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自治传统

吴钩

1、当我们说到传统的社会自治时，许多人会联想到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生活。而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社会自治，从来是包括“城市自治”在内的。明清时期，特别在晚清，有不少市镇是由于商业之发达而自发形成的，跟作为政治中心的“城”的发展路径大不相同。这些市镇，也最具自治之精神——因为是自发形成的，国家往往并没有在那里配置正式的行政实体，市政于是全由当地士绅、绅商、商人自治。

2、主持市镇、城市自治的管理者，叫做镇董、店董、商董，他们通常经由“地方公议”产生，其职责为组织市镇之社会建设、管理市镇之公共事务，包括治安、消防、仲裁纠纷等。在晚清的长沙城，街道的治安与消防由“街团”负责，街团也是士绅、绅商控制的城市自治组织，领袖称为团总，“遇有街团公事，经众议定”，向由团总“领衔对付”（杜迈之、张承宗《叶德辉评传》，岳麓书社1986年）。

 

3、佛山，就是那个因电影《黄飞鸿》、《叶问》名扬天下的武术之乡，早在明清时已是繁华的工商市镇。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明代天启之前，佛山并无一套由国家设立的正式行政机构，市镇的交易由民间习惯法进行规范。天启年间，佛山才出现了第一个常设的市镇管理机构，叫做“嘉会堂”，但嘉会堂也不是官府设立的，而是当地士绅创建、主持的民间自治组织。

4、晩清的社会自治程度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在蒙古的萨拉齐城市，由于绅商与行会势力非常发达，地方官几乎被市民们晾在一边，大至防卫事务，小至祭祀，几乎当地的全部公共领域，包括巿政及税收，都由行会负起自治之责。研究者认为，清末萨拉齐的城市自治，已经“具有和欧洲的自由城市相同的性质”。

 

5、晚清绅商领导下的会馆、公所、行会、商会，不仅仅是行业内部自治的机构，而是广泛介入了城市的公共治理，包括组织市政建设、与地方官府协商税额、训练消防队、管理福利机构、筹集救济金。清末的营口牛庄口岸便是一个由工商行会进行自治的市镇。在各省谘议局（相当于地方议会）中，绅商也是主体性力量，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

 

5、清末那些具有宪政意义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在制度上似乎“先天不足”，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展现出独立的强大力量。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时至清末，作为社会力量的士绅、绅商群体已发育得非常成熟，商会与资政院、谘议局等的诞生，只是让他们获得表达其社会权力的制度平台，故能克服制度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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