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5年9月
◇地 点：北京·天伦王朝大酒店
◇采访人：康守永
傅申 1936年出生，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65年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1968年到美国，入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研究所，攻读中国艺术史专业，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75年任教于耶鲁大学。1979年出任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1994年任台湾大学艺研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及鉴别研究，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以及书画鉴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著有《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海外书迹研究》《张大千的世界》《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序帖临床研究》等。
访问傅申先生时，我带了自己书写的“丘园养素”四字作品聊以表达心意。北宋郭熙说君子“爱夫山水”的六大理由，其一便是“君子所常处”的“丘园养素”。“尘嚣疆锁，此人情所常厌也”。傅先生今天的状态，虽然以耄耋之年奔走于两岸及世界各地，却心如止水，埋头于书画鉴定之学；一生波澜起伏，见识了不少凡尘疆锁，却人淡如菊，俨然“养素”之态……递上小礼，他笑曰自己没有丘园，不过他的工作是在借别人的“丘园”，借中国传统书画的“丘园”。先生诞生于上海，成长于台湾，游学于美国，耕耘于传统书画的鉴定田园且成果卓著，被业界视为“国宝”。这次访谈专请他讲讲自己的成长及有关“借人丘园”的故事。
一、从浦东乡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
康守永（以下简称“康”）：带了最新一期杂志，有您大学老师黄君璧先生的专题。我们对您的学术成果也时有介绍，但读者朋友对您的成长背景和学术经历更感兴趣，关心一个有成就的人会有怎样的人生历练。您成长在台湾，但故乡在上海浦东？
傅申（以下简称“傅”）：故乡在上海的南汇县坦直乡。我生在上海，我兄弟姊妹都生在不同的地方，我与哥哥本来都取双字名，家父母因三兄弟及妹妹都生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到了台湾以后都改成单名。我哥哥生在安徽，叫傅皖；我生在上海，因上海简称“申”，有《申报》，我就叫傅申；我弟弟生在浙江，浙江是古代吴越的越国，所以叫傅越；我的妹妹生在台湾叫傅台。和我同名的人在大陆有一位科学家，也叫傅申，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起名字的。
我生出来12天后，因为战争的原因，父母逃到浙江南部母亲家乡天台附近去教书，我就被交给我的祖父母。祖父母在浦东坦直乡，也没有奶，没有办法养我，所以找了一个远亲的农家妇女养我。她是在坦直乡附近的周家宅，小村只有四户人家。我6岁前就在那个小村子里长大，没有学校，周围都是稻田，小河很清澈。7岁以后就回到祖父母家里去上小学。在小镇上，唯一的学校就是我的小学。所以念小学也不知道有初中高中，更不知道有大学。我小学毕业后抗战也胜利了，我父母先到了台湾。他们是从浙江到台湾去教书的，台湾需要大量的公教人员。教了一年，生活有所安定了，把我从乡下接了过去。
当年有一个故事：我是浦东人，属于乡下人，后来到上海去看望姑妈，上海的小孩子一听我口音，看我穿着土里土气，就挺瞧不起我，见我就说“乡下人来了”。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虽然浦东现在也属于上海，我也不承认我是上海人。上海人很多都是宁波、绍兴、苏州等外来的人，其实我们浦东人才是上海的原住民。因此我还是保持我从小的身份，是江苏省南汇县坦直乡人。
我是小学毕业到了台湾才改名为傅申的。初中、高中以后，因为我跟父母从小就分开的缘故，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叫不出爸爸妈妈。我认奶妈是我妈妈。后来年纪大了，慢慢才培养出感情。可是我进了大学就又分开了，父母在台湾南部，我在台北。大学之后我教了几年书之
后上研究所又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
傅申与陆蓉之的婚礼
傅申在瓷窑创作
康：以您中小学时候的环境，应该没有学画的条件，为什么大学能有那么好的书画篆刻成绩？
傅：小学也只是偶然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一点什么，随便跟着描一下。我祖父家靠着一条很美的小河，有时候坐在后窗看看河对岸的风景，画一两张画，也不多，纸张都没有，铅笔都没有，我铅笔都是到垃圾筒里去捡人家削断的铅笔芯来用。所以从小涂鸦的习惯没有。但是，我大概有一点天赋，也不是很高的天赋，书法学得还可以。因为我的祖父把我的叔叔培养成中医，中医要开药方，都是毛笔字，所以我祖父要他练字。另外我的小学校长是书法家，他每天在学校办公室的窗口练字。我看到他在一叠纸上重复写，写得成黑纸一样，然后蘸了水就可以练字。校长亲自教全校的书法课，看你坐得正不正，拿笔对不对。他来走去，看你不对时就拿一根铜的长烟斗敲一下你脑袋。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环境，但是祖父有一点喜欢风雅，在厅堂里面挂一些字画，就是这样，我也不懂挂的什么。
来到了台湾就有机会参加书法比赛，因为台湾的学生比我素质要差一点，所以我还能参加书法比赛。后来有张光寅老师教我们素描，都是铅笔画，没有什么对象画，最多画一点静物，或把自己的手伸出来对着自己的手画素描，但是好像还有一点天分吧，老师就培养我。
傅申夫妇及方闻夫妇
傅申与高居翰
康：这说明您走艺术之路还是其来有自，小时候受过熏陶，加上一些后天教育，这也应该是许多艺术家的成长路径。
傅：应该说后天的用功更多。我的父亲是在师范学校教书，住在师范学校的宿舍里面。学校有两位美术老师，一位是教中国画的，一位教西洋画的，周末常常有学生来跟他们一起在户外写生。看到美术很好玩，同时不想让陌生的父母负担我的学费，所以我就报考了公费
的师大美术系。
我的弟弟，刚才讲到，他是生在浙江的，只比我小一岁，可是他因为随在我父母身边，所以他上学比较早。这样他和我初中高中都同班，同时考大学。要填报考学校及系所的志愿表了，弟弟喜欢哲学，我要考美术，我父亲想，这兄弟俩一个哲学一个美术，将来吃什么饭？因为那个时候美术的出路很窄，不是在学校教画，就是用手工画一些电影院的广告牌（看板）。
我因为没随着父母长大，所以父亲训话反对对我也没有影响，我弟弟就从哲学系改成经济系。他也很有本领，经济系那时候最热门，是最难考的一门，而且是台湾大学，他居然也考上了，可是考上以后因为没有兴趣，所以要转系。此事弄得我父亲有点烦恼。可是我念美术系我很开心。学校吃住都是公费，也穿公费制服上学，只是纸张笔墨需要一点钱。我就在上学期间去打工，打扫长老会的一个小教堂，因为打扫得很干净，不久又加薪，又给我一点美军配给的奶粉、牛油，有时候还分到一些旧衣服。有一次还分到一条女人的裙子，我就把它剪开做手帕。
就这样长大，从师大毕业就服从政府的分配去各地教书，刚才你讲到我书法、篆刻、绘画三项得到学校第一名，我就教中学的美术课。
傅申著作书影
康：美术专业还有政府分配工作？
傅：我们是政府的学校，政府需要你到哪里去教书你就去哪里。家在台北的同学希望分在台北，我家在南部就等被分到南部去。可是师大附中的校长请我吃饭，也不认识他，饭后他说学校美术老师再过一年就退休了，让我服完兵役—我们大学毕业都要服兵役一年的，到时美术老师一退休就来附中教书。就这样我留在了台北。
留在台北，就有机会碰到一些重要的人物，像“故宫博物院”的副管理委员叶公超，他以前是北大外文系的名教授。后来我也与叶公超先生认识了。叶虽然外文很好，可是从小是受国学和书画教育长大，受到熏陶。为什么？他的叔叔（寄父）叶恭绰是很有名的大收藏家及鉴赏家，书法及画兰竹也非常好。
康：叶恭绰是个有经历的人物，做过官员当过校长，据说引导过张大千的艺术路子，也是个非常有气节的人。他的书法相当不错，可惜没怎么被世人看重。
傅：叶恭绰的书法现在还是被低估了。我觉得你们有机会应该宣传一下他的书法，真的很好，很遒美。听说他个儿也不大，喜欢画兰竹。所以也影响过叶公超。叶公超从小临米芾的字，写褚遂良及米芾的字，又画兰竹，所以外蒙古独立以后老蒋就把他调回来不让他做官了。台大听说他回来了，就请他来教书，他本是北大的名教授，他一上课400人的教室都挤满了人。他讲了几次课，老蒋又怕他批评政府，连书都不准他教。不教书他就在我的一个广东籍的朋友家里画画写字，时常弄到晚上一两点。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夜猫子。
因为叶公超只会画兰竹不会画石头及配景布景，光是画兰竹就很单调，有时候需要画一块石头画一点风景，都是我给他画的，但一般不署名，偶然署名..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古书画里面的代笔，我们都是曾有亲身体验的，很多书法家都来不及写，像于右任后来也有代笔，只是比较少。有一个高官用了一位代笔，薪水也不是很高，那高官书法家在临死之前把他自己用的一对印章就交给那个代笔作为报酬，意思是你帮我这么多忙，薪水也不高，算是补偿，表示他走了以后还继续卖他的字。
叶公超也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委员长，管理委员有一个权利就是可推荐工作人员。他认识我以后非常欣赏我，两次推荐我去“故宫”。早期“故宫”在台中的一个山洞里面，在乡下，我不愿去，他很生气。后来我念了艺术研究所，毕业的时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新楼也造好了，推荐我跟江兆申—另外一个“申”，我们“二申”就进了“故宫”。
康：这给了您一个进步的好机会。
傅：那个机会的确是太好了。我们都是教书的，让我们负责办展览，那就一定要对故宫的藏品有所了解，所以每天从库房里面推出一车的书画让我们自己看，自己翻看册页、自己挂立轴，太过瘾了。看了一年多之后，美国普林斯顿方闻教授来做研究，“故宫”派我去陪他，在库房里转悠。我对“故宫”的画已经有所了解，有时候跟他讨论，有时候意见还不一样，不晓得他怎么就看中我了。他说：“傅申你到美国来跟我念书好不好？”我是学中国书画和创作的，从来没有想到要出国，也因为出国很麻烦的，20世纪60年代要保证人、保证金，还要考英文。我英文也比较差，因为从来没有想到要出国，就没好好学英文。
所以，他给我讲这句话，我听的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根本就没有反应。过了几天他要走了，临别握手道别时他丢了一句英文给我，他说：“Keep in touch（保持联系）.”我也没有跟他联系。但是过了半年多，他送来了一个普林斯顿学了一年的女研究生王妙莲过来，是夏威夷的华侨，她来台湾的目的是学中文，学语言，做书画处的翻译。这样我们展览中需要英文说明的，就让她来翻译。
中文说明都是手写，我和江兆申写，每天上午看画，下午准备展览，就写那些说明书，用毛笔。那个时候也没有机会练毛笔字，但是写说明牌小楷，算是练了一阵。
办公室很小，就四张桌子，我和江兆申面对面，旁边就坐了那个夏威夷来的女生。我看她对我好像有兴趣。我呢比较被动—凡是我主动的爱情都不成功，我被动的比较成功，后来就好起来了，一年多就结婚了。
学校只给她一年时间就催她回去继续读书。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美国的收藏也不错，而且美国做学问的方法另有一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那个时候很想看到大陆文物考古方面的杂志。
康：文物考古也是禁书？也是去美国的动因？
傅：是“禁书”“匪书”。对于禁书，图书馆有也不让你进去看，我让朋友从香港寄给我也被没收。我想：到了美国，这些书就都可以随便看了，而且也不要英文，所以英文烂也没有关系。因为王妙莲是美国国籍，我一去还拿了绿卡，所以我就这样去了美国。
傅申 行书临吴琚七绝条幅
138cm×34cm 纸本 2004年
康：去了感觉如何？
傅：去了后，当然很好！方闻教授给了我奖学金，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轻松、愉快又充实！但规定学习一段以后，要回原单位服务至少一年。学了三年之后我就回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服务，那个老院长蒋复璁，也不知道为什么很欣赏我，他说你不要回美国了，留在“故宫”，将来升你做副院长。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没有行政经验也没有行政能力，在“故宫”比我大十几岁二十岁的很多，谁不想坐这个位子！犹豫之际，听到这样一句话：“傅申做副院长！那我们做什么？”我知道我留下来，很难摆平。而且我也没有那个兴趣，所以又回到了美国。
回到美国，方闻教授对我说你拿一个学位吧。但要拿博士学位，需要通过第二欧洲外国语，那时我英文本来就不好，很吃力了，现在还要学第二外国语，岂是易事？正想放弃，方先生说你不是会日文吗，你将来可以考日语代替欧洲语啊。的确，我曾经在台湾的研究所学过日语，那时普大有一位从京都来的岛田修二郎教授负责主考，语言关算通过了，还要通过一门《西洋美术史》，《中国美术史》可以看很多中文书，而《西洋美术史》只有西文可以看，我就在那个学期别的课都不选，全力冲刺那门《西洋美术史》就高分通过了，从此就可写博士论文。
【节选自《中国书画》2016年11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