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天国里的母亲：爆竹

“闺女爱花，小子爱炮。”一进腊月，老辈儿人的嘴上就不离这句老话儿。甭管家里揭得开揭不开锅，一到年根儿，老辈人都得给闺女、孙女买朵花，买根红头绳，给儿子、孙子买包小炮，买挂钢鞭，图个儿孙们欢喜，图个家里吉利，甭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富人还是穷人，子一辈儿父一辈儿，一辈儿传一辈儿。

孩子们不一定都理解老人的心，只知道过年放爆竹是小小子天经地义的事，起码我是这样。

我的家紧贴着紫禁城。尽管刘四爷的人和车场并没有给骆驼祥子们带来什么好运，但那条大街还是有个挺吉祥的名字—— 西安门。

爱爆竹，那是男孩的天性，皇城根下的小小子们格外爱爆竹。在我的记忆里，懂事前我对爆竹的爱，只是跟在大杂院里大哥哥们的屁股后面，捂着冻红的耳朵在雪地里一边跑一边听听响。

懂事了，我和所有男孩们一样，都想亲手攥着那或红、或白的“纸棍”，小心翼翼地吹红手中的香火，屏住呼吸，点燃那灰灰的、短短的、能发出巨大声响的捻儿，享受剧烈心跳后的欢喜。不知怎的，院里男孩们都能受的欢乐，我却得不到。

飘雪了。

过年了。

漫天飞舞的雪花拌着声声除岁的爆竹声，小炮、钢鞭、二踢脚交相做响，引来孩子们铜铃般的笑声。

那当中有我。大孩子边跑边把点燃的爆竹抛向夜空，我在后边追着夜空中飘散下来的纸花跑，时不时停下来，趴在雪地上寻找没有发出声响的“瞎炮”，找到后，如获至宝地放进棉袄的兜里。

吃过年夜饭，大人们在守夜，一副毛边的扑克牌竟能驱散疲劳，让他们支持到天亮。昏暗的灯光下，弟弟拉上我，非让刚刚吃下药躺下不久的妈妈玩“憋七”不可，嚷着叫着要“大年三十熬一宿”。妈妈忍住咳嗽，爬起身，打开小木箱上的锁，从里面拿出一副毛边的扑克牌。我趴在弟弟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弟弟乐得立马跳起脚来，推门而出，片刻又跑进屋，把手里的一支小木棍儿插进火炉里。小木棍儿着了，冒出了蓝蓝的火苗，我赶快把它从炉眼里拔出来，吹熄火苗，举着它冲到院里。

放过爆竹的孩子早已进入了梦乡，大人们囚在屋打百分、憋七、争上游，院子里只有我和弟弟。

夜，好静啊，静得连雪花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小心翼翼地从兜里掏出没有炸响的小红炮，一撅两半，露出里边那黑色火药，弟弟手中小木棍儿的红火头一触火药，一道耀眼的火焰窜上夜空。

弟弟在跳，我在笑。

虽没有爆竹那震耳欲聋的声响，但“渍花”那美丽的火焰也让我们兄弟俩像真正过了一回年似的心动。睡梦中，我竟咯咯地乐醒了。

“儿子，梦见啥了？”妈妈起身掖好我的被角。

“爆竹，爆竹！”

透过昏暗的灯光，我发现，妈妈的眼圈红了。

大年初一，到爷爷家拜年。回来的路上，妈妈进了趟杂货店。

“栓子，猜猜妈妈给你买了啥？”

不等我猜，妈妈竟然沉不气，背在身后的双手往我眼前一伸，我的眼睛腾地亮了：“钢鞭！”

是的，那是我日思夜想的钢鞭，一寸多长，牛皮纸一层又一层地紧紧裹成圆柱体，那里边有能发出诱人魂魄声想的火药。

从妈妈手里夺过钢鞭，我撒了花地往家跑。

妈妈气喘嘘嘘地在后边追，没等到家门，她听到两声闷闷的巨响。

“栓子，怎么了？栓子——”妈妈发疯似地往家跑。一进院门，她一下扑到我身边，颤抖的手轻轻掰开我紧紧攥着的左手。

那是一只什么手啊——黑黑的，肿肿的，手心裂开一道血口…….

原来，那两头钢鞭没来得及抛向空中就在我手里爆炸了。

“是妈害了你呀，是妈害了你呀！”夺过我右手里依然亮着火亮的小木棍，从衣袋里掏出一小挂钢鞭，点燃后抛向空中，妈妈发疯似地嚎啕大哭：“是妈害了你呀，是妈害了你呀！”

“妈，我再也不要爆竹啦，再也不要了，妈——”

从此，我与爆竹缘分已尽，不是我不爱，而是怕妈妈伤心。

妈妈呢？她时常内疚，说是家里穷，穷得孩子放不起爆竹，穷得孩子不会放爆竹。

人在天天长，年在年年过，爆竹在年年放。从刚刚懂事的孩子，到懂事孩子的父亲，我几十年没再摸过爆竹，也禁止我的女儿放爆竹。

“拴子是让爆竹炸傻了”看着我长大的老人说，“打小儿那孩子就怕那动静。”

管得住自己，管得住女儿，但管不住别人。每到大年夜，我就怕伴随新年钟声响起的爆竹声。

那年，母亲病了。

不，应该说自打我懂事起，母亲就天天伴着咳嗽，伴着药瓶。懂事后，我知道母亲先是患了肺膜炎，后又得了肺结核，几十年的煎熬，她的右肺叶坏死了，左肺叶坏死了四分之三。私下，奶奶对街坊四邻说：“大夫说，拴他妈得死在我头里。”街坊四邻为妈妈担心，也为她的四个孩子担心。妈妈不以为然，整天乐呵呵的，人到哪儿，哪儿就是一片笑，大妈大婶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张哈哈。这回妈妈再也乐不起来了。那天，她一口痰没咳出来，脸憋得像茄子。是隔壁的张泉用小三轮把妈妈拉到北大医院的。当我赶到那里，妈妈被推进了病房。气管被切开了，呼吸机伴妈妈度过了18天，她又奇迹般地赶走了死神。

出院那天是年三十。午夜十二点，爆竹在四九城骤起，震耳欲聋。

尽管门窗紧闭，病榻上的妈妈还是被那炸雷般的爆竹声扰的难以入睡，咳嗽一声接一声，嗓子像拉风箱呼哧带喘让人揪心。我拿来耳塞裹上薄薄一层棉花，轻轻塞进妈妈的耳朵里……

爆竹声从震耳欲聋到稀稀拉拉，最后终于停了。妈妈这才渐渐进入梦乡。

又是一年春节到。年三十儿爆竹依旧，与往年所不同的是，人们好像不是在放爆竹，而是在打炮。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妈妈在煎熬，我们也在煎熬。终于，妈妈熬不住了，又住进了医院。

1993年3月23日凌晨两点，家里的电话急促地想起，话筒里传来妹妹的哭声：“大哥，妈不行了……”

我一边叫醒熟睡中的7岁女儿，一边给中关村医院护士站打电话，让护士帮我找到正在那里看护心肌梗塞母亲的爱人，把噩耗告诉她。

把睡眼惺忪的女儿放在大梁上，我骑着自行车从团结湖向位于西什库北大医院住院部飞奔……

晚了，晚了，还是晚了……

那年母亲刚刚59岁！

前一天傍晚我离开病房时，母亲的一句叮嘱成为她老人家的临终遗言：“记着，别打孩子！”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十七年过去了。北京对爆竹先是实行了“禁放”，后来又改为“限放”，人民政府更加以人为本，政策更加人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