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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俄国的专制基因是来自蒙古吗?不,是来自另一个文明|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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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04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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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班布尔汗

 

沙俄的专制基因来自蒙古的说法不确,因为蒙古本身也没有多专制,且也没有很高妙的专制理论,而这两者另一个文明却都具备,那就是拜占庭。蒙古征服给罗斯诸城邦带来的遗产有好有坏,沙俄选择了最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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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帐汗国专题:

罗斯诸城邦如果没有被蒙古征服,前途会更好吗?

金帐下的罗斯

拔都在征服罗斯城邦之后继续西进,先后占领波兰、匈牙利全境。而当蒙古军准备继续前进时,窝阔台大汗去世,各家贵族要回蒙古本土选举新任大汗,蒙古军因此退兵。

参战的蒙古四大家族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而收获最巨的是术赤家族,拔都将父亲留下的领地扩展了将近一倍。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西部疆域,拔都将统治中心向西迁移,在伏尔加河下游,今天俄罗斯的谢里特连诺耶修建了一座城市作为自己的都城。

这座城市名为“萨莱”,意为宫殿。因为日后还有一座名为“萨莱”的城市兴起,后世人们称这座城市为“拔都萨莱”。从这时起,人们所熟悉的“金帐汗国”才算正式建立。

不过,金帐汗国的国名其实并不准确。拔都继承父亲的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他没有必要另立国号,改朝换代。在他和以后汗国统治者心中,“术赤汗国”是国家永远的名字,而“金帐汗国”,不过是被其统治了二百四十年的罗斯诸城邦对作为宗主的术赤汗国的称呼。

金帐汗国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

有的说,成吉思汗西征返回时,曾在钦察草原搭起大金帐,金帐自此被看作是蒙古统治者的象征。

有的说,金朝强盛时,皇帝被边远民族称为“金汗”,这个名称传到罗斯,成为强有力统治者的称谓。

而最合理的说法则是,罗斯诸城邦的大公们按时向可汗缴纳贡税和述职时,都要在草原上的金顶大帐中拜谒可汗,金顶大帐给他们的印象刻骨铭心。

久而久之,“金帐汗”便成了拔都以后所有可汗的通称,“术赤汗国”也在俄罗斯编年史中成了“金帐汗国”并一直流传至今。

蒙古大汗的金顶大帐

金帐汗国对于罗斯城邦的统治,是一种遥控和直接管理并行的方式。

在拔都时代,各城邦王公继续统治各自的领地,但他们必须承认金帐汗的宗主权。每位王公即位时,都必须获得金帐汗的特许状,由金帐汗的使者郑重地宣布他可以即位。如果金帐汗怀疑王公的忠诚,那么他可以随时撤销王公的特许状,将之废黜。

而为了“以夷制夷”,金帐汗国还进行“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册封,也就是由金帐汗来选定一个城邦的大公来做名义上的“全罗斯的统治者”。对金帐汗无条件完全服从,所做之事完全符合金帐汗利益是选择的唯一标准。

同时,金帐汗还向罗斯各地派驻两种官员,一为“达鲁花赤”,一为“巴思哈”。达鲁花赤是负责“登记人口,征收贡税,并将贡税送交宫廷”的官员,巴思哈是“控制被征服居民”的军事长官[1]。大公们的行政、财政、军政事务无不受到达鲁花赤与巴思哈的制约。

到了14世纪上半叶,“达鲁花赤”和 “巴思哈”之职被取消,罗斯所要缴纳的贡税由王公们自己负责征收。金帐汗虽然放松了对王公的控制,但王公自此要直接作为金帐汗和民众之间的媒介,为了权位,他们只能谄媚金帐汗而盘剥民众,而面对民众的反抗时,又不得不更加依赖金帐汗。

金帐汗统治下的罗斯地区,不再是之前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各个领区”,而是“分成各个王公的封邑”。过去的格局完全被打破,曾经和王公鼎足而三的维彻和波雅尔衰落了。

在蒙古征服罗斯诸城邦时,各个城邦都遭到极大的打击,受创最深的是城市商人、富户和手工业者,他们是构成维彻的主要成员。

待到局势稳定下来,各城邦的维彻依然存在,但权力几乎被剥夺殆尽。曾经,王公的合法性来源于维彻授权,现在却由金帐汗册封,王公自不再拿维彻的权益当回事了,反而要依靠金帐汗镇压维彻。

在金帐汗国统治期间,各城邦维彻反抗金帐汗的聚敛时,王公作为金帐汗的代理人予以镇压;而反抗王公的聚敛时,金帐汗则会出兵帮助自己的代理人进行镇压。当初王公需要向维彻宣誓效忠,维彻可以驱逐不合意王公的状况一去不复返。

同时,波雅尔也再无风光。

过去罗斯王公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亲兵,在金帐汗国入侵时大量死去,众多波雅尔家族绝嗣,很多城邦的波雅尔“没有任何一个姓氏的子孙是拔都入侵前知名的”。

蒙古入侵前,波雅尔在一定程度上保有自由服役的权力,即当他们对自己的王公不满时,他们可以选择为其他王公服役,而且不会失去自己的田产,他们手中的田产不是采邑而是世袭领地。

但到此时,波雅尔贵族地位急剧下降,幸存的老波雅尔实力遭重创,而新兴的波雅尔基本靠王公扶持才有地位,他们失去了自由服役的权利,经济地位也大不如前。

维彻和波雅尔衰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金帐汗国改变了罗斯的征兵制度。

征服罗斯后,金帐汗国对罗斯进行过三次大型的人口普查,并以普查的数据作为征税的基础,同时也作为征兵的依据。

在蒙古征服前,罗斯军队由王公亲兵和城镇民兵组成,前者要依靠波雅尔,后者则要依靠维彻,战时不动员乡村居民,农民不参加战斗。而金帐汗国这种普遍征兵制使得王公获得了对领地上所有人员尤其是农民的征兵权,其武力不再需要波雅尔和维彻支持了。

王公一家独大,专制制度的萌芽初现,这对日后俄罗斯帝国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统一的格局

各城邦王公逐渐实现了自己领地内的集权,虽然他们还要对金帐汗俯首称臣,但在内部已经算是一个个的专制君主了。

可要说这样就必然会出现日后皇权集权的大一统俄罗斯帝国,却还差得远,还需要其他几个要素。

首先,足以统一的经济基础。

蒙古入侵前,基辅罗斯相当繁华,手工业发达,贸易活跃。而入侵带来了巨大破坏,大量城市被毁,人口因战争和屠杀锐减,东西商路也一度中断。

独树一帜的手工业遭到重创,罗斯人引以为傲的珐琅制造工艺失传,之后的产品再无法和先前相比。金银装饰品的生产停滞了一个世纪之久,之后还是在中亚影响下才重新恢复,而彩色陶瓷釉的生产则再没能恢复。

不过,在金帐汗国的统治下,罗斯地区的经济很快复苏,还有了和先前所没有的发展——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

罗斯城邦之前虽然繁荣,但各城邦都以自身为单位发展经济,开展对外贸易。金帐汗国使罗斯地区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从拔都开始,历代金帐汗都大力维护驿站和商路,并把重商作为基本国策,保护过往商队,让“从克里米亚到中国的道路完全畅通,没有危险”[2]。

在月即别汗统治时期(1312年-1341年),金帐汗国成为沟通东西方间最重要的商业大国,来往的商队“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3]。

从欧洲到元朝的首都大都,一个商队仅需二百七十到二百七十五天,这其中包括货物在旱路水路来回装卸的时间。其中经金帐汗国之路最为便捷,“沿驿道,随邮差而行,五六阅月即可抵此(指中国)”[4]。

金帐汗国势力范围

一路上,“平安无事,毫无惊险风波”,而且“不需为马匹携带饲料,也不需为跟随商队同行的人们携带粮食。此外,商队不带向导,因为草原与农业地区有着人烟稠密的畜牧业和农业居民点,只须付出若干报酬即可获得一切必需物资”[5]。

繁荣的商贸使得金帐汗国众多城市崛起为人口众多、百业兴旺的大都市,以罗斯地区为盛。

乌马里所撰写的《眼历诸国记》中记载,罗斯地区“有许多繁荣和居民众多的城镇。那儿的山上绿树成荫,土地也很肥沃,农业繁荣,牧业兴旺”。

大量的商品在罗斯地区汇集,后世的考古学家考古发掘发现,罗斯地区不仅有中国的丝绸,西亚的大马士革刀,中亚的彩釉瓷等奢侈品,玻璃、珍珠、贝壳和黄杨梳等等日用品在整个罗斯的农村地区都有出土,这证明在金帐汗国时期的罗斯农民实际上与国际市场有着密切联系。

四通八达的商路打破了罗斯各城邦曾经的藩篱,而为了进行国际贸易,各种经济互补互助,货币实现统一。无论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各个领区”还是“各个王公的封邑”[6],都因共同的经济利益而重新整合。

其次,政治上出现稳固的核心。

如果金帐汗一直是从不同的城邦选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那罗斯城邦的统合也难以完成。但金帐汗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月即别汗在1328年选定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达尼洛维奇(伊凡一世)为全罗斯大公,并由其掌握从罗斯各地收缴贡税的权利。从此莫斯科便垄断了全罗斯大公之位,政治上的统合开始了。

金帐汗国统治下的罗斯各公国,王公政权能否保住,在于是否得到金帐汗的认可和批准。各王公为争夺大公之位,积极充当金帐汗国的代理人。

到莫斯科王公完全把持大公之位时,这种合法性基础一方面限制了莫斯科王公的权力,莫斯科公国被认为是金帐汗的附庸;另一方面,借助金帐汗的意志,莫斯科王公的地位高居其他所有罗斯公国之上。

以莫斯科为中心,罗斯地区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最终是莫斯科领导着罗斯各城邦摆脱了金帐汗国的控制。

最后,思想上的统一。

虽然金帐汗国的统治者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他们仅把宗教当作自己的信仰而非治国的理念。在整个汗国,历任金帐汗仍然坚持成吉思汗《大札撒》(即《大法典》)中所规定的宗教宽容政策,允许各宗教自由发展。而对于信奉东正教的罗斯地区,金帐汗还特别对东正教会予以扶持。

早期的罗斯东正教会是依附于王公的宫廷附属机关,主教由王公推荐委任,王公有权罢免。城市的维彻也对教会有一定的影响,可以像大公那样随意提升或撤换主教和修道院长。

而到了金帐汗国时期,东正教会拥有金帐汗所赋予的种种特权,免赋税、纳贡、服役,免人口登记,而且有相当程度的司法自治权。

这些特权使得东正教会吸引了更多的农民为其耕种,大量的手工业者也托庇于教会,教会的经济地位大为提升,从而刺激了教会大力吸收乡村异教徒的规模。

基辅罗斯时代,虽然社会上层和城镇居民己经实现了基督教化,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许多农民都是信仰多神教的异教徒。随着教会的扩张,到金帐汗统治末期,罗斯地区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东正教教区了。

“蒙古人不但彻底改变了教会的命运,而且从此教会成为了俄国人生活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通过教会它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社会。”[7]

东正教会受到金帐汗的扶持,将罗斯人变成了自己的教众,而且摆脱了王公的挟制,“罗斯教会在这一时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较少依附于王权”[8]。

但教会并不对金帐汗感恩戴德,因为金帐汗是异教徒,宗教人员虽然借助金帐汗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在精神上十分压抑。于是,作为罗斯人的精神代言人,他们还是选择和反抗金帐汗的王公合作,共同推翻金帐汗的统治。

东正教会也完美地解决了罗斯人推翻金帐汗后大公的合法性问题。当大公不再由金帐汗册封,曾经的维彻授权也不再适用时,东正教会作为上帝的代表承认大公“君权神授”,将可汗册封改为上帝授权,君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更为确定。

经济、政治、思想都已整合,金帐汗国崩溃后,俄罗斯帝国便瓜熟蒂落。

得失之间

所谓金帐汗国给俄罗斯带来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金帐汗国本身是一个典型的草原贵族封建帝国,其可汗对于内部无法做到真正的集权。按照成吉思汗的《大札撒》,大贵族们有权力监督可汗。如果可汗违背了大部分贵族的意愿,便有可能在库里勒台上遭到废黜。

这种贵族封建制困扰着蒙古帝国分裂后形成的各个国家。即使对皇帝集权最为追求的元朝,也因为这个“漠北旧制”而始终未能完成皇权集权。

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影响,是破坏了其原有的王公、维彻、波雅尔三足鼎立的格局,又促成了各城邦在经济政治思想上的整合。

但仅是如此,俄罗斯虽然会走向统一,却未必会走向皇权集权。其结果关键还在于俄罗斯人自己的选择。他们其实早已接受了皇权至上、君权神授的理念,只是没有机会实现,是金帐汗国给了他们机会。这些理念来自拜占庭(东罗马帝国)。

早在6世纪中叶,随着《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理概要》和《新法典》的颁布(统称《罗马民法大全》),拜占庭就开始确立“君权神授”和“皇权至上”、国家权力至上的原则。

查士丁尼大帝反复宣称:人世间没有任何事物能比皇帝更高贵更神圣,因为皇帝是代表上帝管理人间的事务。

马其顿王朝时期,瓦西里一世立法加强皇权,颁布四十卷的《法理草稿》、六十卷的《法律详解》和四十卷的《法律介绍》。

这些法卷在东欧地区广为流传,对于政治制度尚未定型的基辅罗斯来说,其中的理论符合大公对权力的渴望,这也是罗斯接受拜占庭国教东正教的重要原因。

摆脱金帐汗国的控制后,俄罗斯君主立即以“第三罗马”自居,认为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到著名的伊凡雷帝时,更是加冕为“沙皇”,也就是罗马皇帝“恺撒”。伊凡雷帝在写给瑞典国王的信中宣称:“朕乃奥古斯都大帝之嫡系。”拜占庭对俄罗斯的影响可见一斑。

因此史家伯恩斯明确断言,俄罗斯专制统治最早“可追溯到拜占庭的影响”,也就是说,“蒙古体制是专制统治高效的工具,但不是专制存在的原因”。

君主专制的理论,还是拜占庭的比较高妙

俄国文学家普希金说,“蒙古人使俄国错过了文艺复兴”,认为蒙古人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联系,造成俄国文化落后的现实,这种说法并无根据。

文艺复兴是西方天主教世界内部的思想文化运动,可俄罗斯从未融入中世纪的天主教世界中。而且选择了东正教-拜占庭文化的俄罗斯文化对天主教天然带有一种明显的敌意。说蒙古人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联系,造成俄国文化落后的这一观念是站不住脚的。

何况,从十四世纪晚期开始,金帐汗国已经难以完全控制俄罗斯,到1480年俄罗斯彻底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如果俄国有意去学习文艺复兴,时间是完全来得及的。之所以没有,还是俄罗斯自己的选择。

金帐汗国使俄罗斯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而得与失,更多的还取决于俄罗斯自己的取与舍。

正如推翻元朝的明朝,抛弃的是元朝的对外开放的海外贸易,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宽纵放任的民间管理,而加强的却是皇权至上、思想管制和锁国之策,得失取舍皆从本心,怕是不能说是被强加的。

注释:

[6]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6-107页。

[7] A. Evans, 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Cambridge: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6, pp. 21-23.

[8]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一《兵志四·站赤》,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83页。。

[9]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1页。

[10]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1页。

[11]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张草纫等译:《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页。

[12] Charls J.Halperin.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London:I.B.Taurs & Co.Ltd.,1985.p.114.

[13] Grorge Vernadsky.The Mongols and Russia.New haven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p.377.


本文节选自班布尔汗兄的大作《元与世界》,这不是一部通史,而是围绕着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的多个专题,每个专题都讲得非常透彻,适合想要了解蒙古帝国实质的朋友,大司马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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