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曾流传着一桩悬案，至今扑朔迷离!
即，有人认为《金瓶梅》一书的作者就是明代大书法家徐渭，并进行过详细考证。徐渭的才学，创作这部书大概没问题的，如果他真写了《金瓶梅》，依他狂放的个性，署一个兰陵笑笑生的笔名，不是太压抑自己了吗？不过，这也很难说。
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过徐渭的故事，大都是一些民间传说，后来读了许多赞美他的文章，知道他是明朝著名的书画家、文学家。初次见到徐渭的书法，很吃了一惊，不知它好在何处，竟然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乱石铺街，寓乱于谐”，似乎是对徐渭书法的定论。其实，一个“乱”字足以概括其全貌，散乱，是徐渭书法最显著的特征。所谓的“谐”，凡人很难看出什么端倪。
徐渭的字是丑陋的，粗野的，怪异的，不和谐的，没有任何中规中矩、雍容妩媚的气息，他的字绝不是以拙为美，而是真正的丑陋，美感被丑陋驱赶得无影无踪，不论是用笔还是结体，连基本的要求都没达到，满纸狼离，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天资愚笨的人。徐渭说自己以米芾为宗，米芾若看到他约字，这位有洁癖的老先生一定会用清水冲洗自己的眼睛。
可徐渭是天才。他不仅书法有名，绘画同样了不得，是水墨大写意的开山人物，郇板桥和齐白石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徐渭号青藤居士，郑板桥曾自谓为“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感叹：帆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徐渭还能做诗，能为丈，创作戏曲。只有天才，才会如此才华横溢。
徐渭(1521-1599)，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历经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徐渭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很不幸的，他的父亲当过同知，原配夫人生了两个儿子后死去，续娶了苗氏。苗氏不生育，他父亲晚年又纳一妾，生下徐渭。徐渭未满百天，父亲就死了。10岁的时候，苗氏把他的母亲赶走，自己抚养他。四年后，苗氏也死了，徐渭只好随两个比他大很多的哥哥生活。20岁的时候，考中秀才，第二年，入赘潘家，当了倒插门的女婿。
徐渭自幼天姿聪颖，过目成诵。6岁读书，9岁能文，10岁便以文章轰动绍兴城，有神童之誉，被列为“越中十子”。过高的天资和美誉使他自负狂傲，幼年先丧父，后失母，寄人篱下，饱受歧视和虐待的经历，又养成了他敏感多疑、自我压抑的性格，可以说，他的天资和特殊的生活环境，没有造就他健康的心理。
徐渭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入赘后爱妻早亡，尽失家产，考中秀才后，在科举路上屡战屡败，连续8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到了41岁才放弃这条道路。
幸运之神也有光顾他的时候，嘉靖三十六年(1557)，36岁的徐渭被江浙总督胡宪宗招为幕僚，过了几年畅快的日子。
从嘉靖二十三年(1544)起，严嵩开始专权，五年后，海盗王直、徐海等人与日本海盗勾结，劫掠浙东，沿海倭患大起。嘉靖三十四年(1555)，朝廷以戚继光为参将，调浙江防倭，严嵩的亲信、工部侍郎赵文华奉命到江南视察“贼情”。胡宗宪时任浙江巡按，他和赵文华勾结，排挤总督和巡抚，后由胡宗宪接任巡抚。胡的头等大事，自然也是防倭，徐渭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胡宗宪的幕府的。
徐渭虽是一个书生，却自负有才略，好谈兵事，多有奇计。进入幕府后，对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事物多有筹划，并参与过东南沿海抗击倭寇的斗争。他深入前线，身匿兵中，观形势、度地形、施奇计、作方略，充满了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他为胡宗宪起草的奏章，曾得到皇帝的极大赞赏，可见，徐渭的文笔是相当出众的。胡宗宪最大的政绩是招降了“倭
寇王”王直，然后又出尔反尔，将王直杀害。徐渭可能参与其事，对事件的过程一清二楚，但起了多大作用就很难说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嵩倒台，胡宗宪被当作严嵩党羽被逮捕，在狱中自杀。他的一些幕僚也被牵连进去。徐渭担心自己受到迫害，他的精神本来就有问题，有时会出现幻影、幻觉，虽然我们很难确定他得病的具体时间，但在这之前，他就患有这种心理疾病，他在给胡宗宪的信中说到自己的这种病症。现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终于使他失去常态，一度发狂，他先后自杀了九次，手段也令人毛骨悚然：拔下壁柱上的铁钉钉入耳中，流血如迸；用椎击肾囊：用斧头砸脑袋，头骨碎裂，揉之有声……他的生命力极强，竟然不死。但他的精神状态并未好转，他总看见继室张氏床头有一个男人出没，于是用斧头，有的说用砚‘台，把张氏砸死。这一年，徐渭46岁。
徐渭因杀妻的罪名被捕，朝廷的医官裁定是“狂”，精神有问题，徐渭却说自己很正常，这也很像心理疾病患者的行为，极力否认自己的不正常。幸而得到状元张元忭的解救，徐渭才未被处死，获了七年徒刑。在狱中，他修炼气功，静心参佛，对老庄学说和禅宗有了深刻的认识，精神日渐恢复。万历元年(1573)，万历皇帝登基，大赦天下，53岁的徐渭获释出狱。
出狱后的徐渭才真正抛开仕途，把功名利禄看淡了。虽然如此，我认为，这是被环境逼迫的，是绝望后的自我安慰，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但是解脱得了吗？晚年的徐渭变得更加狂放不羁，甚至游戏人生，正是没有解脱的表现，大半生的痛苦和绝望，只能靠书画和诗文来排遣，他的艺术创作达到了高峰。
60岁的时候，徐渭曾到京城找张元忭。张元忭以老友的身份，劝说徐渭不可过分“疏狂”，导之以礼法。他不知道，所谓的礼法，对徐渭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于张元忭的劝导，徐渭心生怨怼，一怒之下和老友吵起来，并扬长而去。
晚年的徐渭潦倒不堪，穷困交加，耽于笔墨，闭门不出，他有一副对子描写了自己的境况：“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南腔北调”四字曾被同为绍兴人的鲁迅先生作为一本杂文集的名称。徐渭73岁时去世，死前床上无席，唯一狗与之相伴。
对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徐渭曾做过一个自我评价：“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大概是颠倒之语，出于维护自尊的一种自我防卫，其实，次序应颠倒过来，画一，文二，诗三，书四。他的画如不好，不会有那么多的门下走狗；而他的文，受苏轼的影响，写得潇洒自如；他创作包括四部杂剧的《四声猿》，受到汤显祖等人的高度评价：他的诗兼有李白的飘逸和李贺的险怪风格，极富气势；而他的书法，能够接受的人并不多。
我认为，徐渭在科举方面的失败，与他的书法水平和个性有很大的关系，科举要求写字著文，都要循规蹈矩，徐渭那狂放的个性，使他失去了耐性，不可能终日临帖临碑，更不可能人帖入碑，走一条先传统后创新的道路，更不可能去读四书五经中那些死板枯燥的教条。考官看到他那散乱的字迹，就可以把他刷掉，根本用不着看他的文章。
徐渭不是没有临过碑帖，但他说：“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他学钟、王，学张旭、怀素，学苏轼、黄庭坚、米芾，并不精而拟其形，实际是学不像，抛开了形，又如何取其神？他大概知道自己的字难看，所以千方百计自我辩解：“高书不入俗人眼，入俗人眼者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他是根本不讲法的人，无法无天，这种秉性成就了他的水墨大写意，却很难成就其书法。
过早地成名并非好事，可能会毁掉人的一生。徐渭被人视为“神童”，他自然把自己当作天才，他自负狂傲，不屑做一个常人和俗人，这和缺乏自知之明相去不远，狂放，与不讲规矩，自制力差，为人处世不通情理又有多大区别呢？他极具敏锐的艺术才能，精神不太正常，也很难说有很高的水平智商和情商，说不定他是一个有缺欠的天才，整体上还是一个愚笨的人呢！
后人推崇徐渭的书法，未必真正看出其书法的妙处，更多的是对其一生际遇的同情，对超出常人想象的苦难的一种补偿，了解徐渭一生的人，先有了同情，强迫自己接受他的丑，慢慢也就能寻出其所谓的妙处，不了解徐渭的人，受了别人的暗示，也会极力从散乱中找出所谓佳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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