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的人生之路,越走越…… 作者:郭海霞
1980年5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来信。这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信,诉说了一位青年对生活满怀憧憬,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遭受打击的人生际遇。该信引发了“人为什么要活着”的人生观大讨论,持续半年之久,轰动全国。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如今,近40年过去了,“潘晓”已然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成为“人生观大讨论”的主角
黄晓菊的母亲是北京人,年轻时响应国家支援边疆的号召,到包头去开拖拉机,后来和一位军人结婚留在了包头。黄晓菊是家里的长女,出生时条件很艰苦,她从小身体就很弱。为了加强营养,一岁时黄晓菊被送到了北京的外祖父家。
1972年,黄晓菊初中毕业。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免修体育,她没有资格上高中,也不能去插队。在家待业的两年间,黄晓菊整日为前途担忧。后来,一位同学的妈妈建议她向组织上寻求帮助,1974年,她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当工人。干了七八年后,她有了新烦恼:难道就这样一辈子和机器打交道吗?
为了排解精神上的苦闷,黄晓菊读了很多书,有《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简?爱》《红与黑》等。“我在书中找到了共鸣,原来书里的主人公也有和我一样的苦闷。”《简?爱》中的女主角对命运的不妥协和对自我的勇敢探索,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黄晓菊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1978年,黄晓菊参加了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的文学培训班。“我记得有一节课的主题是‘德才学识与真善美’,李燕杰老师把‘德’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才学识’;‘真善美’中‘真’是首要的,没有真,哪儿来的善和美。他很愿意用自己的热情去引导别人,这对我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在李老师的帮助下,她采访了诗人艾青,采访文章发表在《艺苑蓓蕾》上。
1980年初,《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收到了很多诉说青年人生苦恼的来信,于是,他们决定发起一场青年人生观的大讨论。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深入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召开座谈会。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的推荐下,黄晓菊参加了座谈会,并作了发言。
《中国青年》的编辑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请她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最后发表在杂志上的那封信,大部分内容都来自黄晓菊的稿子,同时糅进了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一些话。发表时,编辑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组成了“潘晓”这个笔名。这封信于5月1日刊发,半年内,编辑部收到了6万多封读者来信。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中,黄晓菊一夜成名:有人堵在工厂门口要跟她“谈理想、谈人生”;还有人邀请她去作报告,有一些人还与她成为多年的好友。其中一位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
但成名也让黄晓菊在工厂的处境变得艰难,之后,她被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但在她眼里,这样的岗位与“到一个读书人多的地方”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于是,她又“不安分”了。接着,她应聘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员。为单位订阅杂志时,她想到社科院是研究“人”的单位,便在专业杂志之外又选择了一些“有人味的”,如《世界博览》《世界电影》等。可是在单位机制改革时她却遭遇停聘,“罪状”之一就是“未经领导允许,超范围订阅自己喜欢的杂志”。“停聘就停聘,”黄晓菊想,“年纪轻轻难道还怕养不活自己和孩子吗?”于是,她拿着3个月的工资回家了。但在丈夫眼里,所谓“与众不同”的“潘晓”和其他妇女并没什么区别。失业的煎熬,加上二人之间的诸多分歧,他们选择了离婚。
在生活的重压下打拼
1988年离开社科院后,黄晓菊反复思考“我是谁”的问题。她想摆脱“潘晓”的标签,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她把孩子托付给姨妈,跑到海南找工作。她在一家报社找到了工作,但要整天低声下气地拉广告,她无法忍受,于是决定去深圳碰碰运气。
那时候,黄晓菊已经30多岁,不会用电脑,英语也不好,找工作时四处碰壁。深圳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不管你资历如何,都要从头开始。就在黄晓菊想要放弃的时候,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家政工作。雇主是一位日本人,说是需要一个普通话好、有一定文化的人,专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可去了之后黄晓菊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样样都得干。日本人要跪着擦地板,黄晓菊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雇主的妻子索荣花就手把手地教她。黄晓菊本来就有关节炎,擦地时双膝跪得生疼。她之所以愿意留下来,一方面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源于索荣花对她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她们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深圳之行让她从备受瞩目的“潘晓”做回了尘世中的黄晓菊,也让她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它不是空洞的想象,不是别人预设的形象,而是在“泥与土”中生存,真正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完美,靠劳动赚取自己和家人的“面包”。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是她最大的收获。
坚持“站着挣钱”
在深圳工作两年之后,黄晓菊不想再错过孩子的成长,于是她回到了北京。
1993年,黄晓菊做起了服装生意。她在纸上画好衣服款式,交给裁缝做出样衣,再到木樨园进行批量加工。因为不善于跟商场负责人拉关系,黄晓菊经常被撵到最不好的摊位。她说:“我的服装有很强的时尚感,3年前做的服装,3年后仍然能卖得出去。生意没做那么大,是因为我的心思一直在生意之外,想挣点钱踏踏实实养孩子,然后赶紧做我喜欢的事情去。”
黄晓菊单枪匹马闯荡了十几年,后来,各大品牌服装全面进驻商场,个体户都被挤了出去。黄晓菊又租了一个门面开专卖店,但由于受到网络购物的冲击,生意很难做。之后房东和别人签订了10年的合同,她不得不结束了生意。50岁时,她办理了退休手续。
黄晓菊通过自己的奋斗养大了孩子,还把外祖父居住的老宅子也买了下来。说起做生意,她自认为是个有能力的人:“我很善于跟顾客沟通,但很多时候我不愿意这么做。如果我喜欢一个顾客,会跟他聊上半天,东西卖不卖出去都无所谓。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不亲和的,有时碰到很挑剔的顾客,我忍受不了便会跟顾客吵起来。我挺明白姜文的那句‘站着把钱挣了’。跪着能挣100,站着只能挣60,但我不愿意受那40块钱的气,我只站着挣钱。”
再续“文学梦”
退休后,黄晓菊不用再为生计奔波,那些年在谋生压力下变得模糊的文学梦又逐渐清晰起来。“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写随笔,每天都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下来。”尽管在“潘晓”来信中黄晓菊已经显露出一定的写作才华,但经历了年轻时的意外成名,又遭遇了一系列的生活波折,她一直刻意回避与之相关的事。但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黄晓菊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她加入了一家拍文艺片的电影公司。
黄晓菊说:“我对电影的热爱由来已久。当年开服装店时,我宁肯损失每天近千元的租金,也要去电影资料馆看电影节展演。我认为,拍电影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挖掘生活中可歌可泣的故事,深入挖掘人性……我希望能在电影中实现我的文学梦!
多年后,回想起80年代那场人生观大讨论,黄晓菊感慨道:“今天的精神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更加多元也更加丰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再是主观和客观谁先谁后、谁主谁从的问题,而是一个互相包容、互为成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平衡问题。”
来源《时代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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