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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刘岱墓志》的史料价值——兼谈东莞刘氏的身份问题

刘岱墓志拓片



《刘岱墓志》的史料价值

——兼谈东莞刘氏的身份问题


文 |王 强


近来对石刻书法中的史料文献价值的钩沉甚感兴趣,书法中的文献问题,在文史研究中已有较高的关注度,但在书法研究中,似觉其与视觉艺术大抵无干,故仍是在考校辨识上偶有关注,并不做太多的与书法艺术和书法史论的会勘,这或许是在碑志书法研究中的一点缺憾。古所谓“书法”,大多就是一种实用的书写,其功能也多在记录与传通。我们在这种实用的书写中看到了古人书法造型之美观,进而窥知古人在某一时段的书写习惯与审美趣舍,我们也发现古之碑志因其志主的身份、家族、地域等背景,也有书法精粗、优劣之区别,所以碑志的“文献”之考察,亦关乎书法史与书法美的论列与辨识,由造型之表而探文献之里,庶几能较深入地理解和感悟书法之深层意义。


所以,我的访碑在关注书法意义的同时,亦欲在当下能看到的碑志原石中钩沉其史料价值与文化价值。所访碑志之年代约略在中古,不以地域为限,随遇而访,记录当时感受,考辨尚存舛误,都是一时之感、一己之见,辑录出这些散论,一以保存寻访之迹,一以求教方家门下。此虽欲效先贤访碑之雅趣,恒不敢望先贤学问之项背也。


作者访碑现场  


刘岱,史书无传,从墓志上看,他是东莞刘氏家族的人,今人考证,其高祖刘抚,应是东莞刘氏南迁入东晋的第一代,其曾祖刘爽,是南朝宋时刘秀之的祖父;祖父刘仲道(余姚令)是刘秀之的父亲;父粹之应该就是刘秀之的兄弟了。《宋书·刘秀之传》中还提到秀之还有一兄长名钦之。《宋书·海陵王休茂传》中还提到有一个刘恭之;《刘穆之传》中有虑之(宪之)、式之、贞之,这三人及刘恭之或与刘秀之等是同族兄弟,刘穆之与刘仲道是从兄弟(《刘秀之传》:秀之,刘穆之从兄子也)。《宋书·刘勰传》中说:“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则刘勰的曾祖是刘仲道,高祖是刘爽。这样,因《刘岱墓志》、《宋书·刘秀之传》与《刘勰传》,我们可以看到东莞刘氏,因刘爽、刘仲道而有了刘岱与刘秀之、刘勰、刘穆之等历史名人的链接。这些历史名人,都是刘氏宗亲,他们与墓主刘岱的关系大概如此:刘秀之是刘岱的叔叔或伯父;刘勰是刘岱的从侄;刘穆之与刘岱的关系较上两人远些,是刘岱的从祖。


这里应该说的是,他们都应是东莞刘氏家族成员,在《刘岱墓志》《刘穆之传》《刘秀之传》《刘勰传》中,均明言其籍贯是东莞莒县,唯《刘穆之传》言其为齐悼惠王之后,则东莞刘氏之祖应该是汉高祖庶长子刘肥,刘氏远祖应是世居齐地的。


刘岱墓志原石(局部)


刘穆之是宋高祖刘裕的佐命功勋,如果不是去世得早,他也是汉之张良式的人物。但从他的传上看,并没有写他父祖及前代有什么人物,只写是汉悼惠王之后,这就有点“虚”,是否冒认祖先也不得而知,反正史书有传的其他东莞刘氏均未有“悼惠之后”的记载,所以余颇疑刘穆之的出身甚寒微。但是《刘秀之传》上写秀之是“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原因大抵也是因为刘穆之是“司徒”,那是刘宋响当当的人物,攀上亲戚自有荣光。而这“从兄”自是指秀之的父亲余姚县令刘仲道。仲道是跟着孟昶的,而孟昶跟刘穆之不是一伙儿的,所以,从刘穆之这一支几不说与刘仲道及秀之以下有什么关系,而刘秀之则因刘穆之是大官愿意借这个同宗叔父的光。


现在学术界为证实刘勰是出身士族而非寒门,把史传上东莞刘家的人做的什么官梳理一过,证实他们是士族阶层,但是这一家子的人在史传上看,幼年生活状态并不太好,如刘穆之,也只说他是世居京口,少年爱读书;刘秀之虽然父亲是个县令,但是“少孤贫”;刘勰则是“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但是长大了都有些成就,所以按士庶不通婚的制度性规定,他们的姻亲也都还属于士族阶层,这也是一些学者因其姻亲而作依据断定东莞刘氏为士族的原因。但是怎么说,他们刘家也只能算作下层官吏出身,即便叫“士族阶层”,也是中下等级,与衣冠南渡的那些名门望族不能比伦。


其实,学界以某官论某氏为士族为寒门,这也有些不太靠谱,从《刘岱墓志》出土以来,多认为刘岱的高祖刘抚是南迁的第一代,做到彭城内史,再往上数就不知道了。王伊同作《五朝门第》虽然在1987年修订,但并未能参见《刘岱墓志》,所以他在为东莞莒人作世系表时,刘仲道一支最早只列到刘爽;刘穆之一支,只有远祖刘肥,这自是根据穆之传里的说法。如果他参考了《刘岱墓志》(1969年出土,1973年归镇江博物馆),自然刘爽之上还应列上刘抚,可刘抚之上就不知所宗了,刘穆之传上说他是悼惠王刘肥之后,很难说是不是冒认祖先之言,所以他们东莞刘氏除了刘穆之、刘秀之能做到大官,光宗耀祖,若说祖上能有多少荫蔽,怕是一时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只有唐《元和姓纂》卷五第三六三条记:“齐悼惠王肥生城阳王(刘)章,传九代至王(刘)津,光武封为平莱侯,徙居东莞。裔孙晋尚书南康公穆之。”这算是把齐悼惠王与刘穆之连在一起的世系说明了。


刘岱墓志原石(局部)


其实现在说的士庶不通婚,士族才能做什么级别的官,大抵在高门望族是有着较严格的遵守的(如《文选》中有沈约《奏弹王源》一文可证),一般士族或生活条件稍好的“寒门”之间也未必都一定不通婚,丧乱之际的东晋时期,士庶阶层也未必不因特殊情况而有转换。东晋及以后六朝之际,也产生了一些新兴的贵族。“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现象也并非铁板一块的!关于东莞莒人刘氏为悼惠王之后的说法,也有人质疑过,而今人朱文民《刘勰家族门第考论》认为可信,理由是《宋书》是沈约写的,沈约甚重门第,《宋书》的一个突出内容即是“颂扬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他还说:“沈约与东莞刘氏同仕宦于宋、齐、梁三朝,对刘勰家族当是熟悉的,他不但不怀疑东莞刘氏的士族门第,而是还特地挑明记上一笔,这说明《宋书》关于刘穆之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的记载是可靠的。”


按:这种论证也不太稳,沈约固是重视门第,但重门第的就一定泾渭分明地写门第情况么,就一定准确无误地写门第情况么,就一定没有因立场问题而虚写门第的情况么?这都不能一时遽下结论的!沈约为刘宋作史,刘穆之是刘宋之勋旧重臣,是开国皇帝刘裕极其倚重的人物,以其“颂扬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的立场,他对这类“开国功臣”不能不立传,也不能不颂扬,而颂扬其历史功绩时,亦不忘写一笔他是齐悼惠之后,这是他的史学立场所决定的,实在未必有多少历史的依据。他写刘秀之,也要说上一笔是“刘穆之从兄子”,也是因为穆之是刘宋之名臣。如果刘穆之、刘仲道他们那辈是高门望族之后,自然会父祖也要大书特书,但他们不是,又要显得他们不一般,就远绍到了汉之齐悼惠王。朱文民先生还特意作了《刘勰家族世系表》,最先竟列上汉高祖刘邦,又从刘肥之子朱虚侯、城阳王刘璋之下一直排到刘钦(津),这都是没问题的,可是怎么下面点点点就接到刘抚身上就没有依据了,唯有的是唐人《元和姓纂》,《元和姓纂》的依据是什么?自是沈约的《宋书》,如果沈约弄错了呢?或故意弄错了呢?《元和姓纂》也就跟着错了,今人拿《元和姓纂》证明沈约的说法自然是说不过去的!而沈约何以说到穆之是齐悼惠王之后一时也弄不清,则仅凭他记了这么一句就把刘穆之与齐悼惠王生硬链接,这就产生了朱先生制表时城阳王刘钦以下无接续、刘抚的上辈无从来的局面。也就是刘钦这个王爷和刘抚这个彭城内史中间空了近三百年,至少也有八、九辈人无从查考,所以这真是一笔糊涂账,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须研究,不能一时有定谳的。


在《刘岱墓志》里和刘氏在史籍中刘秀之、刘勰的传记中都没有写他们与汉齐悼惠王之关系,如果刘穆之有这个关系,其他人也都会有啊!怎么都不写呢?或谓南朝墓志一般都不远绍祖宗,尽管汉碑中这类绍祖之辞很多,如《曹全》《尹宙》;北朝也这样,如《张猛龙》。但南朝较早于刘岱的刘宋时期有《刘怀仁墓志》却写着:“苕苕玄续,灼灼飞英,分光汉室,端录宋庭……”虽未明言刘怀仁的祖先是谁,但却说了“汉室”,则其“刘”姓自与汉之皇室有关系。而梁朝的刘岱墓志里却连这种朦胧语都没有,余颇揣测,东莞刘家本没有欲与悼惠王刘肥搭关系之想与之行,但是有可能是那个重视门第的沈约平白给刘穆之加上了这个远祖,以抬高刘氏之出身的吧!或许也可能是刘穆之自己拉上了皇亲而重门第的沈约述史时就坡下驴也未可知。


《刘岱墓志》说到墓主刘岱的事迹,有这样一段话:


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刘岱,字子乔。君龆年岐嶷,弱岁明通,孝敬笃友,基性自然,识量淹济,道韵非假。山阴令,淬太守事左迁,尚书札:白衣监余杭县。春秋五十有四。以永明五年……五月……十六日庚子遘疾,终于县解。


这里涉及一个史实,即刘岱因事被处分,“白衣领职”,以观后效,这是“因”的什么“事”呢?查《南齐书·王敬则传》云:


(永明)三年,……宋广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刚暴,数杀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则,敬则付山阴狱杀之。路氏家诉。为有司所奏,山阴令刘岱坐弃市刑。……刘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则免官,以公领郡。


按:太守王敬则跑到山阴县杀了个悍妇,妇固该杀,但没走法律程序,自是违规犯条,连山阴县令刘岱也一起牵连了,刘岱“引罪”,就如同今说的“供认不讳”吧,那也应是不得不“引罪”,所以就被判弃市,那是死罪。可皇上原谅了王敬则,也原谅了刘岱,但死罪可免,活罪还该受,所以就让他“白衣监余杭县”,就是不能穿官衣,还得办官事,算是一种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的惩罚,史称“白衣领职”。


志文中“山阴令”以下,有个断句的分歧,我比较认同朱志武《东晋南朝墓志研究》中的断句,已如上引。赵超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则断如:


……道韵非。假山阴令,淬太守事,左迁尚书,札白衣监余杭县。


这就不大对了,“道韵非假”应该是一句,与上句“识量淹济”相接。下面“山阴令淬太守事左迁”,应该是指《王敬则传》中所说的沾了太守王敬则的包而降职。如果说“左迁尚书”就说不通,一个县令降职为尚书么?“尚书”应属下句,是“札”的主语,“札”就是行文书命令的意思。即是让刘岱白衣领余杭县令。


看来这个处分对刘岱是个打击,因为本没他什么事,他是受了牵连,还差点被杀头弃市,就是被皇上原谅了也没官复原职,虽然还是干个县令,却是“白衣”,这是污点,他自然会感到很冤,所以从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受到处分没两年就在永明五年(487)死去了。自古以来别人犯法我坐牢的事很多,刘岱这大抵可算作有连带责任吧,可他能挡得住太守么?但是有挡得住的呀,周亚夫不就把汉文帝挡在细柳营外了么?可刘岱没有周亚夫的胆呀,所以也就只能认倒霉了!


刘岱墓志原石(局部)


如果从墓志文的文体要求看,这还是一种早期志文的写法,未若北地后来一些志文的成熟规范。从书法看,自是楷书无疑,且已颇近成熟的楷书石刻文字,与北地的碑体不同。所书汉字,亦如一些当时的志文一样有些俗写的字,朱智武先生也曾一一列析。只是有一个“量”字写作“

”,大抵也是一个异体字。汉《曹全碑》碑阴有“日”下面为“童”的写法,碑文上又有“日”下面为“章”的写法,但这样写的文字学依据是什么呢?询之同事音韵学博士曾南逸教授,曰汉人“重”“童”常混用,“量”字的“日”下原是“重”字;又曰“量”“章”韵母完全相同,声调不同,而“童”也是以“重”为声符,“量”的“日”下写成“重”是形符,写成“章”就是把“重”由形符变成了声符,但写成“童”总是不规范,再往后也应算个错误的写法了。但古人不规范后人也要学么?这应该算嗜痂吧!“嗜痂成癖”的典故,又正是出自东莞刘家刘穆之之后的刘邕。


2018年5月9日,余因事往镇江,通过文化局及南京财大的朋友介绍,得往镇江博物馆看《刘岱墓志》原石。此石是1969年出土于句容县的,能存于今实在很不易,能见此石,能观真颜,幸哉幸哉!


镇江博物馆外景


镇江博物馆在江边一座半山上,古色古香的建筑,库房在较高处,也是个很幽雅的建筑,馆里的研究人员接我进去,刘岱墓志原石正在厅里摆着,这块一千五百年前窆于地下的志石,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回到了萧梁时代,这个刘岱又是《文心雕龙》著者刘勰的族叔,就感觉到也与刘彦和拉近了些许关系。此志至少把刘勰祖先由原来只说至刘爽,又提高了一辈,即《刘岱墓志》刘爽之上还有刘抚一辈。当然刘穆之、刘秀之等刘宋时东莞刘氏家族的风云人物,亦得绍祖多了一辈。其实不要小看这一辈,刘抚是彭城内史,这是刘岱志中写明的,他的官位以及其他刘氏人物不书此祖先,也多少透出东莞刘氏士庶阶层如何定位之消息的。此是一个专门的问题,似宜暇时再容细论!(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新媒体编辑:张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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