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年）7月26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江宁（即南京）迅速传开：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用匕首捅死了，后世称此案为“刺马案”。
当时，两江总督是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是晚清政坛中最受朝廷倚重和信赖的封疆大吏，也是油水最肥、权力倾国的要职。
两江总督被刺杀自然引起轰动。表面上这只是一起刑事案件，但其背后还纠结着慈禧、曾国藩等势力的角逐，涉及湘军、传教士等诸多集团和人物。“刺马案”在坊间更是流传着政治阴谋论、桃色的情杀版本等等。
陈可辛2007年导演的《投名状》，就是以“刺马案”为剧本创作的。
在清朝，江南始终是远在北京的朝廷“离不开、信不过”的地区；清朝皇帝及满洲权贵对江南的经济文化“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心情矛盾复杂。于是，总制东南的两江总督被寄予厚望和重任。
清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同时亦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的王朝，并在嘉道之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和社会都处于剧变之中，出现许多前朝历史不曾有的现象。于是，对晚清政治变局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人。
而清末两江总督恰恰是透视晚清政治的一把密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别开生面，在《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中聚焦两江总督易主和东南权势的转移，揭开了晚清政治的神秘面纱。
这本书在前段时间的新书预告中，就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其中的内容也确实精彩纷呈，今天让我们跟随韩老师的步伐，走近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01
东南的三次权势转移
“江督易主”
唐宋以来，伴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成为财赋、人文重地。明初朱元璋推翻元朝，定都南京，政治和经济中心都在东南。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政治、军事中心复归北方。但南京作为明朝两京之一，仍具有极为关键的特殊地位。
清朝入关之初，以南京为中心的东南，成为争夺的焦点和胜负的关键所在。后来，清朝设立两江总督，驻扎江宁（南京），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财赋、人文之区，掌理军政、淮盐、漕运、河工诸大政；这些要务既关系朝廷命脉，也与民生息息相关。
《江宁府城图》是由法国传教士方殿华神父绘制，是现存最早的运用经纬网控制测绘而完成的大比例尺城市地图之一。
所以两江总督不仅是东南半壁第一要缺，甚至有“理东南得人，则天下治”的说法，江督易主历来都是政坛大事。
晚清嘉道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先后发生了三次以“江督易主”为表征的权势转移。从短期观察，每一次江督遴选都直接体现着皇帝和中枢的意愿；从较长时期的江督人事结构透视，颇能窥出清朝内外时局的变化。
道咸之际
从八旗到湘楚的转移
清朝自入关后，对江南财赋、人文重地“离不开、信不过”。故从康熙初年开始，两江总督就几乎为满洲八旗所垄断，汉人出任江督的情况固然极少，汉军八旗出任江督亦很有限。
从顺治元年（1644）到嘉庆四年（1799）乾隆去世的150多年中，汉人出任江督的总时长不足10年。嘉庆掌权后，这一情况才明显改变。
道咸之际，湘楚汉人相继出任江督，标志着东南地区在文官经世的层面，出现从八旗到湘楚的权势转移。
随后咸同之际，两江总督曾国藩带领湘军平定东南后，从文、武、商、学多个维度推进了这一权势转移。
曾国藩，晚清时期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清末汉族地主武装湘军的首领。
这不仅带来满汉关系的深刻变化，而且将长久以来或明或暗的南北问题凸显了出来，揭开了清朝历史上朝廷与东南关系的新篇章。
同光时期
“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和维系
咸丰十年（1860）湘军首领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随后节制东南四省，奠定了湘、淮军最终成功的基础，不仅是晚清政局的重要转折，也可视为江督易主的关键节点。
经过二十年的试探、斗争与妥协，至1880年代形成了一个“江督非湘人不可”的政治局面，可称为“湘人江督格局”。该格局的形成、维系和终结的历程，既反映了咸同以降清朝政治版图和派系权力的演变，也牵动着朝廷、北洋和南洋的关系，还体现内政外交的互动。
从同治三年（1864）以后曾国藩不得久任江督，曾国藩去世后江督选用非湘非淮、进士出身者，以及1880年代以后，朝廷选择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等湘系大员出任江督的情况看，晚清督抚虽然权力明显增大，但朝廷仍握有调遣督抚的大权。
不过，朝廷的大权也颇有限度，至少受制于两大条件：一是中外局势，二是东南稳定。
庚子之后
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
“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庚子危局之中，李鸿章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承担议和重任；刘坤一则在南洋主持东南互保，权势达致顶峰。这可视为湘（南洋）、淮（北洋）二系共持大局的回光返照。
李鸿章
刘坤一
不久，年迈的李鸿章和刘坤一就在光绪二十七（1901）和二十八年相继离世。南、北洋于是迎来崭新的时代。已在练兵、交涉、洋务、吏治等方面展现出超人能力的袁世凯，几乎毫无争议地接掌了李鸿章身后的北洋权力，实现平稳过渡。
然而，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南洋财赋之区则在军事政治强人刘坤一去世后，陷入了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在此背景下宣告终结，东南湘军随之衰落。
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北洋下南洋”的谋划密不可分。
02
南北问题持久而深刻
“南北”
清末时人说：“南北之分，为众祸之源，满汉、新旧诸说，皆由此起。”这里的“南北”不仅指籍贯上的南人与北人和地理上的南方与北方，也涉及经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
清朝因号召反满、共和的辛亥革命而覆亡，但革命中“南北”的表现明显不同。甚至一度有划江而治、南北分裂的危险。即使后来南北议和，清帝逊位，五族共和，满汉问题已不存在，但南北问题却更加复杂，成为困扰民国政局的核心难题。
1911年12月18日，民国代表伍廷芳和以清廷和议代表唐绍仪为首组成的南北和谈代表团，在上海的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召开首次会议。图为南北议和代表合影。
显然，南北问题比满汉问题更为持久而深刻。清朝入关后，既标榜满汉一家，更注意南北混一，对东南财赋人文之区可谓费尽心思。在当局武力与怀柔、恩威并施之下，南北问题很长时间处于或明或暗之间。
然而到了晚清，在中外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南北问题凸显了出来。晚清南北分野为何日益明显呢？
1
近代“南风北来”，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皆由南人发起，故晚清可说是“南方针对北方提出自己主张的历史”，也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2
晚清的丝、茶等对外贸易和轮船、电报等洋务事业的展开，对东南产生的红利要远大于华北。可以说，晚清就是南北重心不断创制和转换、不断平衡但最终失衡的历史。
3
经济地位的差别，和战主张的分歧，新旧观念的不同，又与太平天国之后南北实力的此消彼长交织在一起，在地域意识和舆论渲染下不断发酵，终至清末形成巨大的南北分野。
4
侵华列强势力范围的划分和互相竞争（比如英、俄南北较量），也加剧了清末的南北分野。
可以说，晚清政治就是南北重心不断创制和转换、不断平衡但最终失衡的历史。
03
既有合作又有妥协的动态过程
“有重心的同治”
晚清时期，以江督为表征的东南权势转移，不仅反映着南北关系的演变，也和清朝的央地关系、内外政治秩序的变化紧密相联。
以往罗尔纲等多数学者从中央集权的解体，兵权、财权等下移出发，提出晚清内轻外重，甚至督抚专政的观点，并将其视为清朝最后垮台的远缘。
与之对应，刘广京等少数学者则提出修正，一方面承认督抚比以前权重，但不认为达到内轻外重，尤其是督抚专政、自治的程度。
认同内轻外重者，聚焦于权力的下移和督抚的扩权，反对内轻外重者，则强调朝廷对督抚的控制。前者常将湘淮军功集团并举；后者又喜谈朝廷善于驾驭湘淮，形成南北分治。
左宗棠致曾国藩的军情禀报手札。1861年，左宗棠所率湘军在江西景德镇连胜太平军，使曾国藩绝处逢生。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内外轻重的思路尽管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但从历时性观察晚清中外关系和清朝内外的动态变化，不免有静态化、简单化之嫌。所以，韩老师提出用“有重心的同治”来诠释晚清政治的特色及出路。
所谓“有重心的同治”，是一个结构性的模型。“重心”的创立、平衡和转换，以及朝廷与各个重心在此背景和制约下的政治、经济、外交运作，就是“同治”。“同治”之中自然既有合作妥协，又有精英斗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有重心的同治”之要义在于，既有重心，又讲平衡。除了中外关系，国内的湘淮南北满汉平衡最为关键。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有重心的同治”在清末被内外新因素所打破，晚清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由此大不一样。
这些新因素主要有三：首先是外敌入侵，但也与清朝高层的应对不无关系；其次来自清末的中央集权，打破了内外、南北、满汉、官绅平衡；最后则是“北洋下南洋”的进程。
《时局图》、把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及时地、深刻地、形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北洋下南洋与中央集权既有交集，又各有侧重。中央集权建立在北洋南下的基础之上，通过北洋南下达成。
慈禧、荣禄、奕劻希望集权中央，但辛丑回銮之后，虚弱的朝廷无力单独执行中央集权，故需要借助能干的袁世凯的北洋实力，袁世凯则借此推行他的北洋南下。所以，中央集权与北洋下南洋是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
本来，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清朝最担心曾国藩系统既掌军权，又握财权，在东南坐大，形成“藩镇”。故清廷尽力去控制南洋财赋之区，但并不那么担心北洋成为“藩镇”或“军阀”，因为北洋缺少资源，离开“南洋根本”的支持，即无能为。
以故，咸同以降，出现两次“南重北轻”局面后，清朝也都着力于重建北洋实力。而南洋、北洋既提携又制衡，形成“有重心的同治”，共持大局，最符合已经难以中央集权的晚清朝廷的利益。但清末随着北洋下南洋迅速而深入的推进，南洋失去了重心地位，表面的南北联合，实际导致了北洋控制南洋，南洋从属于北洋的局面。这就并非清朝所愿。面对这一情势，丙午年（1906）九月，张之洞、岑春煊都有密电称“南、北洋联合，非国之福”。
因此，也正是在这时兴起的官制改革中，慈禧太后和奕劻断然采取了削弱袁世凯北洋实力的举措。但他们并不愿意抛弃既有实力又有能力的袁世凯，故在丁未政潮后将袁氏内调，赋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高位，以襄助内政外交，为中央集权服务。
迨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下旬两宫先后薨逝，继任的亲贵载沣等人联手罢黜了袁世凯。然而，摄政王载沣无力掌控局势，造成亲贵争权，君权分裂的局面。
载沣，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生父，宣统年间他与隆裕太后同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伴随着张之洞等老臣或死或罢，尤其是缺少了袁世凯的力量，宣统朝的中央集权难以执行下去，激起了强烈反应。而此前轰轰烈烈的北洋下南洋早已形成气候，并未因袁世凯下野而被逆转，故一旦局势紧张，“非袁不可”的呼吁竟然南北同声。
进言之，满洲权贵和袁世凯在辛丑回銮后，裁抑南洋湘系势力、控制东南财赋之区的时候，颇有合作。迨至辛亥革命在南方爆发，袁世凯复出，也可视为满洲亲贵和袁世凯继辛丑回銮之后的又一次合作。
1913年10月10日袁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只不过时过境迁，清室式微，袁世凯也计划利用南方革命的压力去除亲贵势力，从而获得大权，然后再以民国中央名义继续北洋南下，同时也以民国中央名义进一步中央集权。因此，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继续“北洋下南洋”，可以看作是清末十年历史的延续。
总之，就晚清历史而论，统一国家不在南北互斥互压，而在南北既形成良性互补，也可以有力制衡，通过洋务新政，走出历史新局。这就是“有重心的同治”的精义所在。
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
作者：韩策
突破既有解释框架，为晚清民初的政治走向贡献了一条新的解释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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