高”审美能力，我们如何欣赏表现崇高精神力量的死亡悲剧（许多东西方悲剧的高潮都是死亡）。
至于自杀的死亡是否能够“崇高”，同样取决于自杀是否彰显自杀者的生命自由意志的强大，自杀也是生命的生与死的两种力量剧烈冲突而导致的，它有时候同样可以彰显自杀者生命自由意志的强大，不要以为自杀就是懦弱的表现，其实有些自杀是生死力量冲突下的人的伟大自由意志的选择，在某些文化历史的关节点或现实文化问题的关节点上，当需要用死亡进一步彰显生命自由的意义的时候，处在那个关节点上的人物就可能选择死亡——自杀或选择他杀（选择他杀其实也是一种自杀，如慷慨赴死），此时死亡彰显的正是生命的伟大自由意志力量，这个时候自杀就是崇高的，就是有意义的。
丧小组《六月联合吊丧》
我们的文化是很少对死亡的意义进行哲学思考的，我们总以为“死”就是生命的终结，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死”的意义是依附于“生”的，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也所以就会认为自杀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生命没有敬畏。以至于需要用死亡来追问生命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回避，导致的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结果生命毫无尊严可言。我们的文化认识不到，有时候死亡是一种生命的超越，它并不是生命的简单结束，而是生命的更加灿烂辉煌的延伸。叔本华、尼采等现代哲人对于生命意志的极端性张扬的态度不是对生命没有敬畏，而是为了拓展生命自由的新维度，恰恰是对生命更高的热爱与敬畏。其实一个人的生命总是要死亡的，我们一般认为只有活到七老八十才有意义，但这个意义通常是在已经存在的生命意义系统中的意义，而有的人是用死亡来拓展生命意义系统的，他/她创造了新的生命意义，他/她的死亡不是为了死亡本身，而是通过死亡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生命的新意义，创造了新的生命意义本质上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的，它远远超出我们认为的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死才是有意义的通常文化观念。这样的死亡（哪怕是自杀）体现的生命力量超乎一般，所以是崇高的，是值得敬畏、尊重和歌颂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死亡都是有意义的，只有处在某些文化历史的关节点或现实文化问题的关节点上为了进一步彰显生命自由意义而不得不的死亡，才是有意义的。而处在那种关节点上既是时代对个人的选择，也是个人对时代的选择，不是随便什么人、什么时候想有就有的。所以从哲学上追问死亡的意义并不是倡导、鼓励自杀，恰恰是倡导人通过特定的“死”去认识特定的新的“生”，认识自己的旧的“生”所处的时代的位置、意义的位置，从而更加珍惜新生命（价值），它实际上是倡导意义，它更有利于“生”而不是“死”。当有意义的死亡（包括自杀）出现后，尽管我们是多么不愿意看到、也不赞成这种死亡本身，但我们必须认识这种死亡及其意义，不然，对于这种死亡的意义来说，我们就还是蒙昧的、不自由的、可怜的。也只有追问死亡的意义才能避免社会上更多的无意义的死亡（包括自杀）。
而且，从生物学意义上说，生命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人每天都处在死亡的部分中，生的过程就是死的过程，死的过程就是生的过程，生死是相倚的，我们通常所说人的死亡只不过是生物学肉体死亡过程的终点，它实际上是死亡的全部完成。而有的人的死亡只不过是创造了自己生命过程的辉煌终点而已，他/她的死亡恰恰创造了新的生命意义，他/她的崇高、伟大就体现在他/她的死亡——生命的辉煌终点上。我们常常只看到生命过程终点的“死亡”，而看不到生命过程时时刻刻的“死亡”；常常只看到许多人不断创造出的新意义，却看不到这些人在不断创造新意义的同时也在不断死亡（耗费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有意识地创造新生命意义而过度地耗费生命的现象其实也是“自杀”）。理解了这一点，对于创造生命辉煌终点的死亡（包括自杀）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新生命（意义）的诞生常常以生命（包括死亡）为代价，这是人类生命的内在困境，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人类完全走出这种困境的可能性，它或许就是人类生命的内在规定性，这与个人对死亡（包括自杀）的态度没有关系。
所以，未知死，焉知生？！
2014年10月27、28日于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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