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极为多元且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引燃其崩溃的导火索之一。说到苏联的民族问题，就不得不重点提及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为代表的“波罗的海三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波罗的海三国如此痛恨苏联？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和俄罗斯
进入13世纪以后，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尤其是立陶宛，在建国之后的数百年里，一直都是欧洲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不过，伴随着沙俄的强势扩张，截至19世纪，三国均被纳入沙俄版图（拓展阅读：一文综述：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
17—18世纪沙俄的扩张
时光荏苒，伴随着“十月革命（1917）”的爆发，波罗的海三国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在外国武装的干涉下，1920年，苏俄政府不得先后与三国签署和平条约，“放弃主权要求”。与此同时，独立后的波罗的海三国，也先后开启了一系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资产阶级改革。
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在与三国接壤处建立了一大片“缓冲区”。1940年6月14日，苏联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三国政府发送声明，除指责他们“违反了与自己签署的互助条约”之外，强制要求三国“改组政府，允许苏联增加驻军”。不客气地说，苏联已经提前做好了武装占领的准备。
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架势，势单力薄的波罗的海三国，不得不全盘接受对方“砸过来”的苛刻条件。他们不仅改组了政府，还宣布“全面恢复了苏维埃制度”。不过，他们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换来想要的“和平局面”。在6—7月间，苏军迅速武装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8月，三国政府宣布“加入苏联”。
苏联西部疆界的变迁（1939—1940）
不过，在苏联强制进驻波罗的海地区的同时，当地的民族抵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并得到了极为迅猛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苏联采取了镇压和强制迁移的双重措施。数据显示：
在1941年5月，苏联在立陶宛逮捕了5664人，强制迁移了10187人；在拉脱维亚逮捕了5625人，强制迁移了9546人；在爱沙尼亚逮捕了3173人，强制迁移了5978人。
在1944—1946年间，苏联以“平叛”为由，在立陶宛杀害了13502人，逮捕了15528人；在拉脱维亚杀害了1478人，逮捕了1859人；在爱沙尼亚杀害了381人，逮捕了2070人。
经过一系列的武装镇压，进入50年代后，三国境内的大规模反苏斗争已经销声匿迹，但零星的抵抗活动一直延续着。
1956年的苏联红场阅兵
不过，尽管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但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维埃化改革”，形势却不容乐观。数据显示，截至1949年初，只有3.9％的立陶宛农户主动加入了集体农庄，爱沙尼亚为5.8％、拉脱维亚为8％。
对此，苏联官方认为，要想在这里实现有效的“苏维埃化改革”，首先就要将那些“反动分子”驱逐出去。因此，在进入1949年后，先后有25500个立陶宛人，39000个拉脱维亚人，22000个爱沙尼亚人，以“富农、匪徒和从事非法的民族主义活动者及其家属”的“罪名”，被强制迁移到了遥远的雅库茨克和伊尔库茨克等地。
苏联集体农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波罗的海地区的“苏维埃化改革”，进展如此缓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里的基层党员组织力量十分薄弱。直到1945年初，包括驻扎在当地的苏联红军和内务部军队中的党员在内，立陶宛境内的党员人数为3536名，拉脱维亚为3592名，爱沙尼亚为2409名。
为了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以俄罗斯人为主）被派到波罗的海地区，指导并协助当地的“苏维埃化改革”。数据显示，到1947年初，拉脱维亚境内的党员（候补党员）人数高达21037人，立陶宛为16202人，爱沙尼亚为12965人。不过，伴随着党员数量的大幅提升，“外来干部”和“本土干部”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现了出来。
前苏联境内的各加盟国家
在派遣大批党政干部“入驻”的同时，苏联还在三国的党组织中，设置了极具特色的“第二书记”一职。简单地说，“第二书记”的任务有以下几点：
对地方领导人的活动进行监督，把加盟共和国发生的事情报告给莫斯科；
关注加盟共和国的干部政策；
做出积极的榜样，在最为重要的领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工作者；
对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进行系统阐释；
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受一些申诉和不满，并直接向莫斯科报告。
以爱沙尼亚为例，在1944—1953年间，苏联先后派遣了3位（非爱沙尼亚人）第二书记。直到贝利亚开始推行新的民族政策（1953）后，失联才同意了“由爱沙尼亚人担任第二书记”的建议。可好景不长，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联再次恢复了“任命第二书记”的权力。
一言概之，苏联的一系列举措，极大巩固了中央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有效控制。
斯大林：一切尽在掌控！
1、昙花一现的“适度放手”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民族政策发生了一些松动。1953年5月，时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贝利亚，做出了一份关于立陶宛局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一直以来在立陶宛进行的与民族主义地下武装进行的斗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至于“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贝利亚分析认为，“（是）立陶宛的各级部门，几乎都缺乏立陶宛籍的党政干部”。对此，他提出了“让立陶宛人担任安全委员会主席，为立陶宛人组建特别的肃反人员和警察学校”等“干部本土化”建议，旨在修补和改善中央与地方的裂痕。
在这份报告中，贝利亚还重点提到了民族语言问题。他认为，中央和地方产生裂痕的另一个原因，是“公文来往都是用俄语进行的（即俄语化）”。他分析指出，“（当下的语言政策）对当地的农村居民以及与地下民族主义者存在联系的（立陶宛）知识分子”的情绪，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贝利亚（1899—1953），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1953年6月26日被捕 ，12月24日经审讯后被枪决
贝利亚的这份报告，得到了苏联的极大重视。1953年5月，苏联通过了《关于立陶宛局势的决议》，并提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其中：
“培训和提拔民族干部“，被确定为“主要任务”；
废除了“区委、市委第二书记等副职，不能从立陶宛人中选举产生”的做法
规定“在公文往来方面转而使用立陶宛语，在波兰居民占据多数的地区改用波兰语”。
后来，苏联在起草关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问题的决议时，基本参照了《关于立陶宛局势的决议》中提出的相关举措。遗憾的是，伴随着贝利亚的被捕入狱（同年7月），他所倡导的“新方针”，被视作“有害的行为”而彻底抛弃了。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1953-1988）
2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在民族政策变得更为谨慎和保守。1959年，苏共中央在得知拉脱维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通过了“要求本共和国所有公民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决议后，不仅将之定性为“民族主义错误”，并强制要求两国撤销了这一决议。
就因为此事，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卡恩别尔津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穆斯塔法耶夫，被罢免了职务（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过度”的民族语言政策，埋下了苏联解体的伏笔）。
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各民族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和“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的观点，一直是苏联官方所倡导的主流。因此，在苏联的官方文件中，民族冲突一度被定性为“流氓行动”、“反社会表现”或“群众骚乱”。
赫鲁晓夫
说到这儿，或许有人会问了，为什么苏联能够将民族问题“掩盖”得如此彻底？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中央对地方的强有力控制机制，极大地压制了地方扩大权利的要求。
1965年8月，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就提出了“关于赋予乌克兰在国际上签署贸易协议的权利”的提议。按照当时的苏联宪法，他的建议似乎“不存在问题”。不过，中央依然将这一提议定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严重表现”，对谢列斯特进行了严厉批评。1972年，谢列斯特被罢免了职务。
一言概之，因为强有力控制机制的存在，苏共中央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安全、外交和经济事务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倘若这一控制机制被人为削弱，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欲望”一定会急速膨胀，整个国家甚至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显而易见，这样的推测，最终被残酷的历史事实所“无情验证”。
乌克兰基辅圣索菲亚教堂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中央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颁布，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已经升级成为“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所进行的公开斗争”。
实际上，此时的东欧局势已经变得非常微妙
1988年11月12日，立陶宛党中央率先提出了“争取更多主权和经济独立”的要求，并提出了“（今后）以各加盟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为基础制定苏联宪法”的提议。不出意外，提议得到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积极响应。
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通过了《爱沙尼亚主权宣言》，宣布“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内，爱沙尼亚最高权力机关和机构的法律优先”。1989年5月和7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分别通过了类似的宣言和法律。
1988年11月，根据波罗的海三国的倡议，苏联官方组建了“关于划分中央和加盟共和国权力”的委员会，并谈到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想法。
伴随着苏联局势的日益混乱，波罗的海三国蠢蠢欲动
1989年5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会议上，波罗的海三国的代表，不仅共同提出了“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的提议，并一起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
需要注意的是，三国代表并未提出“政治独立”的诉求。原因很简单，基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大部分波罗的海居民还是普遍认为，“苏联在政治上是强大的，国家是应该保持统一的”。因此，尽管三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一再宣称“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是不合法”的，但还是提出了“使之合法”的条件——“（将苏联）从一个凌驾于加盟共和国之上并管理加盟共和国的强有力中心，改造为一个由主权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
坦诚说，如果苏共中央能够把握住机会，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将滋生的“民族危机”扼杀在摇篮当中。遗憾的是，苏共中央既没有就地方提出的权利问题进行有效回复，也没有对暗流涌动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深入剖析和抑制政策。
面对中央冷漠且搪塞的态度，波罗的海三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彻底点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诉求升级为“要求脱离苏联”。
戈尔巴乔夫：问题不大！
在1989年3月举行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民族主义组织“萨尤季斯”得到了41个名额中的34个，旋即在事实上掌握了国家政权，逐渐成为主导立陶宛独立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势力也迅速膨胀了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23万人（注意，拉脱维亚全国总人口也只有261万），更讽刺的是，共产党员居然占到了成员总数的约30％！
“波罗的海之路”运动
1989年8月23日，“萨尤季斯”组织并发起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将三国的首都连接了起来。数据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居民走上街头，全程参加了这次运动。
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苏共中央做出了激烈反应。8月27日，《真理报》公开发表了《关于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局势》的声明，指责三国领导人“没有尽一切努力，把改革进程纳入正常的轨道”。显而易见，官方对本次活动的定性，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更大愤怒。
可即便如此，苏共中央依然没有正确认清形势，还想将解决问题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三国领导人身上。1989年9月13日，戈尔巴乔夫与三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希望三国领导人能够主动出面，制止住这一极端行为。12月3日，戈尔巴乔夫发布了名为《告立陶宛共产党员》的呼吁书，呼吁团结，反对分裂。结果是可以预见的，这些“努力”不仅没有掀起一丝水花，堪称沦为了外人眼中的笑柄的。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独立的决定》。其中，投赞成票者为855人，反对者有160人。
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立陶宛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党员数量从原来的20万，急速下降至5.5万。1990年，立陶宛共产党组织宣布“改组”，党员人数进一步下降至3.3万人。同年10月，立陶宛共产党干脆改名为“劳动民主党”，主动解除了苏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关系。
不过，苏共中央的噩梦远未结束。在1990年2月举行的立陶宛选举中，“萨尤季斯”获胜，取得了最高苏维埃141席中的96席；同年3月，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举行的选举中，拥护“国家独立”的势力均取得了一半以上的席位。至此，苏共中央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机制，宣告彻底瓦解。
苏联解体
总而言之，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苏共中央的一系列决策失误，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自从斯大林武力兼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后，苏联所构建的对各地方加盟国的强有力控制机制，不仅保证了相关政策的稳步实行，同时压制住了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但是，保证这一控制机制的稳步运行，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双方能够保持稳固、良好的关系，二是地方的权利，应得到适度的保障。
遗憾的是，苏共中央始终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于一些加盟共和国提出的关于改革联盟的请求，苏共中央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进行压制，一再主动放弃本可以改善和维护双方关系的良机。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苏共中央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机制的彻底瓦解，苏联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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