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静冬/文 通讯员 李勇/图
推荐理由
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喷除草剂……他是传统农业“倔强”的践行者；他对这片土地爱得很深很沉，他按自己的方式设计田园画卷。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善待土地其实就是在善待我们自己。在灾害不绝于耳的今天，化学农业大量消耗能源、污染水体、毒化土壤，农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日渐恶化，他以一人之力执著地在救赎着土地、重拾着农业的生态属性。枣强农民 安金磊，被网友称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农民”。
阳光下的小院
初冬的阳光，暖暖地照着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
一条土巷子深处，便是安金磊的家。两棵大枣树下，三间十几年前盖的砖房。房檐上爬满的藤蔓已枯黄，一只老猫和几只小狗懒散地躺在房前晒着太阳。表面上，安家和别的农家院并没什么不同。
在东紫龙村，平均每家操持着10余亩土地，春播秋收，中间打几次除草剂、农药，再施两次化肥，其余时间就在附近打打零工。在工地包点活儿、做装修、跑运输，甚至搬运、烧砖。用村民的话说，“田里的活不耽误，额外还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而安金磊的力气，一年到头全部花在土地上。家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二十年前的电视机，十几天都不开一次。
每天天刚蒙蒙亮，安金磊夫妇就已起床。6点之前，安金磊一定会赶到村头的地里，去听虫子“唱歌”。早晨昆虫活跃，他一听就知道土层里的生物是否丰富。“其实庄稼就像人一样，我们听音乐，有乐器有音乐家啊。它们听音乐就是虫，这是它们的快乐啊，然后它们的身体，就是果实，也会健康啊。”而其他农户的田里，早已听不到任何虫子的鸣叫。
40亩土地，只有夫妻两个人，春天一人一把锹，撒粪肥，一个从南头撒起，一个从北头撒起；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摘棉花，一个从南头摘起，一个从北头摘起。偶尔擦身而过，说上一两句话。夜幕降临，直到实在是黑得什么也看不清了，夫妻俩才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家里，他们洗碗用丝瓜瓤，烧饭用芝麻秸棉花秆。每天进门，顺手从藤蔓上摘下新鲜薄荷叶，放进新沏的茶壶；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擦一遍，油污便干干净净，清水一冲即可。用的玉米面粉拌上瓜果菜皮，就成了鸡、狗的美餐。而做饭的灶膛灰及鸡狗的粪便全部留下，成为来年的有机肥。
记者到访的当天上午，安金磊正在田里收白菜。下午，夫妇俩又赶到自家的晾谷场，趁着西北风去给晒好的红豆扬场。安金磊进门洗手，脸盆是斜着放的 他只舀一瓢水。“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水，现在农村灌溉用水、催产施肥、除虫打药全是盲目无度的，真的很可怕。”安金磊像是在和记者聊天，又像是在喃喃自语。
阳光下，安金磊三岁的儿子追逐着猫狗满院子撒欢儿，嬉笑声不时入耳。
特立独行的“犟种”
“磊子(安金磊的乳名)？那可是个犟种。”同村的张大爷这样评价安金磊。
庄稼地里常见的虫子，通常被农民视为眼中钉。而安金磊虽却认为虫子不能除。不仅不除虫，他还固执地坚持不除草，不施化肥和减少灌溉。他说，每一棵庄稼都是有生命的，它们也渴望温情、友谊和和谐。对于安金磊的这些观念，村里人自然都认为是笑话，觉得他这样做不符合农民的身份，为此他也就逐渐有了“犟种”这个绰号。
“为什么非要符合什么什么的身份？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符合自然规律就够了！而且我觉得，我这样才是最合格、最标准的农民。”每次遭到质疑，安金磊或是为自己辩护两句，或是干脆沉默。
已近不惑之年的安金磊，曾是村里不多的几个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年轻人。19年前，他从衡水农校毕业，分配到当地一家国有农场当技术员。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在多年后他依然记忆犹新：“太难闻了，熏得人上不来气，戴着口罩都不顶事儿。”他凭本能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这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接着，一个买瓜者的话吓了他一跳：“孩子中考，买了个西瓜吃，就高烧不退趴下了。到医院一查 呋喃丹(常见的农药之一)中毒。”
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安金磊回到村里。村边有40亩地，因为地薄近乎废弃。那一年竞标，有人每亩出十几元的承包款，还有人出6元、2元的。安金磊开口出了50元。当时就有村民说：“傻蛋出来了。”中专的同学们许多进城当了干部，对安金磊的举动更不理解，他们认为，安金磊应该想办法进城才是。但安金磊认为，只有自然的、田园的生活才是他最向往的日子。
当同村人按照习惯撒种前开着拖拉机施化肥时，安金磊却用肥料袋子四处收集家禽家畜的粪便。从“有机肥”开始，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试起来。头两年，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但他知道：这片薄田的土壤在一天天“健康”起来。“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虫蝲蛄、蚯蚓都回来了，地里生出小草了！”
“麻雀做麻雀该做的，小草做小草该做的，青蛙做青蛙该做的，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土地有它自己的一套循环方式，只要每一部分都做好自己的本分，自然就可以长出很好的庄稼。”这就是安金磊对待土地的态度，顺其自然，不苛求，不急功，不强索。
虽是农民，安金磊却几乎天天读书入夜《自然不可改良》、《濒临失衡的地球》……还阅读《四书五经》、《本草纲目》等传统经典书籍，先贤的智慧让他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中获得诸多启示，“到底农业的功能在哪儿？它不仅是一个生产的功能，更有生态的功能。”
“全县的麻雀在开会”
时间在流淌，土地在复苏。2006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他将村边的薄田涵养成了一块宝地。那一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亲自驱车而来，在他的田地里“咔嚓咔嚓”地拍着照片；那一年，安家的小院开始有人上门来攀谈，话里话外的，是想得到一些种子。
可村民种下种子，却很难做到一整套的自然农法、精耕细作。乡亲们继续着他们多年来的种植方式：买杂交种子、转基因种子，加化肥、农药、除草剂，再加大型机械化。成本越来越大，种地的收入却越来越少。用安金磊理解的话说：“农民利润空间受到压榨，只好再去压榨土地。”
事实上，世世代代种地的乡亲们也困惑：几十年前地里有虫子但很少形成虫害，如今使用了农药，虫子越来越多，好多虫子都有了抗药性，于是农药越来越毒；使用了化肥和转基因种子，产量是提高了，但粮食和蔬菜越来越没有味道……他们说，现在种地省事，除草剂、农药一喷，化肥一撒，就等着收庄稼，闲着打麻将、玩，世界上哪有全好的事？全好的事就有大问题。
几年前，安金磊为鸟儿们播下了四亩谷子。每天早晨，谷子地的上空，成百上千的麻雀等鸟儿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一边和妻子说笑：“看，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鸟儿们不但是安家的客人，更是棉田里椿象、蚜虫们的天敌。它们帮了安金磊，使得这片从不用杀虫剂的棉田，基本不闹虫灾。照此耕作后安家的产量不但不损，还卖出了数倍于市场价格的高价。不过，安金磊也深深为此感到不安：“麻雀们是被逼的，才来我家"开会"。”
在安金磊看来，这只不过是土地危机的冰山一角。“产业化大潮之下，土地已经成了农产品生产链条上一个似乎无需用心保养，可以随意榨取的环节。”在日记中，他忧心忡忡地写道：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农药杀的不止是害虫，它连带破坏了整片土地的生态链。如果土地里没有蚂蚁，草籽无法被集中储存，第二年可能就会出现草荒，土地的能量会因此失衡。不用农药，“害虫”虽然不死，但“害虫”的天敌也不会死，这是自然界相生相克的法则。
其实我并不孤独
尽管村民们还很少效仿安金磊，但乡亲们心里知道他种出来的粮食是好东西。谁家有妇女坐月子，或有老人生病，往往会来安家求些熬粥用的小米。村头，一老汉正往家里运白菜，菜帮子上爬满了小虫。记者问：“怎么没打药？”老汉回答：“这样的菜安全又好吃，跟磊子学的。从去年开始就不用农药了。”
采访当天，衡水一家茶馆的老板闫运良先生也来到了安家，他说他是来学习“最美生活方式”的。作为一个茶商，闫运良说，他深刻地知道不用化肥和农药的茶叶与用了化肥和农药的茶叶的区别，“一个是养生，一个是纳毒。”看着安金磊从田间拔出个胡萝卜，洗都不洗放在嘴里就吃，闫先生也情不自禁地如法炮制。“吃吧，一点不脏，还有泥土的芳香呢。”安金磊在一旁，鼓励他说：“在某次研讨会上有记者问"什么样的土地才算得上是好的？"我说"哪天可以放心地吃了，那就算是好的。"
闫先生是安金磊的城市朋友之一。这些年，与安家常来常往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研究农业的学者、向往田园生活的城市精英、还有外地有志发展有机农业的农夫。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大学教授，在安家住了几个月，跟安金磊一块儿下地干活。回到北京后便辞职，回安徽老家种地去了。
和安金磊一样，以神农尝百草般的姿态去救赎土地的人渐而多了起来，他们开始反思并付诸行动。而出现这种迹象的大背景是，在农药使用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华夏大地上，约有一半的土地正面临严重的污染问题，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公共事件的发生已屡见不鲜。
当公众发现安金磊时，他的土壤早已经过了国际有机农业通行标准中3年-5年的恢复期，积累下了本土有机农业的宝贵经验。由此，他不但成了国内几乎所有倡导有机农业机构及项目的“参谋”，在北京、云南、四川等地的高校他还登上了“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讲台，2006年入围“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今年，他又成为着力推广有机农业的香港公益机构“社区伙伴”的座上宾，被网友称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农民”。
长时间与土地接触，使安金磊更加了解土地。“生态”、“自然”、“生命”等词常常出现在他的谈话中，而“高产”和“丰收”，这样的词则让他有些警惕。他说，“土地就像朋友，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利，让朋友一味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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