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历诗人,很多人的评价是“气骨中衰”,经过了安史之乱的变故后,盛唐的高蹈豪迈已经成为过去,诗人们纵有复兴之志,但也无回天之力了,因此他们大多是以诗歌委婉地表达自己悲苦的人生。
但是诗歌的长河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平静之后,注定要进入另一个激流汹涌的险滩。大历诗人的沉郁似乎是在为另一个锋芒毕露的高潮蓄势,这个高潮就是韩愈孟郊和他们倡导的韩孟诗派。
韩愈(768-824年)
字退之,河阳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韩愈小时家境艰难,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然后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只好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官至太子右庶子。
在文学史上,韩愈最著名的是和柳宗元一起反对六朝骈文,倡导了“古文运动”。在诗歌上,他的创作也与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后人评价韩愈诗歌追求“奇崛险怪”,好涉险猎奇。有些诗歌气势磅礴,颇有盛唐遗风,但是有些也用语生涩,难以卒读。
比如他的《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
光华闪壁见神鬼,
赫赫炎官张火伞。
然云烧树火实骈,
金乌下啄赪虬卵。
魂翻眼倒忘处所,
赤气冲融无间断。
有如流传上古时,
九轮照烛乾坤旱。
整首诗虽然写得怪不可言,但是也极具气势,比起中唐很多诗人的沉吟婉转,也可算别开生面。韩愈诗歌另一个特点就是以文入诗,这可能与他身为最著名的散文家有关:
韩愈既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散文作家,自然不可能不把散文的写作手法运用到诗中来,就是说,不追求诗句的紧缩,而欣赏诗句的散文美。把散文化倾向引入诗中,也就是所谓的“以文为诗”。
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寄卢仝》)
且不说“破屋数间而已矣”是纯粹的散文句,还带之乎者也这类虚词,就是其他各句也都是散文化的,从语序看都符合口语的习惯。不过这种平直浅白的散文句,却又别有一种潇洒自在,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 (《唐之韵》)
而韩愈诗歌主张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大概还是那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这不仅是他的诗歌主张,同时也是他为人的信条。
不平则鸣
韩愈20岁考进士,但是三试不第,25岁上终于考上了,但是又没能通过吏部的考试,所以没法做官,只好到藩镇手下作幕僚,后来才回京,任四门博士。在当时,人皆以从师学习为耻,而韩愈任博士之后,大胆招收后学,提倡从师,并写下了著名的《师说》,这篇文章直到现在仍然是高中语文课本里的重点篇目。文章开篇就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文章中提到的“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从师观念,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柳宗元评价说:
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
而韩愈的“狂”不仅体现在“好为人师”上,36岁时,韩愈担任监察御史,一年天旱人饥,韩愈上书请求减免赋税,得罪了当政的京兆尹李实,于是被贬为阳山令。遭遇了他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挫折。直到顺宗退位,宪宗即位,韩愈才回到京城。遭遇了仕途困顿的韩愈,照理说应该汲取教训,不再作狂夫之言了,可是,元和十五年(820),韩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将韩愈以斗士的形象列在了儒家先贤的行列之中,也使他以复杂的身份,被列入了中国文化史、诗歌史和佛教史中。
虽千万人 吾往矣!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末期,到唐代,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唐代国教本为道教,武则天称帝后,为了与李唐势力抗衡而大力扶植佛教。允许禅宗北宗领袖神秀肩舆上殿,亲加跪礼,供奉于长安内道场。还下令“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造成举国上下崇佛的局面。
武后之后的中宗、肃宗、代宗等皇帝仍崇佛不止,佛教发展到极盛。
佛教的兴盛使很多崇尚儒道的大臣感到了威胁,武德七年,大臣傅奕就上书高祖,说佛经使中国人“不忠不孝”“游手好食”,认为佛教主张的布施和食素其实是愚民们的贪婪虚妄之想。(“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佛教的兴盛,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功”,要求禁止佛教的传播。(《旧唐书》卷七十九本传)
中唐之后,由于“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趁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在经济上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利用佛教中饱私囊者也比比皆是。王维的弟弟,德宗时的宰相王缙就利用职权,唆使五台山几十个和尚“分行郡县,聚众讲说,以求货利”。(屈小强著《白马东来》)
面对佛教的兴盛,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韩愈深感忧虑。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一节,每三十年和尚就将舍利请出供养,并说能致“岁丰人泰”。这年正月,宪宗派太监杜英奇等三十人到法门寺,将佛骨迎到宫内供养。在崇佛风气的影响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人小民,纷纷施舍财物,以表虔诚,没有财物的,甚至自残身体以示礼敬。“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唐语林》)
在这举国一片念佛声中,韩愈站出来了,在皇帝崇佛,举国痴醉的气氛中,韩愈应该不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但是,他还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尖刻地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甚至说佛骨是“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应该“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这些话在崇信佛教的皇帝看来,何止是大逆不道!而韩愈更让皇帝恼怒的是,他奏章里居然说从东汉明帝以来,好佛的皇帝大多是短命的,好容易有一个在位比较长的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可是死得也太难看――被叛将候景饿死在台城。于是得出结论:“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
宪宗看到奏疏之后大怒,把韩愈的奏疏拿给大臣们看,并要治韩愈死罪。宰相裴度、崔群说情,宪宗说:“韩愈说我崇佛太过,我还可以容忍,但是他说东汉之后信佛的皇帝大多短命,怎能如此狂妄?”坚持要处死韩愈,最后,还是在朝廷大臣们的劝谏下,免除了死罪,将韩愈贬到潮州当刺史。
云横秦岭家何在
险遭杀身之祸的韩愈神色黯然地离开了京城,前往八千里路之外的潮州。走到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送行,于是,就有了这首被后人咏叹不绝的诗歌。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当权者的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专制政府的效率就一定能达到最高的程度。诗人首句中说早上上奏章,晚上就被贬,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到此时,韩愈也没有低首哀鸣,俯首乞怜,而是敢作敢当,直言是自己“一封朝奏”而引来“夕贬潮州”,铮铮男儿气仍敲击出金石之声。罪是皇帝定的,诗人遵命到贬所,并不意味着就承认自己有罪,即使是差点掉了脑袋,韩愈还是执拗地坚持崇佛是“弊政”,不必说自己为此得罪,即使是丢了性命,也是老而弥坚,无怨无悔。可是,在专制社会,说真话的现实成本太高了。
云横秦岭,家园何在?这句诗似乎是一句谶语。韩愈离京的时候十分仓促,坐着驿车就匆匆出发了。他离开之后,家人也被谴逐,他的小女儿在路上病死了,但是无法安葬,只好草草葬在驿站旁的山下。蓝关的积雪挡住了前路,马似乎也知道诗人的悲怆,举步不前。诗的结尾沉痛,但是又略微有一些苦涩的幽默:知道你来是为了什么事,一定是前来准备为我收尸的吧?
佛教自唐代之后,逐渐走上与儒、道合流的道路,成为支撑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只鼎足之一。因此韩愈排佛,后来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柳宗元说韩愈排佛是惑于名而未见实,不知佛教其实是金玉其中的。
宋代王安石说,韩愈排佛斥老,与庄子所谓的夏虫无异。苏东坡则说:‘韩愈所论不精于理,支离破碎,又往往自叛其说。’其实,韩愈崇佛还是毁佛,对千年以后的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在皇上永远圣明的专制社会,更多的是万姓胪欢的歌颂,或者是遇斥遭贬之后的痛哭流涕叩头悔过。
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宗教表演中,竟然还有一个清醒而固执的读书人,能够在缭绕的香烟中傲然站立,在痴醉的佛号声中,用尽丹田之气,发出一生呐喊,虽然,这喊声也许很快会被钟磬声压倒,被木鱼声掩盖,但是,这声呼号却与两千年前孟子的呼号遥相呼应:“虽千万人,吾往矣!”
千年之后,不知道,这样的呼应,是否还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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