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部分画集一览
近代的艺评家和美术史家，多数笼统地将张大千先生归为仿古派，以为他缺乏创作力。那是因为他们从强调新变的角度回顾大千先生画风。总体而言，在1950年以前以仿古作品居多，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泼墨、泼彩之前，虽多自运的作品，但还是不出传统的范围。然而回顾大千先生各时期画展的当时，仔细分析他的作品和当时环境的互动关系，即使是在仿古时期，他也是不断地求变，不仅突破他自己，也超越那个时代的风尚。例如谢冰莹在早期《看了大千先生画展的感想》一文中说：
张先生的画展，过去在成都、重庆，我看过两次，连这次是第三次了，谁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奇怪，张先生的画，每次的风格不同，随时都在变花样。”
或者如大千老友，也是画史、评论家的陈定山先生所言：
大千多变，变无不兴!
其实，这才真正代表了大千同时代的艺评家和画家，在当时对他的看法。此外，试以大千先生历年画展引起画坛的一些反应，进一步了解张大千绘画艺术的变革和时代的关系。
张大千部分画集一览
1927年春末、夏初，张大千在南京个展，展品中各种题材都有，观众甚为踊跃，尤以仿石涛画最受赞誉。当时刘侃生多次参观，因见其画甚是漂亮，遂兴拜师之愿。
1929年，大千先生被聘为全国美展审查委员，叶恭绰赏其画才，鼓励画人物。
1934年9月，大千于北平首次画展，由于作品风格与北平画坛大异其趣，因而“极大的震撼了故都画坛。……气势磅礴、绘艺之精，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金碧山水，富丽堂皇，和光灿夺目，使人震骇。临摹唐伯虎仕女图……惟妙惟肖……不得不连叹佩服。……展品已悉数售空，当时曾有不少人云先生为保守的北平画界，吹进了一阵新风”。
张善孖（坐者）与张大千（立者）共研画艺，摄于苏州网师园
1935年9月，张善孖、张大千昆仲画展于北平举办，大千先生的大幅《黄山奇景》震惊艺坛。
1935年12月，大千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行张大千关洛纪游画展，虽是隆冬季节，而大千以其清新画风，再度轰动北平。水榭的东西南北四室，黑压压挤满观众。
1939年9月，正值抗战期间，大千在成都举行画展，展出百余幅作品，前往观画、购画、要求学画者络绎不绝。
1941年3月初，近作百幅在重庆展出，不出三天，展品全部售空。
1943年8月，大千自敦煌返四川，在兰州举行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是大千在兰州的首次画展，“参观者拥挤异常”，“达万人以上”，作品“别具风格，观者无不饱赏眼福而去”。当时前往参观者人山人海，络绎于途，甚至天水邻近各县爱好绘画人士皆不辞辛劳，跋陟前来。原定展览三天，因为观众太多，欲罢不能，结果展示了一个星期，为天水亘古以来盛事。是年12月大千返成都，友好纷纷上门求观临摹之壁画，先生应接不暇，遂决定公开展出。
1944年1月，成都展览临摹之壁画，展品全为非卖品，参观者十分踊跃，成为蓉城春节期间一桩盛事。展品虽是大千的临摹，但是因为观众未曾见过唐宋的壁画，所以皆为此视觉上的新鲜戚而叹为观止，也是大千“以古为新”的一个例子。后因观众拥挤，画展延长四天。同年5月又在重庆展出，虽需购票入场，但仍然大排长龙。甚至有人第一天没买到票，特地在次日早起排队才买到票。这次展览“震动陪都”，并且在内陆掀起了一股“敦煌热”。
1945年10月大千在成都举行近作展，大获成功，数日内展品定购一空。其中《水月观音》一幅，多人争购，经省长张群决定，由新都区买下，供于宝光寺内。笔者于1989年往访该寺，《水月观音》仍张挂在玻璃框内。
1946年6月，大千在西安举行画展，展出百余幅，在四天内即被购完。观众络绎不绝，对丈二荷花等作品赞叹至极。同年10月上海画展，展出绚丽多姿的敦煌艺术，如此新鲜的视觉经验同样也震惊了上海艺坛，连日往观者极为拥挤。此时抗日战争已胜利，大千的重返上海，使原本熟悉他作品的观众耳目一新，因此画展而名声大振。
1947年5月，上海的近作展，部分展品将唐人技法参以己意，绘出现代的新题材，显示他并不保守。即使那些是老题材的作品，画风却清新活泼地表现出现代感，“因而又一次震惊沪上”。同年10月在成都举行张大千康巴西游纪行画展，展出西康的奇山异水及粗犷活泼之藏族人民生活画面，使人感到一股勃勃的新鲜气氛，再次轰动蓉城。这一年大千曾在泰国举办画展，也是盛况空前。
1949年11月，张大千赴台北举行近作展百余幅，其中雍容华贵的金色绢上荷花通景屏，以及其他的各色作品，震撼台湾艺坛。而自此之后，大千未再在大陆展出。
1950年2月，在印度展出，轰动首都新德里，展览为之延长一个月之久。
1953年5月，台北画展，情况热烈，作品销售一空。
1958年，巴西画展，所有作品全部卖光。
1962年8月，大千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画展，其中多幅作品系以泼墨、泼彩写成。这些笔墨淋漓、画法新颖的作品，令台湾艺坛人士大为震惊。
1963年10月，在纽约，展品全部卖光，包括荷花通景屏。
1964年5月，作品在德国科隆展出。
1967年10月，大千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近作，包括《蜀中四天下》屏，观众踊跃，台湾《新生报》10月8日报道“张大千画展，昨掀起高潮”“.. .. 画廊挤得水泄不通”，并引起艺评家热烈讨论破墨与泼墨问题。展览为之延期闭幕，创台湾画展参观人数新纪录，掀起高潮。画家、艺评家何怀硕先生当时虽评大千之画雄奇穠丽而缺乏苦涩，但仍认为：“大千先生年来每有新作，而面目都有所不同，可说是画愈来愈放恣、愈雄奇、愈单纯、愈净化。逐渐减却往时精细琐屑之处，建成浑穆壮丽的绘画世界。”同年，加州展。
1968年7月，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长江万里图卷》。同年，加州克密尔画展备受瞩目，并引起热烈讨论。“博物馆如山阴道上，六千观众前拥后趋，乘星期假日涌进历史博物馆。”
1972年，在旧金山，举行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
1973年，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回顾展，其他地区的收藏家和艺术家们，专程前来参观。
1974年秋，大千在东京举行画展，观者如云。
1976年，台北展的展品全被售光。
1978年11月初，大千在韩国汉城（现首尔）举行邀请展，“吸引了观众数十万人，除了上次中国国宝展出以外，据报社说，这是最热闹的一次”。
1983年1月20日，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大千先生的《庐山图》，“展览会开始的那天，展场中有人满之患，待得岳公(张群)和大千先生光临时，政要、名流、书画界，乃至老弱妇孺，形成人潮”。
自右起：钱瘦铁、黄大密、拍摄者、顾青瑶、李秋君、张大千、李祖韩（李秋君大哥）、周鍊霞、叶世琴、陈肃亮合影留念
以上所引也只是摘录当时报章所报道刊载的极小部分。综观大千一生，自青年时代起即已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到了中老年以后更成为艺坛新闻的焦点人物，所到之处，无不被拥簇包围。当他去世之日，各报章杂志，无不大幅报道，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隆重祭奠。大千以一介画人，而极尽人间如此之哀荣，即千古以来，吴道子、阎立本、李公麟、赵孟頫等大家，亦无从相比。张大千可以说是最受媒体注目宠爱的画界中人，其被报道频率之高绝对是历来画人所无法比拟者，不但可以列为空前，恐怕也将绝后。其所以能至此，固然是他的传奇人生与形象上的特殊性，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在艺术上能够不断推陈出新，才能维系他对于群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和吸引力。
许多现代画家，生前因人际关系热闹滚滚，死后即声闻寂寂，但是大千在卒后十余年，他的画仍然是收藏界最热门的对象之一。抗战期间，张大千的画展被形容为“标价之高，抢购之盛，真是空前绝后”，同样也适用于他于台湾定居前后的盛况，卒后画价更是飙涨，便不是人脉亨通的缘故，而端赖他作品本身的魅力。像大千先生这么高产量的一位画家，若是千篇一律、缺少变化，老调重弹、重复自己，他绝不可能盛名不减，作品的市场光景持久不衰。
在大千先生的画上有一方常用的闲章，印文是“大千豪发”，意思是这一幅画只是他全身豪发之一而已。又有一方印是“游戏神通”，在显示他的兼擅多变，神通广大，具备十足的自信。
【详见《中国书画》2018年5期】
本文编辑：刘光 新媒体编辑：崔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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