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汤序：
《觉醒年代》中陈延年在1927年慷慨就义的片段让很多观众潸然泪下。关于这段历史众说纷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始末被一些人简单粗暴地总结为“多疑的蒋介石背叛了革命”。那么，192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蒋介石对原本正处于“合作”中的共产党人痛下杀手？
1927年，历史性的转折点
九十五年前，也就是1927年的春夏之交，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国民党称之为“清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产和第一次国内大革命走向失败。包括政变的始作俑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内的众多历史人物，在这个历史当口作出了不同的抉择，中国历史的又一次分野自此而始。
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国内从小学开始的几乎所有历史教科书都做出了类似概述：“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国内对蒋总司令的历史评价，似乎也以此事件为转折点，“四一二”之前是革命者、国民革命领袖；“四一二”之后至其离世的半个世纪，不管是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就以负面评价为主了。当然，时过境迁，现今在互联网上可以轻易找到对蒋的各种评价。
历史的发展往往以重大事件为加速器，而重大事件的发生，如果条分缕析，往往能从错综复杂的经纬和诸多混杂无序的变故中，找到一些难以避免的所谓必然性；而裹挟在其中的历史人物，做出的诸多个人抉择，交汇互动后又推动着下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
第一次国共合作背后的苏俄“意志”
1922年1月，列宁亲自提出了通过当时是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方法，促进当时的中国第一大党国民党的革命化，目的在于使国民党能够亲近苏俄，反对帝国主义，而同时又提出共产党要监督、引导乃至领导国民党彻底反帝。孙中山在革命屡遭挫折之后，力排众议，走上了联俄联共之路，对国民党实施了改组并召开了一大，随即发动北伐；陈独秀在激烈反对无效之后，基本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主张。但国共两党在由外力牵头并推动实现的合作中，自始至终摩擦乃至冲突不断，贯穿于第一次大革命的合作进程一直受到苏俄代表的直接影响和苏共党内斗争的间接影响。在革命狂飙突进、工农运动日渐激进以至严重失控之际，意识形态激烈的中共提出了“迎汪倒蒋”并希望武装占领上海。被苏俄以及国民均寄予厚望的蒋总司令，在被左派主持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基本剥夺掉全部职务（仅保留了总司令职务）之后，迅速缓和了与英美日列强的关系，获得了江浙财阀的支持，做出了他的最终抉择。
当时年方四十岁的蒋总司令，在1927年咋暖还寒的四月，时值北伐势如破竹、民众反帝反封建革命激情高涨之际，对战友痛下杀手，毫不留情，几乎一夜之间改头换面；国民党左派和初生的共产党遭到大肆屠杀，国民革命势头急转直下。事实上，回望肇始于1922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从促成合作的国内外背景、孙中山和陈独秀的思想动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合作动机、当时社会各类人群的利益诉求来看，合作从初始便孕育着各种严重的不确定性。
1922年7月，孙中山准备北伐之际，陈炯明叛变，在遭受又一次的失败后，开始与负有共产国际使命的苏俄外交家越飞接触；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发表了著名的《孙越宣言》，标志着国民党联俄联共政策的形成，国民党开始吸收中共党员加入。值得注意的是，在孙中山的坚持下，这份宣言公开声明：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
国民党内的分歧
1923年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一位对中国早期革命史有重大影响的苏联共产党人——被孙中山聘为改组国民党的顾问，国民党一大的宣言、纲领到章程等所有重要文件都参照了苏共的意见，三民主义也得到了几乎全新的阐释。此时的孙中山，已经把中国的落后和屈辱归因于帝国主义，大力号召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坚定了以俄为师的主张。但同时，国民党内最为孙中山倚重的胡汉民、汪精卫以及蒋介石等诸多骨干，在联俄反帝的认识上，已经与其貌合神离；蒋介石当时的日记和信函，都表达了对苏联政治意图的深刻怀疑和对苏联影响日渐渗透的强烈反感。事实上，对于众多长期受到英美或日影响的国民党精英来说，他们对苏俄的不信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当时的苏联及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国坚定反帝的既定方针下，从一开始就希望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能够对国民党、特别是其领导高层发挥重大影响；更有甚者，共产国际明确要求弱小的中共要逐渐在革命中分化以至取代国民党获得领导权。国民党23年改组的重大事宜，如党章、纲领等，鲍罗廷一直在与广州共产党人秘密讨论。而孙中山实施国共合作的真实目的，是希望用三民主义包容共产主义，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可以转化为三民主义者，而他决不允许任何人试图毁坏其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创立的国民党。为此，孙中山一面允许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重要职务，包括中央执行委员，另一方面却安排相当一批对共产党人持疑惧甚至反对态度的国民党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一方面批评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另一方面责难共产党人破坏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国民党内不满共产党的情绪愈演愈烈，甚至在国民党内已有相当势力和地位的共产党人也颇多怨言。
从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正式实施“容共”政策起，到7月孙中山迫于党内压力，不得不召开全会专门讨论国民党中央监委提出的针对共产党的“弹劾案”为止，仅仅半年时间，国民党内发生的指控共产党人的案件已经有20多件；而“弹劾案”的正式提出，事实上标志着国共矛盾的公开化。鲍罗廷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这次全会，并接受了“弹劾案”的决议。而事先并不知情的中共中央，坚决不承认此次决议，陈独秀则向共产国际明确表达了对鲍罗廷独断专行的批评，向国内外全面公开了与国民党的政治分歧。
1924年10月14日，时为广州国民政府军事负责人的蒋介石率军平息广州商团事变后，孙中山重新开始推动北伐。仅仅几个月之后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突然逝世，国民党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鲍罗廷得以利用其政治顾问的身份和苏联援助的巨大效力来施加影响，扶助一向亲近苏俄、以左派示人的蒋介石成为了最高军事领导人。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基于各种报告，明确提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政党、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及其领导机构的主张。
苏俄与中共刺激了蒋的敏感神经
1926年，北伐即将启动之际，掌握了军队实权的蒋总司令，在与苏联新派遣的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发生直接冲突之后，怀疑季山嘉与汪精卫要对其合谋绑架，于3月20日发动了“三二〇政变”（或称中山舰事变）；苏俄选择了让步，陈独秀选择了继续合作，汪精卫愤而出走法国。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几乎一夜之间获得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州开拔，长驱直入，10月份便占领了武汉三镇；而苏俄和共产党基于对蒋总司令军事独裁的不信任以及对苏联援助不可替代的信心，则于10月掀起了“迎汪倒蒋运动”，对刚刚谋求到最高权力的蒋总司令形成了巨大压力。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北伐军高歌猛进所到之处，旧有统治秩序瓦解，新秩序空缺，革命气氛浓烈，社会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工会组织提出极高的加薪减时要求，罢工随时发生，工人纠察队随意抓人，破坏生产；农村中的农会则出现了随意勒索钱财、抗捐抗税，甚至扣截军粮、捉人杀人的现象。两湖地区生产瘫痪，经济停滞，财政收入锐减，北伐的前线部队欠饷。而中共尽管也意识到过激现象对北伐前线军队的刺激和对国民党军事集团利益的影响，但仍全力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拒不承认过火行为的危险，也未采取任何实际举措加以限制。斯大林在托洛斯基派的攻击下，同样坚决反对中国的工农运动退却或者收缩。
向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举起屠刀
1927年2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的主持下形成决议，剥夺了蒋介石除总司令之外的所有职务。但与此同时，出乎苏俄意料的是，英美日的对华策略迅速转变，开始与北伐军寻求妥协，同样将目光聚焦于蒋总司令；蒋总司令则做出了北伐军可不在上海驻军、尊重现有条约并保护外国利益的秘密承诺，提出了列强代替苏俄提供武器弹药的诉求。以虞洽卿、荣宗敬、王晓籁等为代表的江浙财阀提供的巨量资金支持，则给了蒋总司令另一层底气。
随着3月下旬北伐军开入上海，中共秘密决定通过工人武装掌控上海，建立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临时政府，在中国创造另一次伟大的十月革命。与此同时，蒋总司令也在紧锣密鼓地布置“清党”，以中共阴谋离间军队、篡夺国民党、破坏北伐、造成外交冲突为借口，在取得了公共租界总董和法国租界总巡的支持后，终于在1927年4月12日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举起了屠刀。
蒋介石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作出了抉择
毋庸置疑，蒋总司令多疑敏感、反复无常、独断专行的个性和舍无其谁、国之柱石的自我认知，对造成事变起了重要作用，但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
当时苏俄主要出于反帝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对国共两党从经费、武装到具体的路线方针都施加了重要影响；对国共合作中存在问题的解决也起了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主导作用。共产国际远在万里之外发布的政策指导，除了不能及时和全面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也发生过政策反复、前后冲突的问题；当时英美日与苏俄的国际斗争，从欧洲延续到中国，也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引入了不确定性。（苏联与英美日的影响）
早期我党受制于共产国际而出现了对国民党的政策摇摆，自下而上的工农运动发生了过激过火的行为都确实“刺激”到了蒋介石的敏感神经。而且，中共也存在对建立军事武装的认识不足、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尚在探索中等问题。（共产党内因）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从建党伊始就对共产主义和苏俄有着本质排斥，对与共产党的合作始终存在隔阂。（国民党内因）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运动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利益对立的一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叠加在了历史当口的蒋总司令身上，不论他曾经有过，或实际上思想中仍有着怎样的革命理想，他终究作出了可能带给他最大利益的抉择。
“四一二”发生后，革命形势便急转直下。汪精卫于6月解除了鲍罗廷的职务，7月15日发布了《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喊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随着“宁汉合流”与中共八一南昌起义的发生，国共第一次合作完全破产，两党自此走上了武装对立的道路。“四一二”对当时的诸多风云人物也造成了命运的巨大转变，蒋总司令通过党内斗争和二次北伐成为了独掌权柄的蒋委员长，陈独秀黯然淡出政治舞台并在几年后被其一手创建的共产党开除，汪精卫则在国民党政治领袖的光环下起起伏伏，鲍罗廷于26年底返回苏俄后随即获得了红旗勋章。
毛泽东，则自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苦难辉煌之路。
舶：厚德载物
兰：和而不同
主笔：60后老汤（汤超义）&90后 小汤
一对热爱读书热爱生活的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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