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选作为元代的隐士画家,颇为人所称道,且其本人亦以陶渊明自况,在追慕陶氏高隐之意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践行其隐居的“夙志”,在自题《山居图》中云“此余少年时诗也”,并作有多幅关于陶渊明的绘画,如《柴桑翁像》《归去来辞图》《靖节莲社诸图》等。
然而,钱氏是否果真如人所言是一位“真正的隐心者”,又或者其隐居之意是否别有所因,笔者认为颇可探讨。
一、“经史硕学”的易代之痛
赵汸《东山存稿》卷二载:“钱公……公尝著书,有《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之目,后皆焚之矣。”由此可看出,钱选早年着意于经史考论,也即是其作为应试举子的必备功夫。黄公望在《浮玉山居图》后题跋云:“霅溪翁吴兴硕学,经史贯串于胸中,时人莫之知也,独与敖君善讲明酬酢,咸诣理奥。”亦证其于理学颇为精通。然而,钱氏对自己耗费心血所著录的全部书籍“后皆焚之矣”,颇令人费解。
诚然并不是其不满意自己的著述,前人对此解释多倾向于易代之痛,认为钱选在宋亡后,无意于功名仕进,遂焚所著书,“流连诗画以终其身”,以表明自己的一种态度。此说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原因,但若深究,显然不能完全让人满意。“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画图开”,从其平易闲和的心态,能推测钱氏对于宋朝被灭的亡国之痛,不至做出如此激烈的焚书之举,且亡国与焚书并无直接的关联—读书人对自己的著作珍若性命,保护唯恐不及,能做此事,除非是有特殊的原因,不得不为之,而所谓因宋亡而焚书,也只是托借而已。
[元]钱选 八花图卷(局部) 29.4cm×333.9cm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二、宋元之际的“道学之祸”
这里的道学与儒学之辩,实际是名与实的分别。元统治者右武轻文,并认为南宋之亡由于“儒生误国”,即儒生清谈务虚不切实际,甚而“专功而估势,忌才而好名”,尤以贾似道为最,周密《癸辛杂识·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数……其所短者,专功而估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愦,以致靡烂惭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运而讳言之罪也。
权臣贾似道当政之时,为保其地位势力,对异己者倾轧排压,全不择手段,甚至对抗金前线的后援也不予提供充足的保障,以致降金之事时有发生,又加剧了宋的灭亡。而在贾周围的文人食客,以及其他的势力集团之中,有些文人为干禄求进,也未暇于辨明本源,违心之为,积结日久,纷纷沉沦其中,遂弃倡行大道于不顾,士风萎靡,危及时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末世之风,而遗民的切肤之痛也正在于此。谢翱、谢枋得、周密、戴表元、程钜夫、赵孟頫等当时士林中素得清望的人物,他们身处南北文化企待遇合的氛围中,站在新朝的门槛回望旧体制的崩溃,在割舍恋栈情结的同时,以毅然跨越的姿态从宋末紧窄的境界中超出,并直斥其亡国和文弊的症结所在:宋亡于士祸,而士祸肇于伪道学和科举。
宋朝文官治政固有其先进之处,但演变到后来,文士大夫慢慢也变得自标清高,所谓以“雅流自居”,加之两宋之际理学兴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宋人对经史典籍研究之深,旷代无比,但同时却不能应用到实际中,“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更甚者“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一件事情的兴起,自会有江湖人士借之牟利,对其他治学治政与做实务者均嗤之以鼻,其风甚烈,“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然而其所读的书籍也只是“《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并“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钱选曾经著录之书正是此类,如《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等,固知其学也在于此,无可避免地处于“道学”笼罩之下。
发展到后来,竟至于结成党派,攻击异己,“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严重影响朝政,连皇帝也不能分辨其是否为真正的匡时治政者。后来贾似道当权,重用“道学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不得已,可见其对朝廷政治影响之甚,“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后来的事情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宋史高标道学名”,虽然意在言他,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的“道学”之盛。
[元]钱选 赤壁清游图轴
82.8cm×32.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遗民”内心的异样情怀
钱选早年是以士人的身份参加科举,并在道学方面颇有造诣,而宋亡又被指为因道学之祸,所谓“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而作为南宋“遗民”,其心中固然也有对国家的眷恋,但当时的社会情境又使他不得不做出异样的选择。钱选纵然不是时人所批的借道学之名排压异己者,但其与当时的文人之交流及与贾似道的关系,在入元后也难免多讳言之。虽然大部分的资料已无可得见,但从其画上的题诗中犹可略窥一二,其中就有原先和贾似道关系相当不错的方回等人。
因此,钱选之所以焚书归潜,一是要远离是非,尽量与误国之人保持距离以免受其殃,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身份的改变,即脱掉不切实际的所谓“道学”的帽子,来稍微抚平其对于宋亡的自责心理。
【详见《中国书画》201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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