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纯阳宫牌坊(连达画)
老年间有些衙署、庙宇、苑囿、陵墓、街巷,常常建造各种形制的牌楼,又称牌坊。据考证牌楼的渊源与古代的里坊有关。最早的里坊是封闭的,四周垒砌围墙,内有街巷,出入有门,而且一般坊门都修造一桩标志的建筑物,古称“绰楔”。
《辞海》对“绰楔”的注解是:牌坊,旧时用以旌表的建筑物。《新五代·李自伦传》“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门,门安绰楔,左右建台,高一丈一尺,广狭方正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义者见之,可以悛心而易焉”。随着时光的流逝,古代里坊的围墙与坊门逐一拆除,而有些标志性的建筑物,绰楔却被保存下来,久而久之逐渐演变为牌坊,这大概就是牌楼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吧!
1900年 正陽橋五牌樓
牌楼多用木材制作,也有用砖或石垒砌的,也有少数牌楼是用琉璃制作的。牌楼有大有小,形制各异,有六柱五顶的,有四柱三顶的,也有两柱一顶等不同结构。制作工艺也有精细与粗糙之别,有的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有的雄伟典雅,古朴肃穆;有的虽也加油彩,但工艺粗糙。总之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绝大多数牌楼都有题字。以上所述只是牌楼的外在象。
当年修建这些五光十色的牌楼,勿庸讳言,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封建礼教,这是它的主流,也是它消极的一面,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但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思考,去分析,牌楼在某些方面也会或多或少带有积极的因素。
老北京的'长安街'牌楼
首先牌楼有彰善瘅恶的用意,“使不孝不义者见之,可以悛心而易焉”,就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是牌楼从不同侧面记录了过去某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陈迹。
第三,牌楼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的兴衰荣辱等。可以说是一种立体的历史见证。
第四,这些绚丽多姿的牌楼伫立于街头巷尾,也起到装点市容,美化街貌,营造氛围的作用。
从上述几方面都折射出深邃的传统文化积淀。从这些积极方面应该说老年间一个地区(州县)有没有牌楼,有多少牌楼,足可以说明当时社会状况的兴衰。那么,被誉为“左辅雄藩”古老的通州有多少牌楼呢?光绪五年编纂的《通州志》并没有收录齐全,所收录的七十一座牌楼中明代居多,清代偏少。但仅就这七十一座牌楼就足以见证古老通州繁荣的历史。
第一类是崇儒尊孔内容。如孔庙门前处矗立的两座庄严古朴的砖砌牌楼,上面题写“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是对孔子的极高赞誉,里面的“过化存神”,意思是“身之所经,人无不化。心之所存,神妙未测”,这说明了通州明清时代不仅有规格高于一般州县,可以考中秀才的贡院。还有京东包括通州、三河、武清、宝坻、蓟州、香河、宁河、遵化、丰润、玉田京东十州县共同设置的最高学府潞河书院。可见老通州的文化教育,正如学宫门前牌楼的题字“如天中日”那种繁荣景象。
光绪年间潞河书院的门牌
第二类是记录明清时代通州漕运仓出储盛况的。比如大运西仓西门“风图”牌楼;还有今新仓路原户部坐粮厅门前的“总理军漕”和“裕国经漕”两座牌楼(旧称大红牌楼);以及竖立在北门外石坝码头的“潞河第一观”牌楼;新街口的“绩河渠”坊;此外就是里二泗佑民观庙前的“保障漕河”坊。虽然看去都是星星点点,但其中既有经营漕粮衙署的,又有储存漕仓的,关系漕渠的,涉及码头的,方方面面都展示了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文化盛况。
小红牌楼(约摄于1950年)
第三类是赞誉古老通州繁荣富庶的历史地位和社会状况。如通州衙署门前的“紫气东来”坊,上书“日下冲繁第一州”(日下指京都,冲表示交通特别方便,繁是表示繁昌盛,即京郊交通最方便,社会最繁盛,堪称第一州);在州治前有“潞阳旧治”坊,清楚告诉今人元代以前通州或潞县治所之旧址,并明确指出潞县后通州亦别称“潞阳”,还曾称“彰善坊”、“阜宁坊”;西大街西口竖立的“神京左辅”坊,指出通州乃京东重镇。豆腐巷西(在西海子公园东侧)的五圣祠坊,一面额题“日鉴在兹”,一面额题“列圣垂佑”;北关厢(旧城北门外)有“民安物阜”坊;今西海子西路附近有“威灵普济”坊;东大街北西口“大东街”坊,背额题“公正和平”;米市街“六世同居”坊、“文武联芳”坊及“乔梓重光”坊;鼓楼前“忠烈名臣”坊;旧城北门内“天恩存问”坊等等。
第四类是记述通州独有的历史掌故。在16世纪中叶,明隆庆年间在通州同期出现两位王妃,其一是出生在通州东关香儿胡同陈景行的女儿陈寿,她就是万历皇帝嫡母陈太后(这条胡同就是因为是陈太后的出生地而得名,至今仍然存在,并延用此名);另一位就是出生在永乐店(当时尚属漷县)李伟的女儿,即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所以在通州南关为陈太后修建了一座“圣母里”坊,并为其父固安伯陈景行修建了“元戚”坊,“仍世锡封”坊和“奕叶荣光”坊共四座牌楼。在永乐店为李太后之父安国公李伟修建了“仙源毓庆”坊和“世允流光”坊。这两地六座牌楼记述了明朝隆庆、万历年间,通州出现的一桩极其巧合的历史掌故。
第五类是反映通州名人辈出。如为明朝关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力谏豁免矿税,弹劾税监罪行,反遭奸佞诬陷罢官,深得民心而名垂青史的户部尚书李三才修建的“积德昌后”坊。再有为明代忧国忧民,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曾遭奸佞严嵩党羽所陷削职还乡,并主持编纂第一部《通州志略》的吏部尚书杨行中修建的“都宪”坊、“衣坊”和“天恩存问”坊三座牌楼。还有为明代居官公正,多次雪冤案的刑部尚书董芳修建的“大司寇坊”(古尊称刑部尚书为大司寇),以及为明代曾一再谏阻武宗御驾亲征,史称“闭关三疏”,其刚烈之气誉满京城的工部侍郎李钦修建的“司空坊”(又称“忠烈功臣坊”(古尊称工部为司空,侍郎为大司空)。为明代刚正不阿,因弹劾奸佞石亨而遭陷害被贬,并受刑杖几乎毙命的兴化知府岳正修建的“翰林坊”。为明礼部侍郎(相当副部长级)李温修建的“少宗伯”坊(古尊称礼部侍郎为少宗伯)。为明布政使(省级主管民政、田赋、户籍的官员)汪获麟修建的“方伯坊”(古代尊称布政使为方伯)。为明太仆寺卿(中央主管马政、牧地的官员)张浩修建的“诰赠坊”。为明通政司使(当时中央接受外省官员奏章和臣民密封申诉,登记后呈送内阁,相当皇帝的外收发室)蔡子举修建的“纳严坊”。为明刑部郎中(类似司级官员)雷启龙修建的“进士坊”。为明吏部主事(类似处级官员)钱济时修建的“进士坊”。为明太守知县蔡天禄和刑部主事蔡成己父子修建的“乔梓重光”坊(乔梓即父子的意思)。为明德安知府张子忠修建的“邦伯坊”。为明举人张汝源、张汝济,进士张柽芳修建的“科甲联芳坊”。为明进士单钺修建的“进士坊”。为明举人莫昂、千户莫整修建的“文武联芳坊”。为明举人徐省修建的“乡进士坊”。为明举人李惢修建的“登科坊”……
这些牌楼虽然不能把通州知名人氏包罗净尽,但也足以证实通州的确人才济济,名人荟萃。从而也可起到垂范后世的作用。
第六类是旌表孝子、节妇的。《通州志》大约收入有十座牌楼。
第七类其它。由于《通州志》记述不详而无法分类。
这些光彩熠熠的牌楼,曾经繁星般地点缀在通州的街巷与村庄,歌颂着通州的繁荣与昌盛,记述着通州的历史与掌故。如果这些牌楼能够保存至今,那就是较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可惜由于天灾、战乱、人为等诸多原因,均遭破坏,绝大多数已杳无踪迹了。
(本文稿件由通州区政协文史委提供 搜集整理:王文续,通州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特邀委员,通州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内容来自网信通州
微信编辑 李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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