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吃在赵州

吃在赵州——

烤红薯

 

 

    我们的县城不大，但很古老，也很繁华。旧城中心的街道商铺林立，商贾辐辏，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摊点一个紧靠一个，天天像过大集。如果您留心发现，几乎每个繁华所在都有小贩推着大铁炉子卖烤红薯的。街头烤红薯的多在深秋之后，能卖一个冬天，其他季节没有原材料不说，即使有，烤出来的味道也差。这就好比羊肉串多在夏季露天烧烤，其他季节较难见到一样。

    冬天的街头，寒风刺骨，而烤红薯的大铁炉子则呼呼冒着白气，给人以温暖的感觉，从炉膛里溢出那甜滋滋、香喷喷的味道经风一吹能飘半道街，街头上的行人大老远就能闻到，好这口儿的急急地吸吸鼻子，便循着味道而来。像歌里一句唱词“十字街头大铁炉子老头儿烤山药”，那可是古城街头的一景。对了，我们这一带习惯称红薯为山药。

   但凡遇到街头烤红薯的，我总要买那么一两块来吃，烤红薯的滋味温暖着我童年的记忆。

   小时候，我跟姥姥一起住。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人家的卧室都有一盘烧煤球的土火炉，这炉子用项大，有了它，取暖、做饭就齐活了。寒冬腊月里，屋角那冒着蓝色火苗的炉子曾带给我多少温暖！为了节约煤，平日里，姥姥总是用煤泥将炉火封上，但并不封死，炉口使火箸捅个孔，一直捅到炉膛里，这样可以保证长时间不灭火。只有做饭时才肯捅开，让火炉痛痛快快地燃烧，红彤彤炉膛顺势映照出黑黝黝房顶的原色。尽管有这样一管火，但屋里的温度还是上不去，水瓮、脸盆照样结着薄薄的一层冰。

    那时候，零食少得可怜，烤红薯算上是极其奢侈的食品。姥姥烤红薯有她自己的一套手艺，不知是跟人学的，还是自己发明创造的，反正烤出来的红薯跟如今街头大铁炉子烤出来的没什么两样。姥姥烤红薯通常在晚上睡觉前，使煤泥封火后，用火箸在炉管中间捅一个孔，之后，挑拣出几块不大不小的红薯，围着炉口摆列那么一圈，再取来一口锅底有破口的铁锅将红薯扣上，做完一切，会轻轻地对着被窝里的我说：“睡吧，睡吧，睡醒了山药就熟了。”幻想着烤红薯那又香又甜的好滋味，我迷迷糊糊就进了梦乡。次日天刚蒙蒙亮，姥姥要捅开火做早饭了，她找块老粗布垫在手上，将烧烫的铁锅掀开，瞬间，裹挟着香味的热气便弥漫了老屋的角角落落，那香喷喷、甜丝丝的味道，把肚子里的馋虫都勾了出来。再看那炉口的红薯，经过一夜的闷烤，不知什么时候已由硬变软，紫红的山药皮与金黄的瓤肉自行剥离开来，离火口近的一面还流出了饴糖一样的液汁。不等我张嘴要，姥姥已将烫手的红薯送到我的枕边。30多年过去了，那温馨的画面、那浓郁的味道仍在让我思念。

 

    记忆里，烤红薯还有另一种做法，就是用地窑落下的柴草余烬来烀。小时候，古城墙还保存的相当完好。那时候，城里的住户并不是很多，到处能见到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大姨家就住在东门村，自家在城墙东南角有一片土地。秋天到了，地里的玉米秸撂倒了，棉花摘了，谷子掐穗了，红薯也刨了。我和姨弟就在刨过的地里，捡拾大人落下的小块红薯，往往有所收获。大姨家院里挖有红薯窖，秋天把从地里拉回来的红薯储存到窖里，到次年春天也不坏。大姨家做饭，是在院里挖的地窑，地窑烧柴草，饭锅就坐在地窑上面。只要我们这些小孩子在家，做饭时，大姨就捡几块小的红薯扔进地窑里，大姨说，小块的容易熟。靠着柴草落下的余烬慢慢将灶坑里的红薯烀熟，往往是，饭碗摆上桌，红薯也烀熟了。我们小孩抢着从灰堆里扒红薯，抢到手就直接剥了皮吃进肚，个个弄得一手一脸的黑。

     这些年，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注意养生，一听说红薯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还是抗癌食品，立马趋之若鹜，以往的街头小吃渐渐走向大雅之堂。如今，无论在大城市还是乡村集市上，依然能见到使用传统大铁炉子烤红薯的。当然也有使用烤箱、微波炉和烤红薯机叫卖的。不过，我还是喜欢在街头去买那摆在大铁炉子上烤熟的红薯，我喜欢闻那种独特的乡土味道，喜欢看小贩在炉膛里翻动红薯的那份讲究和专注，当然更喜欢味蕾上那别样的滋味带给我的别样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