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 ），字德约 ，明朝第十六位皇帝（1627—1644年在位） ，也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母为孝纯皇后刘氏。
天启二年（1622年），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即位，年号崇祯。 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平反冤狱。在位期间，朝廷党争不休，民间灾害不断，导致域内农民起义爆发，关外后金政权趁势崛起，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时，自缢于煤山，终年三十四。清军入京后，以礼改葬于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庙号怀宗（后取消），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即位，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注：由于战乱和年代久远，崇祯帝的画像并未流传下来，概述照片是今人附会的。
崇祯，大顺王朝后勤部部长、爱新觉罗家族最忠诚的死间、大明王朝最后的掘墓人，一脚油门将大明朝这辆破车加速开进了历史的深渊。
有人常常会问：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后金，都不是历史上那些强大的内患或者外敌，怎么大明朝就这么亡了呢？
很多明朝遗民也常常会这么想，甚至，相信连皇太极都曾这么想过：我这限于一隅的一点兵力，怎么就获得天下了呢？
其实，有我后金第一功臣崇祯皇帝的无限“神助攻”，就是把战神白起加军神诸葛亮一起打包送到大明王朝，都会被对手几波带走。不是李自成或者后金太强悍，实在是崇祯背后捅刀举世无双。
崇祯厉害到什么程度？
崇祯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开国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为相时，始为五十一人。
十七年用了宋朝一百三十年的宰相数。
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阉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 ，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下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去，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子庶吉士端并降。
十七年换刑部尚书十七人。
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也。
十七年诛总督七人，袁崇焕之冤屈就不多说，说说郑崇俭
崇俭与张献忠战本胜，以杨嗣昌言其撤兵太早，致师败绩，不俟秋决，以五月弃市。
郑崇俭败张献忠，反而“不俟秋决，以五月弃市”，杨嗣昌之言基本是胡扯，有机会再写，写出来太多。
你以为这就完了？naive！
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
十七年诛巡抚十一人。
最典型的是孙传庭，他打仗实在是一把好手，可以说是“反贼杀手”，最后却死于李自成之手，可悲可叹。
最初陕西巡抚甘学阔不能讨贼，秦人不满。孙传庭临危受命，以九年三月受代，九年七月即擒闯王高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这只是孙传庭刚上任时的军功之一，具体摘录如下
当是时，贼乱关中，有名字者以十数，高迎祥最强，拓养坤党最众，所谓闯王、蝎子塊者也。传庭设方略，亲击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录功，增秩一等。而贼党自是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矣。明年，养坤及其党张耀文来降。已而养坤叛去，谕其下追斩之。击贼惠登相于泾阳、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贼马进忠、刘国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关，复合河南兵夹击之，先后斩首千余级。进忠等复扰商、雒、蓝田，叛卒与之合，将犯西安。遣左光先、曹变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条龙，招还胁从。募健儿击余贼，斩圣世王、瓦背、一翅飞，降镇天王、上山虎，又歼白捍贼渠魁数人。关南稍靖。遣副将盛略等败贼大天王于宝鸡，贼走入山谷，传庭追之凤翔。他贼出栈道，谋越关犯河南，还军击，贼走伏斜谷，复大败之，降其余众。西安四卫，旧有屯军二万四千，田二万余顷，其后田归豪右，军尽虚籍。传庭厘得军万一千有奇，岁收屯课银十四万五千余两，米麦万三千五百余石。帝大喜，增秩，赉银币。
孙传庭一上任，一路势不可挡，陷凤阳、焚皇陵，大书“古源真龙皇帝”的各路“反贼”被砍瓜切菜一般的一锅端了，专治各种不服。
崇祯十一年，在洪承畴和孙传庭的齐心协力之下，新任闯王李自成又被教做人式的花式吊打。
河南贼马进忠、马光玉驱宛、洛之众，箕张而西。传庭击之，贼还走。又设伏于潼关原，变蛟逐贼入伏。而闯王李自成者，为洪承畴所逐，尽亡其卒，以十八骑溃围遁。关中群盗悉平，是为崇祯之十一年春也。
那么崇祯皇帝及其宠臣是如何对待孙传庭的呢？
传庭两奉诏进秩，当加部衔，嗣昌抑弗奏。十一年春，贼破汉阴、石泉，则坐传庭失援，削其所加秩。
传庭既屡建大功，其将校数奉旨优叙，嗣昌务抑之不为奏。传庭恳请上其籍于部，嗣昌曰：需之。
嗣昌又劾其托疾，非真聋，帝遂发怒，斥为民，下巡抚杨一儁核真伪，一儁奏言：真聋，非托疾。并下一儁狱。传庭长系待决，举朝知其冤，莫为言。
首先，屡次立大功无厚赏，仅加秩。只因部下失汉阴、石泉，就连坐到孙传庭谓之没有及时救援，又再次削去所加秩。合着孙传庭打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连名义上的荣誉都不给一个。
其次，将军百战死，孙传庭旗下将校冲锋陷阵自然是希望能够加官进爵，可是大伙儿大功立了无数，依旧什么都没有。
最后，仅因为杨嗣昌弹劾孙传庭托疾，就直接将孙传庭贬为民。这还不是最奇葩的，最奇葩的是自己派杨一儁去检验孙传庭是否真的聋了，杨一儁检验完回来说：是真的聋了，不是托词。居然就把杨一儁下狱了！！！给崇祯办事真的是一道送命题。将功臣孙传庭贬为民还不够，居然下狱长系待决长达三年。
但是大顺王朝第一功臣崇祯皇帝不可能仅限于此，在他无比信任的杨嗣昌一败涂地之后，想起了被他下狱三年的孙传庭，又重新把孙传庭从狱中拉出来开赴前线。
传庭既已诛杀人龙，威詟三边，日夜治军为平贼计，而贼遂已再围开封。诏御史苏京监延、宁、甘、固军，趣传庭出关。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传庭不得已出师，以九月抵潼关。
传庭既已败归陕西，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我军新集，不利速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火车载火砲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明年（十六年）五月，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寻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剑。趣战益急。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顷之，不得已遂再议出师。
可以捋一下时间线，孙传庭是十五年正月复起的。当时兵力殆尽，孙传庭招募新兵，日夜治军。九月就已经被崇祯皇帝强迫出师，神仙也不可能只用八九个月的时间将新兵训练成百战之师，面对经过多年征战的闯王部。
败归陕西之后，孙传庭的计划很明显是准备打持久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但是没办法，耐不住急性子崇祯皇帝又再次死命催促，再次率领新募之师出师。
都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子兵法》有云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孙传庭固然知道“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但是耐不住崇祯八百辈子都做不到“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他最擅长的是“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孙传庭怎么打？从孙传庭被启用，到身亡，不到两年，试问如何以千疮百孔之师兼急性子瞎指挥的崇祯皇帝去以少胜多打败李自成？孙传庭从复用到身亡，每一件事都没做错，谁料闯军有高达。
最最奇葩的是，孙传庭身亡之后，疑心病到死的崇祯皇帝居然不相信孙传庭已经为他朱家的天下战亡
或言传庭不死，帝疑之，不予赠荫。不半载，明亦亡矣。
公元1644年二月六日，李自成农民军兵临太原城下。山西巡抚蔡懋德请求思宗调集兵力支援太原城，崇祯令喻真定，保定，宣抚，大同等地武装向太原集结，四镇不听指挥。巡抚蔡懋德嚎啕大哭，绝望之中，以死殉职。十天之后，公元1644年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军队兵临忻州，代州。忻州不战而降，代州总兵周遇吉艰苦奋战，二月二十日，李自成军队进攻宁武关，有代州退守宁武关的周遇吉殊死抵抗。弹尽粮绝被李自成农民军抓捕嵽死。公元1644年三月一日，李自成农民军进攻大同，巡抚卫景瑗自缢，总兵姜嬛投降。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农民军兵临北京城外。，明廷举朝震动。思宗询问众位大臣有何良策，多数大臣认为，应该关闭城门禁止出入。在兵力调遣，整治改观方面，满朝文武大臣几手足无措。三月十三日，崇祯再次询问大臣有何方略可以退去北京城外的农民军，兵部尚书张缙彦脱下乌纱帽，请求罢官。事情到了如此地步，整个明朝官僚机构除了等死，别无他法。
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刺死周皇后，张太后以及公主等数人后。有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陪同，在煤山寿星亭旁边的一颗大树上自缢。死前以手指血书：朕自登基十七载，三邀天罪，至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不修德，以至失国，羞着衮冕见祖宗于地下，又有满朝贪官污吏皆可杀，百姓无罪。
思宗自缢时候是三月十九日凌晨，行动极其秘密。满朝文武大臣皆都不知。思宗自缢之后，于三月二十日，尸身被发现于煤山上。明朝官僚集团失声痛哭，为思宗殉国者不计其数。内阁辅臣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路，刑部侍郎孟兆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大理寺卿凌义渠，太仆寺丞申佳嬴，兵部郎中承德，工部主事王钟彦等等。
思宗于万历三十八年生，于崇祯十七年卒。享年34岁，17岁登基，在位十七年。隔弊除新，励精图治，却始终难以挽救明晚期危局。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帝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帝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监。与此同时，崇祯帝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崇祯帝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崇祯帝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帝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帝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虽然崇祯帝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帝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明史·流贼传》：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南明大臣把崇祯帝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
清初张岱：“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 。
清人萧徵模咏崇祯皇帝的诗歌写道：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可怜三百年夭下，断送忧勤惕励中。
顺治帝：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因）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加谥数字，以扬盛美。’又尝登上陵，失声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上为后代所惓怀如此，况其臣民乎！”
康熙帝：总由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锁绿山人《明亡述略》：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全祖望《明庄烈帝论》：“庄烈（朱由检）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乾隆帝认为，明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他虽然辛苦经营17年，仍不能“补救倾危”，最后以身殉国。
孟森：“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之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
姚雪垠：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
樊树志：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以身殉国时年仅三十三岁。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清查魏忠贤阉党逆案，拨乱反正，营造新政，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从万历到天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弊政，压垮了明朝的统治架构，内忧与外患同时袭来。
张德信：特殊的宫廷生活环境、坎坷多事的命运，造就朱由检的畸形性格。在皇权递争之中，在朝野党争之际，在抵御后金、对付农民起义之时，表现出聪颖自信而又猜忌多疑、形似谦恭而又刚愎自恃、勤心图治而又急躁专断等复杂情性．最终导致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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