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非书”面世十多年了,其间多有议论、褒贬不一,乃由书法从传统转入当代、人们的审视角度和美学观念多有错位之故。在此,我就自己熟稔的人物和局势谈谈感想,投砾引珠。
书写何为?(一)在“前现代”中国,“文字”是代表权力的主要视觉语言,石碑牌楼字匾对联等皆是公共空间的展示地点。大异其趣的是西洋传统,西方以“人像”作为对等的权力在场,比方广场陈列名人雕像这个西方传统,在中国原来没有,我们只以名人碑刻文字出场。(二)以前书写是在“馀事”的范畴下被尊重的收藏物,今天成为所谓“艺术”的“正事”。(三)历来书法被重视由于:对外是生活与仕进的基本工具,对内乃为修身养性之道。(“文字”、“书写”、“书法”三者各有所指:排版字是文字,但书写与书法是手书,尤其指毛笔的手书。书法指刻意作为美术个性表现的手书,尤其要面对历代书家的审美。西方在希腊罗马雕像下镌刻的文字只是文字,不是书写。)以下按上面三条发挥。
2015“书非书”国际现代书法艺术展现场部分作品
一、文字作为表征权力的视觉语言,在“现代化”之下的改变
于公共空间而言,在“前现代”中国,书写是公共空间的主要视觉语言,到了“当代”变迁为附从,被铺天盖地的身体图像取代(表示西方的视觉文化传统进驻中土)。这变迁于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最为明显,如孙中山的字匾字碑(他常写的“天下为公”字匾)被更广泛传播的孙中山照片雕像取代。当代书写如何再次介入当代的公共空间,包括在政治、文化、商业领域,才是书法前途的大时代背景。文字作为“权力在场”的现代版本,首先要面对“造像”的在场。
“文字信息”对比“图像信息”。商业时代的公共传播针对情绪和欲望,图像是更有力的“信息”,但是图像的“文盲”文化并不排除使用文字,如商标、标语等。公共文字除了带入(介入)图像一法,应该有更自主之途,比方试图把图像“文字化”。文字也可以自身进一步“图像化”,但前题在于不丢失“书法”的美学,否则如街景霓虹灯广告牌的字阵,用当代艺术说法虽然也可以论为“文字艺术”,但离开书法境界还是有很远的距离。
王冬龄先生在杂志图片上写字,人体图片配书写,都是“介入”式的尝试,带出了文字与图像(尤其造像)并存的紧张关系。
二、书写的“现代性”以至“当代”何谓?作为所谓“艺术”的“正事”何指?“馀事”到“正事”的变迁意味了什么?
作为日常工具的毛笔书写大致已被迷信“进步”的中国人淘汰,只有日本还通过改造工具,发明了免洗毛笔来帮助民间坚持毛笔的日用。传统书法“审美”乃从毛笔字的“可读性”一步步演变过来,离开日用,这个“可读性”审美也就受到挑战。但是新的审美也绕不过这种传统审美基础,否则就不该命名“书法”,应该干脆改名为绘画的别枝。因此新时代的书法审美应该比以前难度更大,因为先要通过传统书法审美这一关,之后还要向新领域推进,而不是因为摆脱了实用可读性而变得更容易。因为“可读”的意义在“艺术”行为里是为“写者”不为“读者”。写者失却“可读性”的写字据点,未免会失去艺术判断的“度”,彻底影响写作。
2015“书非书”国际现代书法艺术展现场部分作品
比方说日本现代书法艺术的“一笔书”和“抽象字”,那是出自二战后的形式美术(面对美国的现代主义形式美学),但是都不解决基本问题,为何?“一笔书”与“抽象字”都取消对读本的要求(前者太简单,后者没有读本),这除了局限书法的丰富文化内涵,也因为“不能读”“不必读”一并把阅读文字的“时间感”被取消,作品以至全赖当下的视觉直观。这样的作品正好符合五六十年代美国现代派的国际主义;美国当年的艺术形式主义有意把“抽象”作为全球流通的工具,以最低程度的地方特性和文化特性,作为文化流通的代价。
图像于近代最强大的发展是推进为影片。影片的力量在于提供了造像的时间感,所以书写的现代化除了要争取空间(包括公共空间与立体空间),也必须要争取时间感。这是来自图像的挑战。
为了响应“现代”挑战的“当代书法”,除了面对传统审美的难度,最大的挑战可能来自文字与现代空间环境的关系。传统的作品大部分不占空间(石碑牌楼等建筑构件除外),不占体量,所以王冬龄先生的巨字和书法装置是重要的策略。看到《乱书》的重迭层次,虽然明显知道难以阅读,但无法抗拒它以一定的信息厚度来制造书写的空间感,同时亦以草书在进行中的速度变化增加了时间的厚度。这样的体验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发生呼吸关系。把带有信息浓度的文字放在一个跟阅读已经出现距离的时代,转变成带有时间动感的当下整体视觉效果,是《乱书》让人震撼的地方。
三、“修心”与“修身”
书法之“艺术”价值关乎修心与修身。我们今天的书写,无论像王冬龄先生那种日课的小字临摹,还是大字擘窠榜书的创作,与我们的身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现代性”是对人和人世的全面改造方案,基本出自西方的文明脉络,无可避免地隐藏了预设的西洋文化立场,所以现代性自诩的“普世”被推行到西方之外就必然流为“非西方”的被殖民现实。于“人”的“现代化”改造,具体落实于身心的新治理制度,通过身体的新治理技术塑造心性。“现代”学科以技术为主导,重视改造物质条件。修心与修身之现代转换,就是强调了身体先行,因此当代书法家以身体介入书写应该说是书写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代人强调从“身体”进入“心性”,古人修心则着重“心性”而隐晦了“身体”表现。身体在当代书写里强势出现,也能够成为重新向“造像”挑战的切入点。
王冬龄先生投入巨幅大字写作多年,身体在书写过程中的时间感和运动感提炼出有异于传统大字的修养。他以全身运动量、包括移形走步的锻炼来达到心性的凝神内修。这种书写跟书斋的书法大异其趣,而对应了现代身心的新的互连关系。《禅境》的透明字阵进一步把这种身体带动的书写形态隐喻于透明字条的立体空间布局。这里,书写的厚重时间感和空间感是作品所以“现代”之处。由于书法的技艺是从历史审美延伸过来,让鉴赏提升到一个历史的厚度。这三个层次的厚度,加上身体的在场感,典型地发挥了书法“当代性”。
四、书法现场
最后还是要回到书法必须面对的“生效场地”。作品为什么观众制作、预计什么场地出现、预期得到什么效果,才是创作者思考的对象,是作家赖以立足的据点。传统书法生效的场地有二:私密的主要在于书斋,公共的在于呈现身份和权力的据点如牌楼碑柱。可是今天,“艺术”的生效场地主要在艺术馆,这是“书法”生效场地必须面对的变化。但是书法放弃了公共空间就无异承认了书法世界的收缩,所以书家必须奋起追击。以个性化的书写重新介入公共世界,对数码化的公共视觉世界应该有打开耳目之效,于此王冬龄先生开导了值得借鉴的风气。
在艺术馆的场地,艺术对思潮和政治的反思(或颠覆)日新月异,书写在这里的力量有赖书法家个人对时代的见地和开创。由于艺术馆是艺术史的考古年轮,这里的艺术史观念跟传统的书法史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书家走在哪一条历史路程上决定了个人的志趣,不必同时而论。
当代艺术的颠覆性是对当下的批判式反思,往往是观念与文化政治的表现,也不一定关涉修身或修心。营造新的视觉结构、开创新的阅读体验,在书法领域内可以作为新的整体艺术概念看待,但对当代艺术有效没有则要看场合与情景。就王冬龄先生的书法来说,他越来越趋近于颠覆传统阅读的写作:字与字的重迭、字的形态、字与生活的关系,都成为他个人的再创造,成为字书艺术在今天的新成就。因此不论当代艺术史的叙事角度,在书法史的角度,这样的成就都是后来者必须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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