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有东门和南门。如今开的是南校门，一迈进南门，抬头就是一座八层的高楼，给人一种压抑之感。90年代以前开的是东校门，迈进东校门，是一条长长的笔直的大道，一直可以望到远处的阔大的标语牌。这标语牌上的标语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文革”那些年那上面的标语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80年代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星移斗转，现在那上面的标语变成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大字。初读这八个字，以为是那位老先生从拿哪本古书里翻出来的呢，其实不是。这八个字乃是我的老师启功先生为学校所拟定的校训。当然那风清骨峻字也是出自他的手笔。这标语牌经历几十个春秋终于落实到办校的主题上来了。这可以说是启先生给学校增添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按我的初浅的体会就是在学习和学问上要为人师表，在行为和操守上则要为世楷模。启先生拟定这八字校训，向全校师生提出了追求的理想境界。如今启功先生已是望九之年，他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身体力行的。
“境愈高时言愈浅”
一般的读者差不多都知道启功先生是位海内外著名的书法家，但知道他是功力很深的学问家的人可能并不太多。实际上，启功先生是文学史家、文物鉴定家、考据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他的著作如《古代字体论稿》（1965）、《诗文声律论稿》（1977）、《启功丛稿》（1989）、《论书绝句》（1990）、《汉语现象论丛》（1991）、《启功絮语》（1994）等，对于中国古代书画艺术、诗文声律、汉语特征等都有精深的研究。可以说，他的著作看起来与流行的呆板的论文、专著不太相同，但却能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在他研究的领域都有重要的推进。王安石有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用此诗来评价启功先生的学术贡献最为恰当。因为，他的著作中所提问题，看起来是很普通的现象，如汉语的成语为什么多是四字句？为什么在“文革”那样的时期也要冒出“东风万里，红旗飘扬”这种唐人律赋的破题？八股文是怎么回事，就没有一点好处吗？汉语语法是什么，为什么“葛朗码”套不住汉语？汉语的声调和声律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古人为什么喜欢骈体、对偶之类？为什么我们说话时也常陷入对偶的格局中？等等。这不是人人都接触到的寻常的现象吗？可启功先生能够把这种寻常的现象，转换为真正的学术课题，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国文化特质的视野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和结论。他的学术达到很高的境界，可没有那些看起来另人生畏的名词术语，没有故弄玄虚的把戏，没有呆滞的板着脸孔的说教，有的是深入浅出的解释，是清楚明白的阐述，这就叫做“境愈高时言愈浅”（启功先生题咏白居易的一句诗）。与众不同的另一点是，启功先生追求艺术的人生，他的生活就是艺术化的，他的学术研究也常常是艺术化的，他论诗论词论书法艺术，更多的时候是用诗来论的。《论书绝句》、《论词绝句二十首》、《论诗绝句二十五首》等就属于这类著作。它们是文学创作，但也是学术研究。创作中有研究，研究中有创作。他的论书论词论诗的作品中，字字句句都含有他的长期思索过的见解。如他的论诗绝句第一首：“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象脱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凭仿。”四句诗概括了中国古代二千多年的大体特征。如果不是对中国古代的诗歌的全局了然心中，并有过深沉的思考，是不可能作出这种鲜明而又允当的结论的。启功先生的学问在学界早有定评。我自己的视野有限，不能妄评启功先生的全部学问。我想郑重推荐不久前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汉语现象问题讨论文集》，这是学界人士评他的《汉语现象论丛》一书的文章。其中不难看出启先生在汉语研究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但是我这里想强调的是，他常寓学问于艺术、化深奥为浅易的学术风格是一贯的。
那是四十四年前的事情，我那时是一年级学生。给我们上“文学作品选读课”的老师中就有启先生。记得启先生讲古代文选，一字一句串讲外，总能出人意料地联系各种知识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自问自答中，深入浅出地给予解答，使所讲的内容不但“血肉丰腴”，而且妙趣横生。我们既获得了知识，又得到审美的享受。我那时候喜欢《红楼梦》，所读本子就是启功先生1953年注的。虽说《红楼梦》是白话小说，但其中所涉及的许多名物、典故、俗语、方言等等是很难的，甚至是深奥的，对我而言仍然是陌生的，启先生的亲切明白的注释给我的帮助太大了。几十年后，我自己成为一个文艺学研究者，但每当翻开启功先生的著作，一股清新的学术之风扑面而来。尤其是他的那些不古不今不雅不俗实际是汇古今雅俗于一炉的“絮语”，那种亦庄亦偕的警辟之论，给我以启示以思考以情趣以娱乐。启功先生是“学为人师”的楷模！
“一枝一叶报春风”
启功先生为人谦和诚恳，对人礼貌周到，对学生平等相待。大概是80年代初期，启功先生还住在小乘巷的平房里。那时我也住在校外，有几次傍晚骑自行车从学校回家，就拐一小弯，到启先生家里小坐片刻，问候他老人家。启先生的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在他那简朴的书房里，他总要把唯一的坐着比较舒服的椅子让我坐。推让再三，他才肯坐下。他喜欢吃花生，所以书桌上总是有一盘花生仁。坐稳后，他就把那盘花生仁推过来，我立刻推过去。如此“礼让”数次，直到那盘花生仁离两人的距离差不多对等时，这才罢休。随后开始聊天。启功先生记忆极好，从不会把学生的名字忘掉。我的爱人曾恬离校多年，他记住她的名字，问长问短。启先生连我岳父曾次亮也几次提到。我岳父生前在中华书局任编审，他专门研究古代天文历法，在这方面有专长。70年代启功先生在中华书局标点《清史》，有时遇到一些天文历法方面的难于解决的问题，就找我岳父帮助解决。这事情早已过去，可启功先生多次问到“曾老先生”，称赞他如何有学问。
启功先生一辈子热爱自己的老师，又爱护自己的学生。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他设立的“励耘奖学金”。大家都影影绰绰知道启功先生的收入一定很多。现如今荣宝斋启先生写的一副对联，标价就四万元。如果按这个价码计算，十副就是四十万，一百副就是四百万。这样算下去，那启先生岂不成了一个大富翁了吗？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要有创作心境，要有创作环境，要有创作题材，要有创作构思……并不是随便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的。更重要的是，启功先生的书法艺术作品，不总是什么商品，更多的时候是应别的朋友、同事、熟人、学生而写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分文不取的。记得我有一次受朋友之托，请启先生写青岛大学的校名，启先生说千万别送东西和钱。还有一些作品也可能获得酬金或变成商品，但那那收入所得变成一种很庄重之物，成为奖掖后人的精神源泉。这里要说的就是他设立的“励耘奖学金”。他从1988年动议，至1990年冬攒足了书画作品一百件，画作十件，自己捐出1万元装裱费，拿到香港开了一个展览会。展览完了，启先生一股脑把字画全卖了。共得二百二十万二千七百六十三港元。连同在国内获得的酬金13万元。一起存入银行。建立起了“励耘奖学金”。至今奖学金已经评了三次。获奖的优秀青年教师、优秀研究生和优秀本科学200多人。这不仅是物质奖励，更重要的是精神的鼓舞。值得一说的是，启功老师自己建立的奖学金为什么不叫“启功奖学金”，叫什么“励耘奖学金”，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启功先生年幼时家庭困难，连中学也没上完。幸运的是他遇上了举世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先生。陈先生介绍他去辅仁中学教国文，两年后以他没有大学文凭解聘了他。陈垣就又把他介绍到辅仁大学当助教，从此师从陈垣先生。陈垣先生对他几十年的精心教育，使启先生异常感动，时刻铭记于心。此事光是我就不知听过多少遍。一个学生能对培育自己的老师如此念念不忘，我还很少见到。我们在《启功韵语》上可以读到题为《扇上写青松红日为励耘师寿》：“万点松煤写万松。一枝一叶报春风。轮自富千春寿，更喜扬和日正东。”这是为老师祝寿的诗，那“一枝一叶报春风”的感情实在令人感动。这“励耘”就是陈垣老师书房的名字。想必启功先生经常进出这“励耘”书房，留下美好的记忆，唤起对老师教育之恩的感念，所以在自己名满海内外之际，执意要用“励耘”作为奖学金的名称了。启先生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但把对老师的教育之恩看得很重，而同时也把栽培青年学生的事业看得很重。即此一端，也可以知道启功先生“行为世范”了。
启功老师已到望九之年，身体依然健康。祝老师身更康，笔常健，心不老，笔随意到诗胆壮！
（1999-7 -于酷暑中）发表于１９９９年《时代潮》第６期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