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选作为元代的隐士画家，颇为人所称道，且其本人亦以陶渊明自况，在追慕陶氏高隐之意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践行其隐居的“夙志”，在自题《山居图》中云“此余少年时诗也”，并作有多幅关于陶渊明的绘画，如《柴桑翁像》《归去来辞图》《靖节莲社诸图》等。
然而，钱氏是否果真如人所言是一位“真正的隐心者”，又或者其隐居之意是否别有所因，笔者认为颇可探讨。
一、“经史硕学”的易代之痛
赵汸《东山存稿》卷二载：“钱公……公尝著书，有《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之目，后皆焚之矣。”由此可看出，钱选早年着意于经史考论，也即是其作为应试举子的必备功夫。黄公望在《浮玉山居图》后题跋云：“霅溪翁吴兴硕学，经史贯串于胸中，时人莫之知也，独与敖君善讲明酬酢，咸诣理奥。”亦证其于理学颇为精通。然而，钱氏对自己耗费心血所著录的全部书籍“后皆焚之矣”，颇令人费解。
诚然并不是其不满意自己的著述，前人对此解释多倾向于易代之痛，认为钱选在宋亡后，无意于功名仕进，遂焚所著书，“流连诗画以终其身”，以表明自己的一种态度。此说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原因，但若深究，显然不能完全让人满意。“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画图开”，从其平易闲和的心态，能推测钱氏对于宋朝被灭的亡国之痛，不至做出如此激烈的焚书之举，且亡国与焚书并无直接的关联—读书人对自己的著作珍若性命，保护唯恐不及，能做此事，除非是有特殊的原因，不得不为之，而所谓因宋亡而焚书，也只是托借而已。
[元]钱选 八花图卷（局部） 29.4cm×333.9cm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二、宋元之际的“道学之祸”
这里的道学与儒学之辩，实际是名与实的分别。元统治者右武轻文，并认为南宋之亡由于“儒生误国”，即儒生清谈务虚不切实际，甚而“专功而估势，忌才而好名”，尤以贾似道为最，周密《癸辛杂识·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数……其所短者，专功而估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愦，以致靡烂惭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运而讳言之罪也。
权臣贾似道当政之时，为保其地位势力，对异己者倾轧排压，全不择手段，甚至对抗金前线的后援也不予提供充足的保障，以致降金之事时有发生，又加剧了宋的灭亡。而在贾周围的文人食客，以及其他的势力集团之中，有些文人为干禄求进，也未暇于辨明本源，违心之为，积结日久，纷纷沉沦其中，遂弃倡行大道于不顾，士风萎靡，危及时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末世之风，而遗民的切肤之痛也正在于此。谢翱、谢枋得、周密、戴表元、程钜夫、赵孟頫等当时士林中素得清望的人物，他们身处南北文化企待遇合的氛围中，站在新朝的门槛回望旧体制的崩溃，在割舍恋栈情结的同时，以毅然跨越的姿态从宋末紧窄的境界中超出，并直斥其亡国和文弊的症结所在：宋亡于士祸，而士祸肇于伪道学和科举。
宋朝文官治政固有其先进之处，但演变到后来，文士大夫慢慢也变得自标清高，所谓以“雅流自居”，加之两宋之际理学兴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宋人对经史典籍研究之深，旷代无比，但同时却不能应用到实际中，“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更甚者“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一件事情的兴起，自会有江湖人士借之牟利，对其他治学治政与做实务者均嗤之以鼻，其风甚烈，“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然而其所读的书籍也只是“《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并“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钱选曾经著录之书正是此类，如《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等，固知其学也在于此，无可避免地处于“道学”笼罩之下。
发展到后来，竟至于结成党派，攻击异己，“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严重影响朝政，连皇帝也不能分辨其是否为真正的匡时治政者。后来贾似道当权，重用“道学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不得已，可见其对朝廷政治影响之甚，“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后来的事情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宋史高标道学名”，虽然意在言他，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的“道学”之盛。
[元]钱选 赤壁清游图轴
82.8cm×32.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遗民”内心的异样情怀
钱选早年是以士人的身份参加科举，并在道学方面颇有造诣，而宋亡又被指为因道学之祸，所谓“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而作为南宋“遗民”，其心中固然也有对国家的眷恋，但当时的社会情境又使他不得不做出异样的选择。钱选纵然不是时人所批的借道学之名排压异己者，但其与当时的文人之交流及与贾似道的关系，在入元后也难免多讳言之。虽然大部分的资料已无可得见，但从其画上的题诗中犹可略窥一二，其中就有原先和贾似道关系相当不错的方回等人。
因此，钱选之所以焚书归潜，一是要远离是非，尽量与误国之人保持距离以免受其殃，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身份的改变，即脱掉不切实际的所谓“道学”的帽子，来稍微抚平其对于宋亡的自责心理。
【详见《中国书画》201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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