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易经》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水火之间的辩证关系来重新解释太极刚柔属性关系的历史时期。把抽象的阳刚与阴柔，具体二元属性化为火之刚与水之柔。形成了君命如火，民意如水的国家社会结构理念。在这种理念下，君以民为水，民以君为火；水火相济，政通人和，生机盎然，万业繁荣；水火相制，君禀民意，民顺君策，国强民兴。
《易经》的作者，精通伏羲创始的符号逻辑学，用卦爻逻辑符号，构成六十四卦逻辑符号结构，设计了一个卦爻逻辑符号结构体系。并用爻辞、卦辞、系辞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逻辑体系中的阴阳辩证关系，描述了他所设计的国家社会结构中，君、臣、士、兵、农、工、商等诸多社会构成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易经》是一部人类最早的社会学经典巨著。
同时，《易经》也是一部太极思想的卦爻符号逻辑学的伟大巨著。它把太极思想，用卦爻逻辑符号的后继变化形式，使人类的思维判断，进入到了一个更准确、更可行的新领域。公正地说，《易经》把人类的判断逻辑认识，封建在一个卦爻逻辑符号系统内，进行全方位的认知与或然率判断，是一种思维观念上的进步。
但是，把自然学科的发展，也封建在社会学理念范畴内进行篡改与禁锢，则是一种人类思想的倒退。具有封建迷信色彩，是《易经》最大的缺陷。对易理的宗教式信仰和崇拜，导致产生了易理独霸天下的文化专制思想。即，统治者用社会构建的哲理，替代了数学思想，替代了太极九数之学，走向了人类需要对大自然持续认知、连续后继认知的对立面。天下独传《易经》一书，灭绝了除《易经》之外的所有思想和文化的传播，造成了商周文化断档的历史事实。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不知真理为何物”的漫长而黑暗的封建专制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商周文化的断档，中国人只知有易而不知其它，所以，只能视《易经》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源头。为了迎合《易经》中文化专制的思想，就需要对钟鼎文化时代产生的具体学科思想和理论，如中医学理论等，参照易理进行思想和理论的重朔。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黄帝内经》，是现代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来源和依据。
然而，古中医学理论的诞生，肯定在《易经》之前。现行中医理论，绝对是《易经》独霸文化对中医理论的一种篡改。从医理与易理的关系来看，现代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易理基础上的，以易理的君主核心结构论，替代了太极核心结构论。所以，在精神与神精的辩证结构关系上，忽略了程序结构性与串、并结构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对太极理论中的发散与收敛、积聚与耗散内容的舍弃，使精、神、气、血，变成了无法四象合一的分散属性内容。对气血关系，只能用易理解释成“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显然，是把气血关系，易理化为将军与士兵的指挥关系与母亲与儿子的生养关系，明显属于自然学科理论被社会学科理论模式化。这种易理式的表达，虽然可以对其辩证关系作出一些理解性的说明，但是，却越来越背离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宗旨，越来越背离了数理研究的方向。
《易经》中还经常提到了数理的概念，而在《易经》后的中医理论中，则见不到数理的内容。人体的生命结构，竟然与数字结构和物质结构的关系一点也没有了，完全变成了社会学的哲理概念。
三焦理论，本来是表达阴阳与太极之间一分为二、二合而一的辩证关系在人体生命结构中的具体分析。最后，因为在易理中找不到恰当的结构关系来比喻，竟然变成了有名无实而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
阴阳、里表、寒热、虚实八纲辩证，虽然也是八卦数理在人体生命科学中的具体应用。但是，在具体解释过程中，却很少使用八卦阴阳论的数理。如“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的辩证论，总摆脱不了易理的社会控制论的阴影。对阴阳在逼近太极的时候出现的渐变过程，根本没有描述。八纲辩证的核心内容，集中反映了火热与水寒的辩证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中医的基础理论经过易理的篡改，已经不再具有自然生命科学理论的研究特色，已经基本变成了一个社会学理论-------易理的模拟应用版本。
在中国流传着一句话：“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就是因为中医的基础理论，已经全部被社会学理论化了。也就是二者道理相通罢了。而真正用上医医国者，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人。如扁鹊、淳于意、华陀等，非但没有医国，反而被统治者所弑。这句话，也无非是说明了医理与易理同出一辙的道理罢了。而且，此话更深刻的寓意则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必需要如医理一样，遵循易理所限定的框架之内进行发展。否则，必然不会有好结果。
从中医的诊脉内容来看，它获取的诊断依据，显然应该是一种生命态势的判断。三部九候的取样逻辑，也符合数理的原始结构；信息获取的内容，也是浮沉、迟速、滑涩六气属性特征辩证。而且，对六个属性特征又细分为二十八脉。由此可以看出，这类信息的获取，对于阴阳、虚实、里表、寒热的八纲辩证，则存在一种属性转换的认识，就是生命过程中的五行生克。
这些内容所涉及到的数理属性和发散与收敛、积聚与耗散的属性非常接近而相对应。而且，存在一个获取信息得到的属性认知，与八纲辩证属性之间的互换与翻转认知环节理论。如果，没有一个属性翻转变化过程的理论来作为基础，对于任何自然科学理论来说，都是不可理喻与无法说得通顺和自圆其说的。
无论是收敛还是发散，它们的率性都是在变化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发散与不同的收敛过程之间，还存在一种率性的变化。如，中医诊脉六向脉中的“浮、沉”，确定的是“革、濡、虚、实、芤、浮、牢、弱”八种沉浮属性态势；“迟、数”，就是在分辨迟速之间“缓、疾、结、代、动、促、散、虚”八脉（虚在沉浮中，故为七脉）不同的率性；“滑、涩”，就是在分辨滑涩之间的“弦、紧、长、洪、短、微、细、弱”八脉（弱脉在沉浮中，故为七脉）串、并结构的通与塞。共计二十八脉。
这与太极数理的串行与并行、串通与并通、串联与并联的数体结构关系，同出一辙。而且，万数皆物的结构思想，使人们同样可以利用这种太极数理结构来认知人体和生命。因为，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最完善、最先进的人类数学思想。
所以，开拓中医的基础理论研究渠道，必需先走出《易经》易理的篡改困惑，必需走进属性数学的发散属性、收敛属性，及吐故纳新属性渐变过程研究，必需走进率性与率性渐变过程的新陈代谢过程研究，一步一步地逼近生命的本源认识，使中医学真正走出一条自然属性科学理论发展的新路，而不是走一条用社会学理论来解释自然和生命科学理论的老路。
钟鼎文化时代的中医基础理论，自易理重塑后，把太极数学思想构建的医学理论框架篡改成易理结构框架；以君、臣、佐、使的社会学辩证观，对中医学中太极理论的刚柔思想、属性数学中的收敛与发散的属性相对辩证变化论，进行了易理化的彻底修改；在中医的基础理论中，引入如“君火”、“相火论”，“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傅之官”、“肝为将军之官”等带有封建社会学结构浓郁特色的不伦不类思想；在药性理论研究方面最为突出，把君、臣、佐、使视为方剂学不可逾越的理论定式模式，限止了药理学的真正意义上的探索与研究。易理独霸一切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非常不正常现象，使得中医学对人体生命结构的科学研究，无法再进入物构、数构（量、形、性、意、数）一体化研究的正常轨道。这也是《易经》后的中医学数千年无法摆脱社会学范畴的易理，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生命科学研究的最大障碍。
中医学在数千年间，没有重大理论突破，没有基础理论的开拓创新，就是因为易理对医理的篡改与禁锢之后以易理代医理；就是因为《易经》的文化霸权不允许任何其它学科超越它的社会学结构理念（即封建社会构建思想）。在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医基础理论虽然被严格的限定与束缚在易理之内，却能形成热病、寒病两大体系以及各家学说争鸣的进步格局，已经是了不起的大事了。但是，若想从基础理论方面有开拓创新和重大突破，取得本质上的更大的进步，不彻底摆脱易理的禁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古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结构，与先天八卦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而与后天八卦没有因果关系。至于中医与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纯属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因此，用用易理解释医理，实属牵强附会。
在中医学理论中，五脏、六腑、筋、骨、肉、皮、……都具有自己的串行系统与并行系统结构。而且，通过筋经、经络，确定了并通与串通之间的结构关系。每个具体的经络之间，都存在并联与串联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中医学是建立在生命属性结构基础上的整体科学，而不是与易理牵强附会在一起的。因此，要想解决中医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出路就在于属性数理的研究和进一步发展。而中国古数学中的太极理论，则是中医发展的轴心。
中医的基础理论虽然简单，但是，其中的变化关系却相当复杂。阴阳之变、寒热之变、表里之变、虚实之变，虽然简单，但是，属性的翻转变化问题，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逼近渐变的问题。而在实际病例中，往往不是如此简单的属性判断过程，还涉及到复合属性问题。
什么是复合属性呢？
就是属性的综合判断。如一个病人出现了表实热，则表可汗，热可清，实可泄，未立方而先立其法，择药而入方，则可治愈。若出现的是表虚热，则不可汗，也不可泄了，因虚而补，表可和，热可消。一字之差，立法则不同，用药也就各异了。所以，在中医治病的过程中的同病同治、异病异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都是在使用属性翻转的转换之法。
当前中医使用的具体基础理论，仅仅是辩证八纲与治疗八法之间的串行与串通结构中一个对症择法问题，尚且不能从属性转换理论上说明属性变化关系的更替与转换过程的原理。更差一些的中医甚至连对症择法都不去研究，只凭借几个成方或者秘方来治疗某一疾病。其主要原因，还是缺欠一个属性转换理论来说明并演义属性在人体内的变化过程。因此，当代中医学需要在基础理论上建立一个完整的整体属性结构框架。并且，在这个框架中，确定属性变化过程的确切属性变化理论。从而，才能走向中医基础理论的系统化，理论科学化。
当前，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严重地偏离了属性科学的核心。许多人企图走量化标准，吸纳西医的诊断方法与医理逻辑来改造中医。甚至有人要依据西方科学的边缘学科理论，改造和建立中医边沿学科研究体系。应该说，西方这类的边缘学科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哪个边缘学科也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医学发展的根本问题，都无法解释生命现象。
目前，古老而又全新的属性数学，是唯一能够探索到生命的奥秘，解释生命现象的人类科学知识体系。它可以解决人类基因结构的性串与性串的串通属性结构原理问题。并可以从串通的属性结构中，确定遗传基因的性串问题。因为，遗传基因的传承问题，是一个本体性串持续后继变化的过程，它必须依据属性整体结构（太极、阴阳、三焦、四象、五行、六气、七阶、八卦、九宫）的变化规律而连续进行变化。而人体生命的复杂属性结构，都来源于基因的串行与并行、串通与并通的发展过程。任何具体的组织器官结构，都存在属性串联与并联的结构关系。而五行理论，正是对组织器官之间的属性并联与串联结构关系的结构运动与运动结构的展示；六气学说，则是对由于属性运动而产生属性变化的系统分析理论。
用属性运动结构来研究人体健康和疾病属性与人体生命属性之间的运动结构，用属性变化结构来研究人体健康和疾病属性运动结构与人体生命属性运动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把握属性的运动和变化规律，则是中医“治病务求于本”的核心问题。
属性的相互抑扬运动，会产生属性的更相动薄变化。而属性变化的过程，就是太极结构的存在。太极结构的客观存在状态，就是属性的相互抑扬运动在逼近太极域后产生的一个属性翻转渐变过程。人类的生命，就是在这些属性的翻转变化过程中才得以生息。而这个渐变过程翻转的快与慢，则决定于属性结构本体的串变率性。串变率性越大，渐变过程越长；串变率性越小，渐变过程越短。因此，才有“气速至则速愈，气迟至则迟愈，气不至则难愈”的诊断结果与“治未病不治已病”的治疗原则产生。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诸证，既是疾病的本象（证侯为本），同时也是人体自身正常属性转换能力的转机征象。因此，中医治疗疾病，并不是单纯的针对疾病的症状（症状为标象）对症用药，而更重要的是针对疾病的本象（证侯）因势利导调整人体自身的属性转换率性。如有人虽然患有寒证，但是，若人体内的寒、热属性转换正处在热盛寒衰之时，则可以采取“无为而治”以期自愈，或以轻剂温热药祛衰寒以加速向愈；若人体内的寒热属性转换正处于热衰寒盛之时，则需要重剂温热药祛盛寒以加速向愈。
对症用药为治其标，辨证施治为治其本。疾病发展变化的态势与症状有隐显、急缓、轻重、安危、顺逆之不同。因此，也有标本、缓急、轻重的先后治疗顺序的不同。即：急则先治其标，缓则后治其本；急则先标本兼治，缓则后图其本、不顾其标或兼顾其标；
内养生息的调解过程，主要是调解属性渐变的通道问题。属性渐变的通道通了，属性转变就可以按预期进行；属性渐变通道不通，则会相反。所以，针对病因，通常使用通因塞用、塞因通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而考虑自身属性的变化规律因素后，则又采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的辩证治疗方案。通因塞用、塞因通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是中医用属性调节的方法治疗疾病的全息四象认识论和方法论。
太极理论，是中医学的轴心。不懂太极，就无法知道阴阳从何而生因而也就无法正确认识阴阳；不懂太极，就无法研究属性的渐变转化，也就无法正确研究和认识生命现象的属性本质。太极是轴心。有了轴心，属性渐变可以转换；有了轴心，属性就可以翻转运行；属性翻转运行了，才可辨别属性串、并的行、通、联的五行和六气属性结构；有了五运和六气属性结构的认识，则自然和生命现象的奥秘就可以被正确认识和揭示。
《易经》之理，不仅仅体现在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篡改上，而且，对太极理论的基本数学思想也进行了篡改。它把太极思想的并、串运动与变化理论，用水火之间的辩证关系，篡改成司天、在泉、左间、右间的一种饰智矜愚的理论；把钟鼎文化时代形成的古数学的数字整体结构理念，演义成天子或圣人可操控的天盘，确定了天子之圣意、圣旨就代表天意，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只有天子才具有司天的掌控权；使并行计算法产生的八字串通计算逻辑，变成了占卜算卦的依据，其饰智矜愚的目的昭然若揭。
综上所述，正确地评价《易经》的易理，正确地确定《易经》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作用与地位，正确地评估《易经》在中国封建社会三千年历史中对自然科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与阻力，是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准点。也是复兴中医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易理的束缚，敲开钟鼎文化时代的古数学大门并重新认识它，使人类科学技术走出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和生克、延生死、杜生灭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