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祥：就地城镇化应成为中国城镇化新的主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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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月21日，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自由论坛十四“县域城镇化的地方实践与创新”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召开。其主要议题在于以江苏、浙江、山东三省进行的实践探索基础上，探讨以县城为龙头带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创新思路。关于我国城镇化主体形态的话题，事关一系列重大决策，学术界始终存在不同的观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京祥教授提出，我国城镇化政策制度设计中存在的滞后、粗放、过于简单化等问题，需要前瞻的、精细化的、地域化的制度设计来解决现在城乡地区的土地、医疗、养老、社保等重大问题，并且明确提出就地城镇化应该成为我国城镇化新的主体模式。

张京祥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观点1：中国城镇化新的主体模式——就地城镇化

当中国城镇化水平迈过50%的门槛以后，随着经济的减速，中国的城镇化率也出现了明显的减速，而且城镇化的方式、路径、空间载体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以前是往城市涌的话，现在我们的县域也在成为新的主体。过去我们的城镇化，农民这种行为选择是基于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导致人口的城镇化，人口的流动是长距离的，同时，这些在城市谋生的人也是低水平的，或者是各方面的条件很差。但是现在这些农民在选择城镇化的路径、方式、空间载体的时候，考虑的是一种成本收益，是综合考量下的一种城镇化，除了要考虑经济收益以外还要考虑家庭、子女教育等等。考虑角度的变化就使得现在许多人已经放弃了长距离的异地城镇化，而选择了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如果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水平达到65%-70%的稳定状态，我们还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的话，在发展机会上除了向很有吸引力的城市聚集以外可能相当一部分会转向县域。

观点2：城乡之间推拉关系的反转与中国特色的逆城镇化

现在城乡之间新的推力和拉力正在塑造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历程。推拉学说强调城市里面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配套服务，这种一推一拉人口就向城市集聚了，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出现了变化，新一代的年轻人，包括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不再简单追求经济收入，而是注重生活质量和对幸福的感受。同时，乡村的价值也在发生变化，农村户籍的人所享有的隐形福利以及土地的收益，已经形成了新的拉力；而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生活压力、个人发展的天花板等，形成了一种推力。这种新的推力和拉力的反转，就使得一些二线城市失去了优势，对人口的吸引力大大下降，所以很多农民工纷纷回流，在长三角尤其如此。事实上农民根本不愿意放弃他的农村户籍和土地，这也就是说出现了中国特色的逆城市化。在西方城市，逆城市化是城市里的人因为生活环境差而去农村，而我们中国，城里的人是回不到农村的，现在大量的一代、二代农民工回到乡村，这是中国特色的逆城市化，这个逆城市化的主体是半城镇化的人口，或者是半市民化的人口。在国家新型城镇化中，无论是农民工市民化，还是农民工更好地回到农村去，都需要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作为支撑。

观点3：县域城乡发展格局将迎来重大变化

在当前中国的发展状况下，年轻人在县城居住、工作，而老人在农村务农的模式实现了县城和乡村这种综合成本收益的最优配置格局，所以县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是这样的格局是不是可以长久持续下去呢？因为新一代的年轻人可能又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如果县城不去提升品质，健全功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恐怕很多县城也会面临再洗牌；再来看乡村，乡村我们十八亿亩耕地，如果按照城镇化水平65%-70%来看，乡村将来的土地经营模式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种是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农产，一种是规模化经营的大农庄，这肯定是乡村发展的必然的方向，这就涉及到乡村的土地如何转变成有价值的资产和资本，因为毕竟在农村务农的人是有限的。拥有农村户籍而实际上已经市民化的农民如何在禁止土地买卖的政策限制下将土地进行资产化、资本化呢？这对中国将来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总体而言，中国当前城镇化的政策制度设计是滞后的、粗放的、简单化的，就是一刀切、一个模式，我们现在需要前瞻的、精细化的、地域化的制度设计，需要积极的有所作为，要顺势而为。我们现在要解决土地、医疗、养老、社保的问题，而不是无限期的拖延。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专家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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