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于邓石如的研究，多囿于原始材料的贫乏，以致难以呈现出其人其书的大量必要细节。随着近年来若干文献（若信札等）的渐次公布，向未及深究甚至翳然不彰的一些问题，亦具备了一定释疑祛惑的可能性。若本文所涉的三通信札，虽都不是长篇巨制，但其中的信息足以填补既有认知中的一些空白，并将对邓石如的相关研究以有益的推进。
[清]何道生致黄易倾倒札 故宫博物院藏
一、国家图书馆藏梅鏐致黄易札
梅鏐之于邓石如的培养与扶持，向来为治清代艺术史者所熟稔。尤其是包世臣在其声名遐迩的《完白山人传》中的相关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后世作者的认知与叙述。而此札则于其说之外，为这段经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信息：
嘉平廿日，孔户部书中邮到瑶函，且疑且信。急启读之，且感且愧。先生以仕宦之身，公务旁午，乃于千里外之新知应答如响，何气谊之笃如是哉！真鏐之大幸矣。更蒙汉碑及《金石史》之赐，拜谢拜谢。谕及吴山夫《金石存》，向惟于友人帖上抄一二跋语，久觅其全书，不得一见，使其见之，断无《天玺碑》之刻矣。江太守宋拓《校官碑》亦未得闻，故前与邓石如妄生臆测耳。凡此尤相知恨晚者也。读《小蓬莱阁帖目》，经先生搜罗物色而现者累累，令我敬之羡之。盖斯文光怪，原非弃掷埋没所得销蚀，特非我之精神至诚无间，则不足以相感召。此古人中所希觏，先生躬尝试之，且屡行之，信今而传后，复何疑者？鏐头颅半百，业无一成，顾迂癖之性，偏嗜隶书，秉烛夜行，其效可睹，亦聊以自怡悦耳。前因徐四兄所冒渎，幸留意焉。《目》外金石，不敢忽略，兹先寄上古泉文廿馀种，惟照入之。素性寡交，惟邓子石如相契，其印篆虽不能尽入秦、汉，然魄力特强，愈大愈佳，其得意处可与何主臣相抗。书法篆居一，隶次之，真、行又次。以彼天分之优，好学不倦，但苦亲老家贫，四十未娶，先生将无爱而悯之乎？何缘得一枝之栖，令其挟艺而游，亦好古怜才者所当置之意中者也。附上印稿数方，徵其一斑矣。适徐四兄在省度岁，谓此信仍由吴门寄曲阜，宁迟迟，不可浮沉。徐四兄为谋馆地，三番来此，迄无成说，可叹可叹。肃此奉复，兼候近祺。临风神往。秋庵九兄先生千古。教弟梅鏐顿首。正月十八日。
关于此札写作的时间，笔者据其中云邓石如“四十未娶”，将其下限定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按：今见诸类《邓石如年谱》皆将邓石如由梁巘引荐至梅鏐家系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而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邓石如在梅家与徐嘉穀结交后，后者为之引介，得以继娶盐城沈绍芳之女，并于五月携眷归里。因而札中的“四十”虽然未必实指为四十岁，但其所言之事早于邓石如继娶沈氏是切当不移的。又，由于札中云“适徐四兄在省度岁”，即指徐嘉穀此时在南京无疑。而考虑到其同邓石如结交一事，应当与此事在同一历史区间内发生，即二人同时在南京梅鏐家，遂系此札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正月十八日书。此外，因札中所言之“孔户部”为孔继涵，据翁方纲《皇清诰授朝议大夫户部河南司主事孔君墓志铭》载其卒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二月十八日，则札中所云于“嘉平廿日”（亦即十二月二十日）收到的孔继涵信函，应是其去世之前发出的。
信札中所言诸事，则可依次稍事考证于下。
一、梅鏐与黄易的此次交往（从“新知”一语知是二人的首度通信）赖于徐嘉穀的沟通，而孔继涵协助转寄了信函与物品。按：“徐四兄”即徐嘉穀，以往言及此人，多止于知其号“盦”，且与梅鏐交好等。但是，梅鏐为徐嘉穀“妻之外兄”（即其妻同父异母之兄长），二人的姻亲关系才是徐嘉穀能够“三番来此”并频繁往还的重要因素。而黄易与孔继涵交谊甚笃，其在与赵魏通信中曾云“因圣裔孔太史荭谷交好，自能尽致。荭谷博杂君子，好古亦类兄者”，并谓之“圣裔之最好古者”，则二人互相引介金石方面的同道自然合于情理。至于札末所言的“仍由吴门寄曲阜”，以孔继涵早已于乾隆四十二年（1782）辞官归里（曲阜），而黄易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迄五十年（1785）任东平州判，则从此札中的信息出发，可推测此回函与物品仍是交由孔继涵转致黄易的。
二、郭宗昌在《金石史》中斥《天发神谶碑》为“牛鬼蛇神”与“怪诞”之作，而吴玉搢在《金石存》中不独将此碑录文，且详加考订，云其“今在江宁县学尊经阁”。则梅鏐谓若郭宗昌见到吴玉搢的相关记载，便未必以此相称了。
三、梅鏐接触到了以《小蓬莱阁帖目》为代表的黄易收藏著录及相关信息，其中包括了向未及见的江恂（即“江太守”）藏宋拓《校官碑》，并回赠了藏品若“古泉文廿馀种”。
四、梅鏐对寄居于家的邓石如的篆刻、书法进行了简要的评骘，并将其推荐于黄易。这段文字填补了二人之间交往的空白。同包世臣以起衰振废的口吻盛誉的“篆书成”与“分书成”等相较，梅鏐的中肯评价反映出其颇为卓荦的眼光，至于甲篆书、乙隶书而后及真、行的评述，亦准确预见了邓石如一生的艺术成就，其知人之深、论艺之恰，于此毕见。而作为收信人的黄易在获悉这样的推介及“印稿数方”后，自然不会缄辞杜口，而其后来与邓石如的鸿雁往复、铁笔交流，亦诚属事理的必然。
二、国家图书馆藏邓石如致黄易札
邓石如与黄易的生、卒年接近，且各自的交际圈也有一定交集，更遑论二人在乾嘉时期远不是孤处一隅、泯然无闻者。所以，利用这些新见的信札，可以抉发一些向不为人所知的讯息。其中的具体细节，除见于上节所录梅鏐致黄易札外，此札更为实际的凭据，兹录文于下：
去冬匆匆一睹光仪，倏值公事倥偬之际，获领竟夕清谈，且窥所藏金石之秘，此亦一段翰墨缘也。幸何如之？时光驰忽，便尔夏讫，遥想台禧，与时偕茂，庆慰奚似。前蒙赠车至宿迁境，大困绿林，书剑无恙，而腰缠罄矣。凄风严霜，狼狈归里，书呈一笑，亦是异闻。所命作印二方，南漕查公还都之便，恳为转致，当不浮沉。前蒙金诺，许代觅申公所翻瓦头十幅，并允石室中所搨画，时铭鼎言也。所寄梅石居物，春间已手致矣。奉请升安，临颖不胜驰切矣。邓琰顿首。秋盦老先生阁下。薛公处希叱候。四月一日在扬州旅次呈。
仅以笔者的闻见，在2017年3月召开的“内涵暨外延：故宫黄易尺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朱琪《皖派与浙派篆刻交流的重要物证——邓石如与黄易交游新探》一文便已对此札进行了具有相当意义的研究。若文中云“查公”为查莹，“申公”为申兆定，“梅石居”为梅鏐等，皆精当不移，足为后来学者的津逮。唯其将此札系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之四月一日，并认为是邓石如自毕沅幕府辞归后游山东、与黄易相识后所作，则尚有进一步修订的余地。遂爰述己见于下。
较为习见的《邓石如年谱》若金杏邨、穆孝天、许佳琼等所作者，多将邓石如由武昌毕沅幕府辞归的时间系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冬，远藤昌弘亦对此予以确认，但皆未有此年赴山东游历的记载。以时令而言，在隆冬时节，由湖北赴山东做自南至北的长途旅行，无论从交通条件，抑或是从旅途给养而言，皆非合情之选。因而谓邓石如于乾隆五十八年冬游历至济宁与黄易相见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而彻览诸类年谱，最确切的邓石如与梅鏐相识之后进行的山东之行发生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而其与黄易的晤面亦在当年的南返途中。理由有二：一、是年逢乾隆帝八旬寿诞，已退休在家的曹文埴专程赴京参与庆典，邓石如借以北游，其在途中自会取道山东，而这恰是其与黄易进行“竟夕清谈”的时机。二、据札中“南漕查公还都之便，恳为转致，当不浮沉”，则邓石如谓查莹此时尚在任“南漕”而未“还都”明也。按：查莹于乾隆五十五年起任巡视淮安漕务给事中，后转任南漕御史（即邓石如所云的“南漕查公”），迄五十七年（1792）八月十一日任湖北学政，则此札作于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间断无可疑。综合这两点，此札的书写时间当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月一日，其时邓石如业已结束了南返行程。而由此可知，以往将邓石如离京南返时间系于乾隆五十六年春的说法亦是有修正余地的，因为此札中所言冬日中由济宁、宿迁而归里的这条路线确为南返旅途无疑，何况“凄风严霜”诸语本是形容冬季景致者，所以据此可以确知邓石如出入北京皆发生于乾隆五十五年，而邓石如与黄易的晤面，即在其南返的途中。
从此札出发，可以知悉二人直接交往的若干细节，若黄易曾请邓石如刻印一事，朱琪将其视为皖、浙二派篆刻作者的历史性互动，自可备为一说。毕竟，以精擅铁笔、广览金石著称的黄易向一介布衣的邓石如求索印章，本就是不同凡响的举动。
但若连同邓石如观览黄易所藏金石，黄易帮助邓石如南返，黄易许诺寻觅申兆定所翻瓦当及武梁祠画像（拓片），邓石如将黄易赠物转交梅鏐等一系列事件相参照，则可知其背后仍是以梅鏐引荐为前提。而时任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的黄易，利用其身处运河中枢的地缘优势所进行的广泛交游，以及其人所具有的乐善好施、互惠互利的处事策略，方使得札中所言诸事最终成为可能。正如越来越多的黄易及其友朋书札所呈现的那样，邓石如慨叹的“幸何如之”，在黄易的仕宦生涯之中不仅不是孤例，反而是相当频见的一类情况。
此外，还有一件邓石如的诗（书）可以放在与此札相近的历史条件下解读此作为邓石如自作五律一首：
仆仆长安道，陵州此一游。地称周上国，官是古诸侯。政肃郊原静，风清棨仗休。开冰出河鲤，十日为淹留。德州署中赠王莲湖使君，顽伯。
按：“王莲湖”即王毂（1746—1809），字御軨，号莲湖，徽州黟县人。据乾隆五十四年（1789）时任山东巡抚觉罗长麟《奏请以寿张县知县王毂升署德州知州员缺》折，知王毂此时正任济南府德州知州。诗中“开冰出河鲤”一语，则可证明此诗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冬邓石如自京南返、途径山东时所作。而此“十日为淹留”的发生，自然与邓石如札中所言的“去冬匆匆一睹光仪”相去不远。
[清]黄易 隶书临杨太尉碑轴
69cm×27.5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三、故宫博物院藏梅鏐致黄易札
此札与上节邓石如致黄易札在文意上相连属，应视为同一历史区间内所为。其文如下：
己酉之冬，徐盦致到手函，奉复之札，是交舍侄准寄上。邓石如南归，传命致《古篆寿文》一册，尔后有所惠，载沉载浮，使珠玉謦咳，云天情谊，不得承奉而弆藏之，恨惋何极？顷拜正月廿日教言，承赐唐拓《武祠画像》模本，并新出汉碑，感激之至。模勒镌雕，工至于此，何必下真迹一等耶？老先生好古之心通于神明，东省古迹未出者，方有待表阐，故暂留外任，不得回翔台阁，辅贰公卿。如《集古录》之欧文忠，续隶图之洪丞相，然而网罗之勤，著录之富，固已超二公而上之矣。鏐伏处牖下，一子糊口在外，唯朝夕课两小孙句读而已。自分薄福，无缘造清閟，亲近大雅，而每蒙远颁珍秘，荣幸直逾等伦。盦曾嘱代购李复堂、华秋岳画片，汉铜章等。二家之画伪作颇多，又或大轴，虽真，不便邮寄。兹以铜印两枚，《景君碑》一本是旧臧者，又《黄叔度碑》一纸先寄上，其他俟从容留意，不敢忘也。武祠画刻，向惟惠《孔子见老子》一纸，尚望便中全赐。新出之碑，闻尚有一种。又瓦头北地极多，然南中少见，倘蒙割爱一二乎？即残缺不圆，无妨也。乘便布覆，顺请台安，无任惓惓。秋盦老先生阁下，教下梅鏐顿首。二月十六日。
据“邓石如南归”诸语，可知此札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后。又，札中言“承赐唐拓《武祠画像》模本”，据《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所收《唐拓汉武梁祠堂画像》跋：
丙午八月，易于嘉祥紫云山得祠象原石。……亟拓全文以寄雪礓，雪礓喜甚，许以此本见赠，未及寄达，旋归道山。其弟邻初践兄宿诺，竟以归。……复精摹付梓，俾海内好古之士咸欣赏焉。辛亥十月钱塘黄易识于济宁官廨。
可知黄易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得此拓本，旋即制作摹本，并付梓以飨同好，而梅鏐即是获赠拓本的友朋之一。所以，札末所言的“二月十六日”，应属于黄易得到拓本的次年。因此，系此札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十六日书。
上节邓石如札中所言“所寄梅石居物，春间已手致矣”，可从此札中探求。从文本上看，在邓石如南归的既有所携与“正月廿日”的新近来信中，黄易赠与了梅鏐武梁祠画像中的《孔子见老子》一纸与彼时新出的汉碑拓片，另嘱其代求《古篆寿文》、李鱓（号复堂）与华喦（字秋岳）绘画作品及汉代铜印。而梅鏐赠与了黄易二枚铜印及《景君碑》《黄叔度碑》拓片，另嘱其代求全套武梁祠画像、新出碑刻的拓片及瓦当若干。黄易及其友朋的金石交游，于梅鏐此札中可得一管窥。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如同梅鏐第一札中所言“前因徐四兄所冒渎”，此札仍旧反映出徐嘉穀沟通联系南、北二人的作用。因为关于徐嘉穀个人的史料较为有限，其何以有此作为，还难以周悉。但若从家庭渊源考察，则可呈现出其中的一部分缘由。按：徐嘉穀父徐铎，字令民，号枫亭。结合梅鏐为其撰写的《墓志铭》，可以确知其一生中有三段在山东仕宦的经历。分别是：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廿八日迄乾隆六年（1741）十二月十九日，任山东学政；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二月十九日迄乾隆二十三年（1758）三月廿一日，任山东按察使；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廿一日迄六月廿七日卒于官，任山东布政使。徐铎的三段仕宦经历皆任一省的要职，且其总历时近四年。其子徐嘉穀以如此的渊源，而在此后同山东的一些人士保持一定的往来，当非逾情的推测。而此札的相关内容亦为研究乾嘉时期金石文化圈的南北交往提供了生动的细节。
这三通信札呈现了梅鏐、邓石如与黄易交往的部分细节，其固然只是黄易四通八达的“金石之缘”中的些许片段，但对于邓石如的相关研究而言，这却可以使后人可以管窥其借梁巘、梅鏐而与乾嘉时期金石文化圈中的核心人物建立关联的开端。若结合邓石如此后在诸类书体特别是金石铭刻上富有开创意义的艺术实践，则这些信札中无疑透露出其早年参与彼时学术“预流”的生动瞬间，而这在清代艺术史上自然是引人瞩目的事件。
【详见《中国书画》2017年6期，注释略】
本文编辑：欧阳逸川 新媒体编辑：崔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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