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宋金往来初期，金朝对宋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在女真人的眼里，宋朝是十分强大的 。有关北宋的灭亡，历来争论颇多，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腐败亡国，一种是没能权衡好内忧外患的分量，宋太祖重文轻武所致。
第一种说法的主要理由是，北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官僚、大地主占有广大的土地，官僚可以减免赋税，而地主通过各种手段隐瞒土地数额少纳税，致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发生严重困难。北宋初期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官俸和军费开支与日俱增，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土地的集中造成矛盾激化，官僚机构臃肿导致腐败盛行，北宋已经彻底腐朽了，军无斗志，战斗力极弱，真是不堪一击了。在金军的包围下，东京汴梁饿殍遍地，各地军民畏于金军势大，勤王兵根本不敢驰援，导致东京城被困数月，一支勤王军也未到城下，北宋便彻底没有力量抵抗了。
第二种说法的理由是，赵匡胤是从军事政变中取得政权的，他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害怕武将拥兵自立，反对中央，因而实行了一系列防范武将军权过重、地方武装过强的措施，派文臣治理地方。这不但大大降低了军队的战斗作用，而且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防力量。宋太宗把国家的外忧比作是边事，而将内息则比作是心腹之疾，想尽办法抑制内部的叛变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则妥协退让、屈辱求和。这种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和外交上的妥协退让，在北宋初期就已经助长了辽和西夏的气焰。到了十一世纪中叶，辽和西夏更结成掎角之势，步步要挟，随时侵犯。北宋王朝主要的应付办法是逐年向辽和西夏缴纳绢匹银两，换取暂时的安宁喘息。结果，对内加重了人民负担，损伤了自己的力量；对外则不断刺激敌人的胃口，使得他们更加贪得无厌。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这两种说法各有千秋，也是能得到普通认可的理论，但是，这两种说法只是表面现象，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对历史形势认识的错误，导致了错误的政治决策，最终导致了亡国。
正文
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八位皇帝赵佶登基，这就是后来的亡国之君宋徽宗。第二年（公元1101年），辽国也有一位新皇帝继位，即辽天祚帝，名叫耶律延禧，也是广为人知的亡国之君。
其时，宋、辽之间已经对峙了一百多年，对方都以边防为名保留着数目庞大的军队，但实际上，前线已经多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两国使节你来我往，保持着正常的“友好往来”。北宋西边的西夏国，也没有了当年开国君主元昊的冲劲儿，丧失了攻击性，这个区域之内的国际关系，保持着一种和平时期的“三国鼎立”状态，三个国家都没有改变现状的激情，从君主到臣民，都安然享受着和平生活，享受自己如白驹过隙的人生。
这两位亡国之君，登基的时候年龄不大，宋徽宗18岁，辽天祚帝26岁，他们都没有那些伟大君主征服天下的雄心，却有着和那个时代大多数普通年轻人一样的业余爱好：宋徽宗喜欢写字画画，造诣很深，他的字画水平在中国书画史上自成一家。辽天祚帝喜欢喝酒打猎，而且陷得较深，几乎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既使出现凶险军情，也难以放弃。
那个时代的气息慵懒而欢快，辽天祚帝在一片又一片的绿草地上渔猎歌舞，宋徽宋在东京最豪华的酒楼里和歌妓们打情骂俏。他们真想安享和平，醉生梦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然而，事情总是那么不如人愿，在一片文恬武嬉的太平繁华中，亡国的命运悄然降临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有新的英雄诞生了。
1、金国的崛起
在宋、辽两国都耽于享乐、不思进取之时，在寒冷的东北大平原，白山黑水之间，崛起了一个新的部族——女真族。
女真族，古称“肃慎氏”，后来又有“挹娄”等名，五代时始称“女真”，渔猎为生。10世纪中叶，辽朝通过多次征战，征服了这些剽悍善战的女真人：居住在辽东，由辽朝直接统治并编入辽户籍的称“曷苏馆女真”，也称“熟女真”；生活在松花江以北地区的称“生女真”，虽不属辽直接统辖，不编入辽籍，但也归附于辽。即所谓“女真服属大辽二百余年，世袭节度使，兄弟相传，周而复始”。至辽朝中期，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名讳，改称“女直”。至11世纪后期，生女真各部落经不断征战、联合，走向融合，其中完颜部逐渐强盛，形成一个以完颜部为核心部落的部落联盟，完颜阿骨打的祖父乌克乃、叔父盈歌先后任联盟长，为阿骨打创建女真国家奠定了基础。
真正让女真部落成为一个国家的是完颜阿骨打。他出生于1068年，比辽天祚帝大7岁，比宋徽宗大14岁，与中国历史上众多“伟人”的诞生神话一样，史籍中也记载有阿骨打出生时的种种祥兆：“阿骨打在妊时，骨重异常儿。将生，河水为沸，野兽尽嗥。及生，有光照其室，部落人都很惊异。”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辽国都城，也见有“五色云气”出现于东方天空中，辽朝天文官据此推断说“其下当生异常之人，建立非常之事”。
这些后来史官们编造出的迷信传说固然不可信，但完颜阿骨打具有异于常人的领袖气质却是真实的。
他相貌奇伟，胸怀大志，在完颜部统一女真诸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辅佐他叔父盈歌作女真诸部联盟长时，他就建议各部统一号令，不得擅置信牌驰驿讯事。这种举措是建立起统一的军队和国家的基础。
他天生神力，还是十几岁小孩子的时候就精于骑射，箭能射出三百二十步之远，一般人能射出百步即为合格。
他很勇敢，经常身先士卒，亲自在战场上击杀敌人。《金史·太祖本纪》曾生动地记载了他在反辽首战——宁江州之战中的表现：“辽将耶律谢十在阵前坠落马下，辽兵前往救援，太祖（完颜阿骨打）开弓射死救援者，同时还射中了耶律谢十一箭，这时，又一名辽将飞马来救耶律谢十，太祖又将此人射倒，箭矢洞穿其胸甲。负伤的耶律谢十将箭拔出逃跑，太祖紧追不舍，又射一箭，箭矢从耶律谢十后背穿入，没入体内约一半之长，耶律谢十大叫而死。这时，一名女真将领完颜宗幹被辽军包围，太祖驰马营救，有辽将从侧面冲着太祖射了一箭，箭头紧挨着太祖的嗓子边掠过，太祖转头看见了射箭的人，回敬一箭，一矢毙其命。”在太祖的带领下，那一战大获全胜。
他很有城府，宁江州大捷之后，有人劝他建国称帝，他说：“才打了这么个小胜仗，就建国称帝，太浅薄了吧。”断然拒绝。
他很有政治头脑，建国称帝后曾屡次下诏，禁止同姓结婚，有同姓结婚的人，则“杖而离之”，这无疑对女真部落的文明开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十分重视对文化人的使用，开国不久，就诏令各地官员推荐博学雄才之士到中央政府任职，在征服辽、宋的战争中，他十分重视对被征服军民的安抚工作，多次下诏，禁止金兵抢掠百姓、虐待俘虏。凡是他打下来的地方，一律解除过去两国交战时的戒严令，让人民自由往来，对那些被俘为奴的人，允许他们交钱赎身、获得自由。
在攻打辽上京之前，适逢辽国派来的谈判使节习烈泥、宋朝派来的使节赵良嗣在金国。完颜阿骨打让这两位使节随他一同出征，战前，他对这两位使节说：“你们可以亲自观看我是如何用兵的，然后来决定你们的主张”。是役，阿骨打亲临前线督战，攻破外城，内城守敌投降。赵良嗣等只好对他举杯祝酒，称他万岁。这一举动显示出他具有一种恢弘的气度，他知道辽、宋两国要看他的实力来决定谈判策略，所以，特意让两位使节到战场上观战，他不怕自己失败遭人嘲笑，也不怕敌方使节在己方作战军队中刺探情报，完全一副我命由天定的样子，不由得人不佩服。
这么一位武能亲冒矢石、冲锋陷阵；文能安邦治国、智慧非凡、气度恢弘的英雄人物，自然不能让自己的部族久居人下，独立建国是他血液中燃烧的梦想，在他参见过辽国新任皇帝天祚帝之后，他开始把自己的梦想付诸实施了。
一直以来，学者们皆沿袭旧说，将女真人起事攻击辽国，归结为辽国人对女真人的压迫，如强行索取猎鹰“海东青”和珍贵的北方珍珠“北珠”等，这个说法大约出自女真人攻击辽国时所宣称的理由。事实上，所谓“海东青”、“北珠”云云，均只是完颜阿骨打杜撰出来的战争借口，他要想灭辽自立，自然会杜撰出许多辽国横征暴敛的理由，但这只是战争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内心涌动着的雄心，只要有了这种雄心，他就一定会找出战争的理由的，就算辽国人对他压迫、逼他造反了，那么，宋国人呢？离他大老远，不管怎么说，还助了他灭辽一臂之力，他们为什么要打宋朝呢？说到底，历史上那些发动战争的强人，所宣称的理由大多是杜撰的，他想要灭辽，那是出于他内在的生命冲动，与辽国人对他的态度无关。
完颜阿骨打下决心造反是在1112年，那年春天，辽天祚帝照例在长春州（今吉林白城东）混同江举行春季“捺钵”，就是打猎钓鱼，并要求在千里之内的各从属部落酋长一同参加，贡献方物，完颜阿骨打作为女真部落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捺钵”，按惯例辽帝钓得头一条鱼后，即要举行酒宴庆贺，带有贺春之意，称作“头鱼宴”。辽天祚帝也设头鱼宴招待文武百官和诸部酋长。席间酒酣，天祚帝令诸酋长依次起舞作乐，轮至阿骨打，阿骨打却只是端立直视，坚辞不会跳舞。为此，天祚帝打算杀了他，但被掌管军国重务的北院枢密使萧奉先劝住了，萧奉先认为为这么大个事儿杀了一个部落首领，不值当，而且可能激起民变。
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完颜阿骨打第一次觐见辽国皇帝，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做出这种无礼的举动。他当时还不是女真部落的联盟长，很可能是代表当时的联盟长、他的叔父盈哥去参加捺钵的，也可能是作为盈哥的随从去的。既然，《辽史》将此事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记录在案，足以说明，完颜阿骨打是有意为之，或许他是借此试探一下辽天祚帝的水平，看看天祚帝这位只知胡闹的“黄口小儿”一时怒起，失去了控制是什么样的。总之，打这天起，他的造反企图被记载上了史册。
一个民族要准备多么雄厚的力量才能崛起？一个国家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灭亡强大的敌国？观察完颜阿骨打及其金国的崛起，会发现宋人杜撰出的“戒急用忍，先富后强”的理论是多么荒诞无耻。宋朝自仁宗以后，总是将灭不了辽、夏的原因归结为财力不足，准备时间不够，而且这种坏毛病一直延续到南宋，也总是宣称准备北伐，从不见动真格的，更要命的是，这种逻辑一直到今天，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和学校课堂，俨然是一种正确的常识。
完颜阿骨打证明了，当一个民族真正具备了崛起条件时，用不了那么多的人、财、物，更用不了那么多的时间，千把人足以起事，十余年足以收功。过去如此，未来还是如此。由此看来，凡是在那里大谈需要充分准备才能崛起的人物，前途一定不妙。
完颜阿骨打起事时兵力并不多，1113年，他接任女真部落联盟长，1124年9月，便发起了攻打辽国的宁江州战役，当时只有2500人，到当年的11月，始发展到上万人。据相关专家推测，金国最鼎盛时人口不过五六百万，军队不过二十万人，而在整个灭辽的过程中，可能完颜阿骨打的兵力只有十来万，却经常要与超过自己数倍的辽军作战。
完颜阿骨打灭辽花的时间也不太长，他自1114年发起攻辽战争，1115年正式建国，1122年便彻底消灭了辽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辽天祚帝残部逼往西部大漠，进而南下，拿下了辽国的南都——燕京，开始直接威胁到北宋。其间，只经历了8年左右的时间。
一个民族崛起的真正要素是什么？
不是充足的人、财、物（要是这些条件已经充足了，就不用崛起了，人、财、物的充足只是崛起的结果而非原因），不是时间，而是另有原因。
是什么呢？其实只要有一条，那就是有一个雄心勃勃、智慧超群的领袖团队就够了。只要诞生了一个这样的领袖团队，他们自然就会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意志、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自然能凝聚起一个民族走向强大。
女真人的崛起，建立大金国，就是因为有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的领袖集团。完颜阿骨打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可惜天不假年，56岁（公元1123年）就病故了，但他的那个领袖团队，能把他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
继任金国皇帝的是完颜阿骨打的弟弟完颜吴乞买，是为金太宗，吴乞买早就是阿骨打的左膀右臂，继任皇位是众望所归。他登基之后，更多地是从事治国活动，如规范政制、开科取士等，而将向外扩张的军事征战任务，放手委托给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即《岳飞传》中的粘罕）、完颜宗弼（即《岳飞传》中的兀术）等一批优秀将领，他深通用人之术，放手发挥这些人的主动性，动辄给这些人下发上百道空白委任状，让他们自行委任征服地的官员。在他的任上，擒获了辽天祚帝（公元1125年），俘虏了北宋的徽、钦二帝（公元1127年），连灭两个大国，可谓战绩辉煌。
他重用的那些将领也是极为优秀的，如完颜宗翰（粘罕），《金史》评价他“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灭宋战役主要就是由他推动并指挥的，另一位我们熟知的名将金兀术（完颜宗弼），虽然曾经遭遇过败仗，但每败之后，他都又能扳过来，终获胜利，如他曾败于宋将韩世忠之手，被困黄天荡，但却能自寻生路，突出重围，在江宁战役中大败韩世忠，致使韩世忠“仅得自免”。在陕西和尚原一战中，他败于宋将吴玠，但在第二年，又攻克了和尚原。平心而论，比较起宋、辽诸将，粘罕和兀术可谓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战将。
优秀者有天下，这是天理！
完颜阿骨打给自己定的国号“金”，也很有意思，他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坏不变。”好个“不坏不变”的“金”，反映出他使自己江山永固的梦想，也映射出王朝崛起时期那种灿烂的光芒。
2、真实的宋徽宗
关于宋徽宗，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先说负面的：六宫粉黛尚且不够，还要跑出去嫖妓，还嫖出一名妓李师师。他爱唱戏、看戏，居然要宰相这一级的大臣和他一起粉墨登场，赤裸着上身，污言秽语，以致于皇后都说，有宰相如此，天下还能好吗？诸如此类关于徽宗的荒唐段子已成为无数小说与戏剧的“荤题材”。
也有不少正面的，据说他在当上皇帝之前，是一位口碑相当不错的上进青年，当别的皇子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时，他却沉浸在书法、丹青、图史、射御这类“健康”爱好中。刚当上皇帝时，他是一位好皇帝，他崇尚节俭，登基之后，他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他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当了殿中侍御史，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谦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还有一次，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的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吧，我饿坏了，另找机会再听你说吧。那位大臣上前一把拉住徽宗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致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了。”这位大臣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完全可以和那位虚怀纳谏的明君唐太宗比美。
然而，我们了解得越多越糊涂，宋徽宗的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这么一位年青有为的好皇帝，怎么会堕落成后来的那么荒唐的亡国之君？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反差，用什么来解释？
我推测，是因为宋徽宗已经成了亡国之君，后来的史家们便无限地夸大了他的那些荒唐段子和道德缺陷，而一部分保存下来的当时的史料，又保留了对当时真实情况的记载，于是，就造成了我们所见到的判若两人的描述。
为了搞清楚北宋亡国的真实原因，我们必须先努力还原宋徽宗的真实面貌。
我们要遵循的一个首要原则是将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分开，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来讲太重要了，因为中国历史中一向对那些亡国的君臣大加道德挞伐，不是说这些人没有那些道德缺陷，而是说太多的道德挞伐反而遮蔽了事件的真实原因，所以，为了还原宋徽宗的真实面目，我们主要是关注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能力，如此，才能理解他何以会采取那种手段来处理他所面对的内政、外交和军事问题，对于那些与他的政治行为无关的个人道德缺陷，我们将其暂时搁置在一旁。
其次，我们必须注意其性格逻辑的一致性，一个人反差再大的行为其实也是受某种内在性一致的性格逻辑制约的，只有找出这种内在的性格逻辑，我们才能不被其表面的反差所迷惑。
好了，回到宋徽宗头上，我们先分析他的性格逻辑。
首先，他是一个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或者说有些空想，他是位公认的艺术家，对美有着天生的敏感与热爱，一个爱美的人一定是那种与现实有所疏离、更亲近于美好的幻境的人。这一点决定了他在选择政治目标和手段时，会倾向于积极进取的方案，比如他对王安石政策的热衷，对收取燕云十六州的向往等，均是这种理想主义倾向的作用。
与这种倾向相伴而生的性格特征是情绪冲动，这也是大多数艺术家们共同的性格特征，纵观徽宗的一生，不仅在做出重大政治决策时常凭冲动办事，就是被俘后身陷囹圄之中，有时也表现出反常的“坚强”。
宋徽宗一被送入金营，金帅粘罕、斡离不即指责宋徽宗忘恩负义，但随即遭到宋徽宗的反击：“汝称先皇帝（指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有恩于宋，实是我有大功于汝也。若大辽伐我，即使亡国，亦所甘心。汝去年兴师，吾传位于嗣君，遂割城犒军，汝等乃回。今兴兵称嗣君失信，汝等曾记誓书否？”虽然宋徽宗在与金人打交道中错误连连，引狼入室，但在谁负恩、谁使诈而欠道义上，女真人确无指责宋徽宗的资格，所以宋徽宗这一番颇具胆气之语，倒把粘罕、斡离不说得一时无语。
不久金人设宴欢庆，宋徽宗夫妇、钦宗夫妇等人也奉命出席。席间，粘罕之子看上宋徵宗之女富金公主，作为父亲的宋徽宗一口拒绝道：“富金已有家庭。中国重廉耻，不似汝国之无忌。”粘罕被驳面子，当即吩咐堂上客人各携宋室女子2人归去，以羞辱宋人，宋徽宗对此大声抗争说：“上有天，下有地，人各有女媳。”粘罕恼羞成怒，将宋徽宗赶出大帐。
宋徽宗敢在身处阶下囚的状态，无畏地捍卫自己认可的道义和尊严，倒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冲动，控制不住自己。
在艺术方面，宋徽宗具有超强的观察力，据说他在画孔雀时，连孔雀走路时先抬哪只腿都观察得十分清楚，可在政治上，他却很愚钝，甚至可以说毫无洞察力，他分不清哪些人是真有才干、哪些人是嘴皮子上的功夫，这导致他在用人政策上犯了大错，只根据一个人过去的成就来用人。他判断不清楚自己国家的现实政治体系能否承担那些理想化的目标，比如收复燕云十六州，只凭着一时的热情便可以轻率决策。总之，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洞察力使他在用人和决策上犯了很多致命的错误。
他还有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脆弱！他绝不是个意志坚定的人，绝对没有将一种政治目标坚持到底的意志，更没有担当起某种政治责任的坚毅。所以，他很没主意，他爱征求大臣的意见，对于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表现出的宽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脆弱、无主见的性格天性。他的脆弱是彻底的，彻底到管不住自己的程度，他抑制不住自己写字作画的冲动，为了有个更好的 “创作环境”，不惜违背他自己也赞同的俭朴理想，而大兴土木、修建了北宋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皇家园林“艮岳”，这是他后来遭致道德挞伐的一个重要的“病灶”。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崩溃是在京城被围攻的关键时刻，他竟然放弃了自己的岗位职责，当了逃兵，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溜之大吉。
从他的诸种内在性格看来，实在只是一个适合在自己的小园子写字画画、吟诗作赋的脆弱文人，完全没有能力担当治国平天下的皇帝重任，可命运却把他推上了这么一个他力不能及的“岗位”。
他能当上皇帝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那些性格在作为一个皇子时，主要呈现为优点：恭敬、听话，有正事儿（读书，写字）、不贪玩，这让当时有决定权的太后和大臣们都一致喜欢。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同时的皇子中，也没有人比他更优秀了，纵观宋亡前后诸皇子（包括徽宗儿子宋钦宗）的表现，就不能不承认，徽宗已经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了。没办法，这是天命，当一个王朝皇族的人才凋零到这个份上时，这个王朝也就将寿终正寝了。
禀赋如此的赵佶坐到了皇帝的位置上，陆续犯下了一个又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与北宋的灭亡干系重大，容我们一条一条地细说：
1、在政治路线上，他废弃了持重保守的司马光主义，转而采用了积极进取的王安石主义路线
何谓王安石主义？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何谓“积极的财政政策”？用糙话讲就是政府猛搂钱，猛花钱。（关于王安石政策的内容与性质，本刊2011年第一辑有详细的探讨。）王安石发明出了一系列增加国家收入的手段，使得国家富了。政府从百姓身上“猛搂钱”本身无对无错，关键在于花在什么地方上。宋神宗和王安石主要还将搜刮来的钱财用于加强军队建设上了，至少还主动发起了五路伐夏的战役。所以，对他们的诟病不多，但宋徽宗搂的钱，却大量用于修建园林宫囿之上了，这是比宋神宗糟糕的地方。
宋徽宗采取“王安石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他那种带有幻想性的理想主义气质。他想做一个像父亲宋神宗那样积极进取的皇帝，而不愿意因袭他那位病歪歪的哥哥刚死时垂帘听政的向太后勉力维持局面的保守状态。他的错误在于，没有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那么明确的远景目标，而只是片面地采用了他们的敛财手段。
2、在组织路线上，他重用了一批曾经遭受过政治打击、急进贪功的改革派人士
组织路线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当徽宗决定恢复神宗皇帝的政治路线时，就注定要重用执行那条路线的“变法派人士”，代表人物就是蔡京。这批人在向皇后当政时，是饱受压抑和排挤的，一旦重获重用，出手便十分狠辣急进，他们不遗余力地打击政敌，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财。
在起用蔡京为相的第二天，徽宗皇帝就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的“司马光主义”政策的诏书，措辞十分严厉。以此为开端，制造了著名的“元祐奸党案”和“元祐党人碑”，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奸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道德文章享誉天下的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程颐等数百人，为了消除这些人的影响，徽宗皇帝下令焚毁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苏轼的《东坡集》等一批元祐党人的著作，还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这一命令很可能出自徽宗本人的忌妒心理，他也是位书法家，但若论字的品格，他远不如苏轼，有艺术鉴赏力的徽宗皇帝对这一点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徽宗皇帝还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孔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同样雅好书法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以“惩恶扬善”。这种带有强烈个人恩怨色彩的政治迫害，使得政治本身的严肃性遭到了重大破坏。
纵观宋徽宗的用人路线，会发现他主要用了两种人：一是那种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如蔡京，朱勔等；一是有过实际业绩的人，如童贯等。这两种人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个人私欲重，不考虑事情的公共后果。这些人当政带来的政治后果有二：
第一，在执行积极进取的王安石主义路线时，不遗余力，不择手段，顺便还中饱私囊，以致于对民间搜刮过甚，激起民变。比如在恢复王安石的“募役法”后，蔡京等人就极大地提高了“雇役钱”的比例，比原来的额度高出十几倍。
恢复榷茶法，允许茶商贩卖，由官府“抽盘”（抽税）后，批给“茶引”（经营茶叶的凭证），使朝廷一年茶税收入增至400余万贯，其中100万贯供皇帝“御用”；改盐钞法，由商人向朝廷出钱买盐钞，然后凭盐钞领盐贩卖，盐钞屡变，朝廷获取暴利，导致一些盐商亏损，有赴水、自缢而死者。
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听从道士风水之说，下诏在京城东北角仿效杭州凤凰山修筑万岁山，命宦官梁师成主持此事，至宣和四年（1122年）方竣工，历时6年。山峰高九十步，周围广袤十余里，“山林岩壑，日益高深，亭台楼观，不可胜纪。四方花竹奇石，悉萃于斯，珍禽异兽，无不毕有”。因位于在京城的东北角，按八卦方位在“艮”位，故改称艮岳。修筑艮岳所需的大量花石，皆从江浙、湖广地区用船运来，一队称一纲，故称作“花石纲”。运送花石，耗费巨大，“一花费数千缗，一石费数万缗”，而花石纲众多，舳舻相衔于连接东南与开封的运河之中。为搜寻奇石异花，江南数十州内的深山幽谷、大泽深渊，几无遗漏，而主持花石纲的朱勔等贪官乘机盘剥百姓，终于激起民变，引爆了江南方腊起义反宋，攻城掠地，连陷郡县数十，起义军对俘获的宋朝官吏采取激烈而残酷的报复手段，活埋、剖心挖腹、熬成膏油等，一时全国震动。宋徽宗只好急调原准备与金夹击辽朝的陕西精兵，由童贯率领前往镇压，结果是方腊起义虽然被平定了，但却失去了抢占燕京的军事战机。
总的来说，是宋徽宗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导致其国内民变蜂起，从而分散了其对外作战的兵力，甚至贻误战机。
第二，他过于相信过去有“政绩”的官员，给予不了恰当的依赖，比如对童贯的使用上就是，童贯虽是个太监，但也会打仗，确实在征讨西北、平定方腊内乱时，立下过战功。但他过去正确未必以后就正确，在与金人约好的攻占辽国南都燕京战役上，宋徽宗就因过于依赖童贯，而不派其他将领带兵前往，结果既延误了战机，又给金兵毁约提供了口实。而被倚重的童贯这次却没能再打胜仗。在后来的战役中，名将种师道的见解远高于童贯，却得不到徽宗的重用。
徽宗本人不知兵事，他对于军事毫无兴趣，这一点还不如仁宗皇帝（那位皇帝虽然不能亲自上战场，但至少还能做点军事方面的文案工作，主编了一部兵书《武经总要》），自己不知兵，又没有能力选择优秀的将领，这意味着徽宗皇帝的大宋朝，制定不出来一个像样的对外军事路线。而没有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的军队，无论人数多么众多，装备多么精良，都只是乌合之众。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注定都要打败仗，打胜仗反是偶尔的侥幸事件了。
3、朝令夕改，破坏了政治制度的严肃性和政策的一致性
徽宗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是“胆子”很大的，比如在改变庄严的“祖宗制度”方面，他比起那位著名的改革家皇帝神宗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的“变法”的负面作用更大而已。
在宋初，宋太祖、太宗有鉴于唐朝宦官弄权、覆灭社稷的教训，规定宦官不得为节度使、领兵主持军政。这一政策遭到宋徽宗的彻底破坏，心腹宦官童贯即以监军身份主持宋军开边青唐的战役，并以所谓军功拜节度使，此后又执掌枢密院，甚至封为郡王。又宋初以来，外戚不任军相、宰执应避亲嫌，但当时蔡京、郑居中乃属外戚宰相，蔡京、蔡攸乃属父子宰执，由此严重破坏了宋朝中枢机构权力制衡的“旧规”，造成朝政极度腐败。
按照宋朝惯例，凡皇帝诏令都须经中书门下讨论而后由学士院起草颁发，由皇宫中直接发出，不经中书、枢密院的审议直接颁发的诏令便称内降手诏或御笔等。宋徽宗时，政府开始奉行御笔手诏，违御笔者“以违制罪之”，此后又制违背御笔者“以大不恭论”。蔡京大权独揽，怕御史、谏官议论自己，就先拟订诏令，让宋徽宗亲笔誉录一遍，以“御笔手诏”颁行。甚至有时御笔不似天子的笔迹，众臣也不敢议论。于是贵戚、近臣竞相请求御笔行事，后来竟让宦官杨球代笔，号称“书杨”。那些蔡京的政敌，也往往利用所谓的天子“御笔”来对付蔡京，此为后话不提。于是朝廷事无巨细，皆托“御笔”而行，百司官员拱手而己。
在具体政策方面，这位皇帝更是如同儿戏，在后面要讲到的与辽国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将会充分领教他的出尔反尔。
由于他轻佻浮躁所造成政策的朝令夕改，令下面的官员感到无所适从，也让与他打交道的外邦苦恼不已，由此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女真人不会尊重与他的任何条约，因为知道这个人说的话从不算数。各层下级官吏也不知按什么规则行事，国家机器日益涣散。
3、宋金“海上之盟”
完颜阿骨打击败辽军，建立金国称帝的消息，激起一位汉族出身的辽国官员马植的“复国”热情，他意识到辽国的灭亡是迟早的事情，在契丹人统治下这么多年，而且官居光禄卿的高位，并没有磨灭马植对汉族王朝的认同，他认为这是大宋王朝击灭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难得机遇。公元1115年3月，他化名李良嗣南来投宋。宋徽宗召见了李良嗣，李良嗣劝说宋徽宗迅速起兵联金攻辽。他分析了目下辽政无道、金兵日盛之现状，指出辽国亡在旦夕，如宋朝不立即有所动作，燕京必为女真人所占领，到那时再谈恢复旧疆，必成一句空话。
李良嗣的到来和建议，同样也激起了宋徽宗收复故土的豪情，他太想实现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大宋朝的百年梦想了（关于燕云十六州的情况，本刊2010年第三期《解密“澶渊之盟”》一文曾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考），所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于是赐李良嗣国姓“赵”，授官朝请大夫，为秘阁待诏，备皇帝顾问。
宋徽宗和宋仁宗一样，是个没主意的人，所以，他那一朝也如同仁宗朝一样，保持着中国古代社会少有的言论自由，他一将联金灭辽的计策公布出来，就立即在朝臣中引起了争议，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知枢密院事邓洵武为代表的反对派，他们反对这项政策的理由主要是国力太弱，难以支持这么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联金攻辽，背弃了与辽国和好的百年之盟约，这是不讲信义，他的这些话，徽宗皇帝当然不爱听；另一派则是以蔡京、童贯为首的支持派，他们顺着皇上的意思，找出了许多联金灭辽的好处，争论的结果是，徽宗任命童贯权领枢密院事，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全权处理联金灭辽之事，而邓洵武则被排挤出权力决策圈。
定下联金灭辽的国策之后，得与金人取得联系呀，但宋与女真相隔遥远，音信不通，所以宋徽宗最初想托高丽代为联络，然而高丽人深知剽悍的女真人极富扩张、掠夺性，不易交往，不敢自惹麻烦，便婉拒宋人。1117年七月，逃难的辽人给宋朝带来了辽东土地尽归女真、辽国覆灭之势已定的最新消息。宋徽宗遂诏命蔡京、童贯商议遣使通好女真，以“结盟夹攻大辽，复取燕云故地”之事。次年四月，宋廷先遣武义大夫马政、精通女真语的呼延庆等人以买马为名使金，从山东渡海北去辽东探听女真人虚实。当年底，马政一行在涞流河畔拜见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君臣。金太祖闻知宋朝主动派人前来结盟，使濒于灭亡的辽国陷入更加孤立无援之地，自然愿意，但由于此前与宋并无接触，故对来使颇不信任，便留下宋使中的登州小校王美等6人为质，遣渤海人李善庆、女真人小散多、渤达3人，赍国书并北珠、生金、貂皮、人参等为礼物，同马政等人一起渡海来宋。金朝使节的回访，显得较宋朝来得正规而有礼节。金太祖虽遣使臣入宋商议结盟夹攻事宜，但对于宋方要求的事先答应将燕云划归中原的结盟条件，却颇为不愿，而在国书中表示：“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这意思是可以合作，但是那些地方谁打下来的归谁，这在凭实力夺天下的阿骨打看来是公平合理之事，但却令一心想借女真力量以取燕云的宋廷大失所望。宋徽宗与蔡京、童贯商议后，决定再遣朝议大夫赵有开、武义大夫马政、忠翊郎王瑰为国信使臣，携诏书、礼物与李善庆等一起渡海再次谈判。在宋廷商议回访金国的礼仪时，赵良嗣认为当以对等国家相待，用国书礼。赵有开却颟顸地以为“女真酋长仅为一节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臣属。朝廷何必过为尊崇，止用诏书足矣”。宋徽宗竟听从了这个建议，这一夜郎自大、无礼又无知的举动，招致金人极度不满，此后宋朝不得不据金人意思加以更正，而陷于被动。在赵有开、马政一行在登州等候登舟渡海期间，赵有开染病而死，同时从辽境传来辽、金约和，辽天祚帝封金太祖为东怀国皇帝的消息，宋徽宗一得此讯，即命马政留在登州勿行，只差呼延庆护送金使李善庆等归辽东。
金太祖与辽议和，显然为达到左右逢源的目的而脚踩两只船，但辽天祚帝答应的条件不符所愿，而宋徽宗却因此不再派使节前来，故一怒之下，扣留呼延庆不使还宋。此后，金太祖又中断与辽议和，再攻辽国，但后来因想获得宋军的夹击，所以又亲自召见呼延庆，解释金、辽和谈之事，准备让呼延庆回宋，重约和盟。金太祖的主要意思有三：其一，金国实力可以稳取辽国，故夹攻之议，是宋求金，而非相反；其二，宋、金地位对等，今后宋朝要用国书，不许再用诏令；其三，金国因承诺联宋夹攻，故回绝了辽朝的册封，停止与辽议和。因此，金国无负于宋，使节中缀的责任全在宋朝。金太祖的这一谈话精神，成为日后宋、金订立盟誓的指导思想，由此金人在谈判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1120年（宋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二月，呼延庆携金朝国书回到宋都东京（今开封）。童贯听说辽、金和议不成，金兵已进攻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即与宋徽宗商议决定遣赵良嗣为使、王瑰为副使，携御笔诏书，仍以买马为名出使金国。宋朝至此还是偷偷摸摸的，使节不带国书，只携御笔，实在不够堂堂正正，故大为金人所看轻。五月，刚攻下辽上京城的金太祖召见赵良嗣，商议夹攻约盟之事。赵良嗣携有宋徽宗的御笔手诏仅有很简单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因宋徽宗与童贯皆庸碌无知，不明地理，故在这简短的御笔中却存在着两大错误。
其一，态度卑微，在外交上先折了锐气。因为双方原是平等商议共图灭辽，燕京原本是汉地，何须先示弱而言“若许”二字；而且更不该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即将后来交给辽国的岁币转交个金国），使宋、金之间订立的第一个协议，宋朝就自我确认了贡纳“岁币”的屈辱条件。于是宋朝的联金灭辽之策，变成了求金灭辽，将谈判的决定权拱手交给金人，唯金人是从，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这显然反映了宋徽宗君臣未能审时度势，既想收复燕云，建立不世之功，又不敢相信己方力量，只能卑辞屈躬，企图用巨额钱物来换取金人帮助自己实现这一统之梦。殊不知宋廷如此所为，就如同抵抗外力极弱的小孩儿却身怀重宝，必会引起他人觊觎，结果自然十分不妙。日后金人进攻宋朝，觊觎、掠夺宋廷巨大财富也是其一大原因。
其二，不明地理，自困手脚。宋朝联金图辽，原意是想将五代时期被辽侵占的汉地全部收复，但这汉地包括关内与山后二部分。关内诸州除南京（燕京）外，还有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景州（今河北遵化）、蓟州（今天津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易州（今河北易州），号南京路。山后诸州为云州（即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寰州（今山西朔县马邑镇）、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新州（辽改为奉圣州，今河北涿鹿）、武州（辽改为归化州，今河北宣化）。此外，冀东的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营（今河北昌黎）三州乃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即陷于契丹，号平州路，不在燕云十六州之内。故所谓“燕京并所管州城”，仅为燕京路七州，余不相及。而燕山之地，西有紫金关（在易州西北），北有居庸关、古北口（均在燕京北面），东北有松亭关（在景州东北），东有榆关（在平州东，即今山海关）。这天造地设的五座雄关，实是古代隔绝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宋朝只有全部控制这五关，才能有效保障燕京地区。如宋朝不能收复平州，就不能控制榆关，便不能堵住自东北进入燕京地区的通道，将女真势力阻挡在燕山以北。宋徽宗不明地理，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地区均属燕京，故在御笔中写明要求金人归还“燕京并所管州城”，无疑是自困手脚，而且为金人日后顺利进入中原保留了一条通道。
赵良嗣在与金人的谈判中，为弥补这一失误，曾竭力想扩大燕京辖地范围，要求这“汉地”包括辽西京和平州路，以期规复长城以南一切汉地，但遭到金人拒绝。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双方最后约定：宋、金双方于明年（宋宣和三年，金天辅五年）共同出兵攻辽，金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取辽燕京析津府；灭辽之后，宋将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银帛50万两匹转交给金；并约定宋、金都不许与辽媾和。由于宋、金交涉往来取道海上，故世人遂将此次宋、金夹击灭辽之约称为“海上之盟”。
当时赵良嗣为日后还能在收复辽西京、平州路一事有所凭借，便耍了一个小花招，即与金国当事大臣粘罕约定数事，主要有：其一，“北兵不得过松亭关、古北口、榆关之南”，故其地界“且先以古北口、松亭关及平州东榆关为界”；其二，山后诸州中近宋境三州由宋军收复，其余西京、归化、奉圣等州，待拿获辽天祚帝之后再“交割”于宋；其三，“事定之后，当于榆关之东置榷场”。粘罕对此未提异议。金太祖为表示诚意，在设宴饯别赵良嗣时，举杯许诺道：“我从生来不会说空话。今日既将燕京许与南朝，便如我自取得，亦与南朝。”
后世很多人将北宋的灭亡归因于“海上之盟”的签订，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但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上看，这一外交政策在战略上是正确的。首先，金人正处于崛起期，且已击溃了辽国的精锐主力，没有北宋人的帮忙，他们也一定能灭掉辽国，灭辽之后也一定会南下灭宋，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趋势；其次，就算北宋与辽国结盟，对抗金国，已经腐朽的辽国也撑不下去。而且，宋人还收不回梦想的燕云十六州。强国联手，瓜分弱小国家，一向就是各个时代国际政治中天经地义的规则。所以，从外交战略选择上，宋徽宗君臣并无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不明白本国的政治体系已经支撑不了他们去实施这种只有真正的强国才能实施的“收复故土”战略，他们的这一失误很快在后来的燕京之战中显现出严重的后果。
4、荒唐的燕京之战
按照与金方的约定，北宋应马上向燕京进攻，宋徽宗也命令童贯，调集素有能战之名的陕西驻军出击辽国南京燕京。但是，南方这时爆发了方腊起义，宋徽宗只好命令童贯带领本来打算征辽的部队下江南，平定方腊起义。在国内战乱严重时，宋徽宗曾一度不想履行与金国的约定，不想再收取燕云十六州了，徽宗的轻率随意由此可见一斑，此举也激起了金人的不满与小觑，他们不仅讨厌这位皇帝不讲信义的轻率，而且发现貌似强大的宋朝外强中干，鼓起了日后攻打宋朝的信心。
数月之后，童贯平定方腊起义回京，力主应即刻举兵收复燕云地区，宰相王黼也表示强烈支持。于是宋徽宗又转向用兵。此前辽天祚帝为躲避金军兵锋，自鸳鸯泺逃向夹山，留下宰相张琳、李处温等与燕王耶律淳同守燕京。1122年三月，李处温因天祚帝逃入夹山，消息不通，便内结都统萧干、林牙耶律大石等大臣，外借“怨军”之力，册立耶律淳为帝，号天锡皇帝，降封天祚帝为湘阴王。参预定策之事的臣僚各以功升官，并改“怨军”为常胜军，由郭药师总管。于是辽朝一分为二：耶律淳控制着燕、云、平诸州和中京路部分地区，史称“北辽”；在夹山的天祚帝所辖范围，仅沙漠以西、西北诸蕃部族而已。耶律淳为避免南、北两面作战，遣使宋朝，要求继续友好相处。此时宋徽宗得知辽朝中京、西京也为金人所攻占，天祚帝已西逃夹山，仅留耶律淳在燕京维持残局，便对耶律淳的“通好”要求一口回绝，任命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蔡京之子蔡攸为副使，种师道为都统制，勒兵15万“巡边”，以防燕京也落入金人之手。
童贯率军出发之前，徽宗给他授与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燕京人民自发地归复大宋，便可兵不血刃地收复汉家故土；中策是如果耶律淳率众归附，承认是宋朝的藩王，那也可以，宋军立马撤兵回营；下策是如果辽兵坚决抵抗，宋军不能硬打，防守住边境后，全师而回即可。这上、中、下三策没有一条是出师打仗的，实质意思是让童贯带着大军到燕京前线去吓唬一下辽将耶律淳，能吓得住就吓，吓不住就赶快撤回来。这完全是儿戏战争的荒唐行为。
童贯还真执行了宋徽宗的战略，四月，他抵达河北前线，却未作什么军事部署，认为“王师”一到，辽人自会箪食壶浆出城迎降。大将种师道、杨可世等请“熟计而后行”，童贯一概不听，反嘲笑他们为“懦夫”，令种师道率东路兵趋白沟（今河北新城东北白沟河，系宋、辽界河），统制官辛兴宗率西路兵趋范村，对耶律淳施加压力；但又荒唐地命令宋军将士：“燕人，吾民也，切不可妄杀一人。”五月底，耶律淳遣耶律大石、萧干分军抵挡宋军。耶律大石至白沟向宋军挑战，宋军本无战斗准备，又为“不可妄杀”的命令所节制，皆不敢施放箭石，只得被动挨打，任人杀戮，溃败而归。宋西路军也在范村被萧干击破，童贯慌忙下令退军。辽兵乘机追击，宋师大败，死尸相枕，不可数计。童贯为推卸责任，将种师道作为替罪羊，将其贬官还家。宋军的第一次复燕战争就这样荒唐地失败了。
六月下旬，耶律淳病死，遗命遥立辽天祚帝之子秦王耶律定为帝，耶律淳妻萧氏为皇太后，代理国政；密授李处温为蕃汉马步军都元帅。但此举引起契丹人的极度不满，李处温惧祸，欲降宋朝，事情败露被杀。
辽人内乱，宋廷以为有机可乘，遂再议兴师之事。八月，宋徽宗仍以童贯、蔡攸主此事，而以河阳节度使刘延庆代种师道为都统制，其子刘光世和同州观察使何灌为副统制，率诸道兵20万再次北攻。宋军进兵之初颇为顺利，在白沟击败辽牛栏将军的抵抗，辽知易州高凤开城门出降。辽廷在处死李处温后，深惧汉军士兵响应宋军迎降，密谋尽诛汉军。正好萧干因辽军迎战不利，自燕京来到涿州指挥作战。但疑惧不定的常胜军帅、涿州留守郭药师以为萧干是前来图谋自己，遂率8000精兵、500铁骑并涿州一州四县归降宋朝。易州、涿州为燕京之南门，两州降宋，使局势顿时颇有利于宋军。辽萧太后甚为惊慌，即遣使分别至宋、金纳款，奉表称臣，以求保住北辽小朝廷。攻势甚盛的金朝自然拒绝了其请求，一心要恢复燕云故地的宋廷也不以得此两州为满足，责令辽人纳土投降。宋徽宗得知易、涿两州已收复，大喜，即对郭药师等人封官进爵，命常胜军8000人、易州义军5000人并隶刘延庆前军为向导，克日进攻燕京。十月初，宋徽宗御笔改燕京为燕山府，真以为燕京垂手可取了。十九日，刘延庆领兵至卢沟桥，遇辽萧干部2万人拒战，宋师不敢再进，遂在南岸下营。郭药师献策乘虚偷袭燕京城，于是刘延庆命郭药师统常胜军千人为向导，宋将赵鹤寿、高世宣、杨可世、杨可弼统6000精兵继进，刘延庆自统大军接应。二十四日晨，宋军未费太大周折便进入燕京城，控制了大半个燕京城。但萧太后率契丹、奚人士卒殊死抵抗，扼守皇宫，密召萧干回军救援，内外合击宋军。此时，以为胜利在望的宋兵军纪不整，酗酒闹事、抢夺财物，而未能及时消灭辽军残余，控制城防，于是在萧太后、萧干两军内外交攻之下，步步败退。激战一昼夜未得寝食的宋兵退守东门，以待援军，率领后军屯驻城外接应的宋将赵鹤寿因与郭药师有隙，见形势不利，为保全自己，先引兵而退；而主将刘延庆根本就未曾派遣其他部队前往应援。最后，郭药师、杨可世、杨可弼等人缒城而出，仅收得溃兵400余人，骁将高世宣、石洵美等十数员将领及数千锐卒死于城内。偷袭燕京之策，本符合兵法，也是当时宋军迅速击溃辽军、占领燕京的一个有效手段，并确已达到目的，攻入了燕京城，只是由于将帅昏庸，出现了一系列本不该出现的错误，而荒唐地功败垂成，损失惨重。入夜，留在卢沟桥南大营的刘延庆看到河北方向火光四起，以为敌兵前来冲杀，慌忙烧营而遁，士卒“相蹂践死者百余里”，军器物资丢得满地皆是。辽军乘胜收复了清城、安次、固安等县。宋军的第二次复燕战争就再次十分荒唐地失败了。
因北征军队属于宋朝最精锐的陕西军马，却被垂死的辽兵屡次击败，童贯感到无法向天子交待，并对宋军战斗力丧失信心，只得遣使金营，请求帮助。十二月初，金太祖遂命金兵南下，攻占了燕京北门居庸关。萧太后闻听居庸关失守，遂与耶律大石、萧干等连夜整点军马，出古北口而逃。金兵进至燕京城下，留守燕京的辽宰相左企弓、虞仲文等开城门投降，燕京就此落入金人之手。
5、百万金帛赎燕京
宋军攻打燕京的两次战役已属荒唐，不仅自己没有收复失地，反而送给金人了一个大便宜，燕京落到金人手里，想要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当初童贯率10数万大军屯边的消息传入金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怕宋军径取燕京，遣兵据守关险，而不给金国岁币，遂遣使开封议夹攻事宜，以确定宋朝不会抵赖输金岁币。于是宋徽宗派赵良嗣、马扩回使金朝，务必要金人答应将五代时期被辽所占的全部燕云地区归还宋朝。金太祖为取得宋人好感，主动面许还宋燕云诸州，以换得宋朝同意将每岁旧给辽代的岁币银绢全部转交金朝。当宋将刘延庆大败南逃，金兵已占领燕京全域之后，金太祖对履行“海上之盟”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腐朽无能的宋廷日益轻视。金太祖对宋使马扩说：“契丹疆土我已得其九，止燕京数州之地留与汝家，我以大军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并对赵良嗣讥讽道：“我闻宋朝大将独仗刘延庆，然彼将十五万众，一旦不战自溃，宋朝何足道！”本来，完颜阿骨打是不想把燕京还给宋朝的。而且，降金的辽大臣愤恨宋朝联金灭辽，心中有憾，纷纷对金将述说“南人自来畏怯”，左企弓更献诗金太祖道：“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金朝将帅也多对金太祖建议毁盟。但金太祖看到辽朝残余力量依然存在，且保持相当实力，并得到西夏的支持，燕云地区民众对金怀有敌意，金朝对原辽上京、中京等地区的统治也远未稳固，金军兵力不够充足，而战线过长，使兵力分配捉襟见肘，故形势的发展对自己并不太有利，自然不宜再树强敌，与宋翻脸。于是力排众议，决定将燕云地区交给宋朝，但却借口“燕京自我得之，租赋当归我”，要挟宋朝在原来的“岁币”外，再另加“燕京代税钱”100万缗给金；而平、营、滦三州则坚决不同意归回宋朝，为金军再进燕京地区留下一个顺畅通道。同时，金太祖宣称，如宋朝不同意此一方案，则连燕京也不交还。但为了防备宋人不从而开战，金兵又在卢沟河一带断桥梁、焚房屋，预作戒备。
宋廷不明白金朝的虚张声势只是为了掩盖其所处的困境，而光想通过收复燕京以“掩其挫败之丑，以塞中外之议”，便不敢抗争，屈辱地接受金提出的条件，于1123年四月与金订立盟约，其主要内容是：一，金朝将燕京、涿、易、檀、顺、景、蓟州并属县及所管民户归宋；二，作为交换，宋朝每年给金朝银20万两、绢30万匹，和一次性付给燕京代税钱100万贯；三，边界两侧人户不得交相侵盗，亦不得间谍诱扰边民，招降逃人；四，若因故合举兵众，要互相关报；五，沿边官司各守疆界，界内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将来异域使人往复无禁阻。
因易、涿二州已在宋军控制之下，故此和约对宋之不利甚是明显，一是平州等三州不在归还之列，二是宋朝为从金人手中要还云州等8州，又再添20万金帛为犒赏金兵之物。因金朝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占领了原为辽朝统治的广大疆域，急需大批官吏去治理，并需要大量的劳力来开发东北女真居住地区，所以金人在撤离燕京时，将旧辽官员、辽皇宫嫔妃宫女、手艺人、富户、僧尼道士和钱财、仪仗、车马、辎重等都席卷掳去辽东。而侥幸躲过金兵掳掠的燕京居民，为避战乱，也多逃窜山谷。因此，宋人花费百万金帛所赎还的燕京及蓟、景、檀、顺4州，经金人大肆抢掠破坏，已是残破不堪，城墙堡垒等全部毁平，仅是空城而已。
并非自己打下来而是靠巨额钱财赎回一些残破不堪的空城，这本是件丢人的事，可宋朝君臣却自欺其人地大肆庆贺，宋徽宗不仅大肆封赏主持此事的王黼、童贯等，还命人撰作《复燕云碑》，竖立于燕山之上，这种不知羞耻的面子工程更激起了金人的轻视：对这种烂人不打确实下对不起自己，上对不起苍天。于是，在他们拿钱撤走的那时起，就准备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南下灭宋。
纵观燕云地区的失与得，会发现北宋朝的政治体系所存在的致命弱点：
1、作为全国最高领袖的皇帝本人并没有明确的作战意志，而是幻想可以兵不血刃地收复土地，而且沿袭真宗皇帝花钱买和的旧套路，打不下来就花钱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定的作战意志，怎么可能去占领土地？甚至连自己的领土和主权都保护不了！
2、宋朝的政治制度和军队纪律已经严重松懈。前线的最高军事统帅童贯在攻燕失败之后，竟敢擅自做主张，邀金人助战，难道他不明白地盘谁打下来归谁的道理！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领会到了徽宗皇帝只要面子的真实心理，但这种权力是北宋以来前线统帅从来没有过的，说明徽宗其实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控制使用军队了，他本人视军队为吓唬人的玩具，前线军事统帅就敢擅作主张，进行危险的“国际合作”，更下一级的军官就敢各自为政，互不配合。军队，一旦失去了统一的目标和纪律，就会变成乌合之众，而这一点正是徽宗皇帝本人造成的。
3、通过战场的观察，金国已经看透了宋朝军队的实际战斗能力，有了消灭宋朝的把握。
就这样，宋朝是取得了燕云地区，但是很快，他们将失去整个天下。
6、灭宋之战
1、燕京之战后的形势及金的灭宋决策
金兵之所以撤出燕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生病，1123年5月还在撤军途中，完颜阿骨打的病情就日益严重，刚撤回上京不到三个月，1123年8月，完颜阿骨打驾崩。9月，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继位，这就是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继位后将精力主要投在两方面：一是安抚金人快速征服而得到的辽国土地上的辽邦旧民，以尽快恢复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二是乘胜追击辽天祚帝残部，痛打落水狗。在他眼里，辽人远比宋人有战斗力，因而彻底消灭辽国皇帝残部比伐宋更为重要。这期间，虽然因为边境上发生的小摩擦，不断有金国将领提出伐宋的叫嚣，但都被完颜吴乞买以“恪守信义，不能背盟”的理由挡回去了。其实，他倒不是恪守信义，而是时机未到。
在宋朝方面，也在集中精力经营刚收到手的燕云十六州地区，以切实落实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举措失宜，还为日后金兵南下留下了不少口实。
首先，在建立对新收归地区的有效统治方面措施不当，宋朝政府虽然向这些地区派去了新汉族官员，但当地的驻军主要是辽国旧将郭药师带来的原辽降兵常胜军5000人，郭药师发现宋朝对他的依赖，乘机勒索中央政府，要粮要饷，大肆扩张实力，队伍很快扩充了十倍，达五万人之众。实力强了，就更加骄横不逊，根本不听宋朝中央政府派驻在这里的地方行政官员的话。
在燕云十六州的河东地区（今山西朔州等地），宋徽宗听从了宣抚使谭稹的建议，招募当地精壮，建立起一支人数高达5万的部队义胜军，而且为笼络人心，对他们的待遇提得很高，超过了原来的宋军，引起其他宋军的不满。但由于义胜军的兵员全部来自于辽邦故地，这些人中有契丹人，也有汉人，民族混杂，对故国的认同感还没有完全消失，他们中有不少是敌视宋朝的，认为他们趁火打劫，助金人灭了他们的祖国，所以，后来金军南下伐宋时，义胜军全军降金。
总结这一时期宋朝对燕云十六州的政策，会发现他们一个严重的失误是过于依偎辽邦旧部，包括其军人和百姓，没有及时地将辽军旧部调入内陆整编，而改派内陆军队到这里镇守。
宋徽宗也意识到了辽国一溃败，金国就将成为自己最凶狠的敌人，所以，他主动采取措施，想办法遏制金国的势力。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可是，却没有正确的手段。
对付未来金人可能发起的进攻，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整军经武，调集内陆忠诚于宋王朝的军队，重兵驻扎于燕云地区，依托当地有利地形，建立起坚固的防线，可如上文所说，宋徽宗把这么重要的任务寄托在首鼠两端的辽邦旧人身上了，这已犯下大错。他对金国的遏制手段，都是那种自作聪明的下作伎俩。他派童贯到山西前线，试图与已经向西溃逃的辽天祚帝建立联系，试图以支持天祚帝攻击金国后方的方式获得本国的安全。他也不想一想，天祚帝本来也是个无道昏君，在辽国内部已经众叛亲离，和这样的人结盟能有什么好处。这件事被金人知道之后，成为后来伐宋的一个理由。
宋朝还暗中派人招降已经投降了金朝的辽国平州节度使张觉，试图用这种“挖墙脚”的方式，蚕食金人领土。张觉倒是答应投降宋朝了，可事情还没有成功，就被金人发现了，张觉只好逃到燕京，请求宋朝予以保护。金国当然不干，向宋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宋朝交出张觉。宋朝居然顶不住压力，让燕京地方官缢死了张觉，并把他的头砍下来，和他两个儿子一起交给了金人。这么软弱无耻的举动让一心降宋的辽国旧将心生寒意，这太过分了，以后谁还敢投靠宋朝呢！
公元1125年十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下令南下伐宋，理由是宋朝人不守规矩，支持辽国残部在背后捣乱，在边境前线招降金将“挖墙角”。这只是那些能说得出口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在这一年的2月，金国人抓获了辽天祚帝，8月，解押到上京。辽国的残余势力彻底被消除，国内的统治已经全面稳定，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对宋朝动手了。还是一直力主伐宋的金军大将粘罕（完颜宗翰）说得直截了当：士气正高，马儿健壮，可以南下揍那些不成器的宋朝人了！
金军进攻宋朝的具体方案是：分东西两路南下。东路军由主帅斡离不率领，自平州而进，消灭燕京常胜军，然后径穿河北平原，南渡黄河直赴宋都开封；西路军由主帅粘罕率领由云州经雁门关进入太原，再南下攻占洛阳，以阻止陕西军东出增援开封，并断绝宋徽宗西走入陕西、南逃四川的通路，然后与东路军合围于开封城下。两路军队各自的人数大约5万左右。
2、金灭宋的具体战役经过
（1）第一次汴京战役
金军按计划在公元1125年11月左右兵分两路南下，斡离不的东路军进展得比较顺利，因为驻守燕京的郭药师的常胜军本来就对宋朝出卖张觉不满，等到与金国精锐军队初一对阵，这位沙场悍将更觉得不值得，也不必再为宋朝卖命了，于是马上投降金军。金军兵不血刃地再入燕京北，华北门户洞开，金军以新降的郭药师为向导，兵锋直逼宋都汴梁（今开封）。
起初得知金军拿下燕京之后，宋徽宋还采取了有益的措施，下“罪己诏”，承认自己“任用非人，过听妄议，兴作事端，蠹耗邦财”，废除那些不得人心的劣政弊法：罢废为天子敛财或搜括珍宝玩物的各种机构，减少内宫用度，罢道官及拨赐道观的房钱、田土等。同时，召陕西大将姚古、种师中率本路兵入援，会合郑州、洛阳地区宋军，拱卫京师；并要求各地官民起兵“勤王”，抵抗金兵南侵。
但随着金兵日益逼近，宋徽宗的意志彻底崩溃了，开始他想逃离汴京，外出避难，遂以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让他以“监国”身份替自己抵挡强敌。但给事中吴敏、太常少卿李纲等人认为宋徽宗当传位皇太子，以便更新政局，组织抵抗。吴敏并指出金东路军已绕过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南下，计算其路程，约10天内可到京畿，故传位之事当以3天为期，不然就来不及组织军民城守。十二月二十三日晚，风声更紧，宋徽宗只得同意退位。宋徽宗假装昏厥急病，苏醒后用左手书写：“皇太子某可即皇帝位。”皇太子照例推辞一番，然后登上了皇位，是为宋钦宗。
宋钦宋即位后，为阻止金兵渡过黄河进攻开封，命宦官梁方平率马军7000人守黄河北岸浚州（今河南浚县，宋时黄河流经浚州城南），何灌统步兵2万人守护州南黄河上的浮桥。
梁方平到浚州，只知饮酒作乐，不作御敌准备。而他所统领马军士卒，平时缺乏训练，甚至有不会骑马者，只是用双手紧抓马鞍子不放，大遭路人嘲笑。1126年（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正月二日，金先锋将完颜宗弼（即金兀术）率兵逼近浚州，梁方平闻讯，慌忙单骑逃回南岸，麾下士兵也就一哄而散。防守南岸的宋军一见，赶紧将河上浮桥烧毁，然后也望风而遁。金兵控制了黄河北岸后，用仅能找到的10余条小船渡河，整整花了5天时间，骑兵方才渡完，而步兵大半还留在北岸，队伍混乱不堪，但黄河南岸竟无一名宋兵守御，于是金人嘲笑道：“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
三日夜半，金兵已渡过黄河的消息传入开封城内，宋徽宗即刻以去亳州（今安徽亳县）烧香为名，率太上皇后及皇子、公主等及内侍数人逃出皇宫，东逃至泗上（今江苏盱眙西北）。
宋徽宗突然弃城南逃，在京城内引起极大恐慌，甚至新即位的宋钦宗也想逃向襄阳（今属湖北）、邓州（今属河南）一带，以避金人兵锋，但为李纲所谏止。四日，宋钦宗升任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总理京师城守之事。当晚，在左右宦官的危言恐吓下，宋钦宗再次变卦，传令天明即出发。五日清晨，李纲上朝，见禁卫军士都已披挂整齐，后宫妃嫔正待上车，已是行色匆匆的模样，便厉声问士兵道：“尔等愿以死守宗庙？还是愿扈从天子出巡？”士兵一致高呼：“愿死守！”李纲即面见天子说：“六军之父母妻子皆在京城，不乐他去，万一中途散归，何人扈从警卫？且虏骑已逼近，若知陛下车驾出城未远，以快马疾追，如何抵挡？”此话正说中了宋钦宗心中所担忧者，只得决计留下，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随即改任御营京城四壁守御使，指挥守城事务。于是李纲加紧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完善京城的防御工事。李纲还将京城中数万名士兵重新布防，城墙四面，各配备正规军（禁军）12000人，辅以厢军、保甲民兵；又将马步军4万人分为前、后、中、左、右5军，每军8000人。前、后两军屯驻于水东门外，前军驻守通津门外贮存有40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守住朝阳门外护城河最狭处的樊家岗，补救城防的弱点；其余3军作为机动部队留在城中，策应四方。
七日，宋军防务尚未就绪，金东路军前锋己直抵开封城下，并根据郭药师的建议，首先占据了堆积有大量粮食饲料的西北郊牟驼岗。当晚，金兵用火船数十只，顺汴河而下，攻打西水门。李纲亲临指挥，募敢死士2000人布列城下，敌船一至，即用长钩子钩牢火船，投大石将船全部砸沉。经一晚战斗，宋军斩金将领10多人、兵士百余人，金兵至晨而退。九日晨，金帅斡离不分兵进攻通天、景阳二门，渡过护城河，用云梯攻城，宋将何灌战死。正在内廷议事的李纲闻讯率1000名神弩手赶往通天门，发箭猛射，使金兵无法靠近城墙；再召募敢死士数百人缒城烧毁云梯，打退金兵进攻。金兵又攻陈桥门、卫州门等处，也未能成功，损失数千人。
显然，宋军虽处于守势，但宋廷如能认真抵抗，孤军深入而又不善攻城作战的金兵是难以如愿的，然而宋朝君臣中除李纲等少数几人外，大都是无能、无耻之辈，怯于外战而勇于内斗，至此不思抗敌，为达到排挤李纲的目的，竟然在李纲率宋兵打退敌军的进攻后，迫使胆怯的宋钦宗同意金朝苛刻的议和条件：输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尊金帝为伯父，归燕、云之人在宋境者，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而以宰相、亲王为人质。十四日，宰相张邦昌陪同康王赵构（宋徽宗第九子）前往金营做人质，不折不扣地按照金人的要求行事。
此时各地勤王之师已陆续赶来。二十日，种师道与统制官姚平仲率泾原、秦凤路3000骑兵、1000步兵至京城，并沿途张贴告示说“种少保领陕西兵百万来”，大张旗鼓直逼金营。金人惧，收敛游骑，在牟驼岗上增垒自卫。数日后，姚古、种师中及诸州勤王兵也陆续前至京城之西；京东方向，来勤王的东南兵士也达2万人，屯兵于城东郊汴河南岸。宋诸道勤王兵号称20万，而斡离不所率金东路军有骑兵不过5万：善战者只有万余人，太子营（指斡离不的亲卫兵）不及2000人，郭药师常胜军约3000骑；其余诸营兵约3万余人，而过黄河者只有大半。显然斡离不做好了一旦作战失利即北走的架势。正在宋廷朝堂议事的金使，一望见种师道，便反平日傲慢之态，以拜跪礼谒见之，这固然有种师道年高望重，战每有功，声闻域外的原因，但更与战场局势的发展渐对金人不利相关。
李纲看到勤王之师来者日众，认为“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能成功”，请求天子同意行营司统一指挥各路勤王之兵。但宋朝家法是臣下不专兵权，如因作战需要，也必分命数将，互相平衡牵制，避免出现将帅权重震主之虞。宋钦宗值此国家危亡之时，仍行分权家法，任命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以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指挥四方勤王之师和行营司在城外的前、后两军，直接向天子负责。于是李纲的行营司所统者仅左、右、中3军而已。李纲又提出应当扼守河津渡口，断绝金兵粮道，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等到其食尽力疲，然后取回割地纳款的“誓书”，当金兵北归渡黄河之际进行袭击，一举破敌。种师道也多次提出相同的建议。但宋钦宗因勤王之师大集，“其心方壮”，恨不得即刻就用20余万宋兵一举击溃金兵，故决意采用姚平仲的劫营建议。
兵道尚诡，劫营之类战事更应秘密进行，但宋兵劫寨之机密，于事前3天即已传得纷纷扬扬，而且宋廷还于城内开宝寺前树立3面大旗，上书“御前报捷”4大字，并于封丘门上摆设天子御座，准备迎接劫营将士的凯旋归来；并命京城百姓修治道路，静候捷报，惟恐世人不知。二月一日夜半，姚平仲如期率步骑万人偷袭金营。早有准备的金人空营以待，埋伏铁鹞子精兵在营寨四周，夹击宋军。宋军大败，偏将陈开战死，杨可胜被擒，姚平仲惧罪，弃军而遁。李纲率城中左、右、中3军出城应援，赶至封丘门外，正好挡住了乘胜进攻开封城的金兵。久经战阵的种师道献策说：“劫寨已误，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晚再遣兵分道进攻，亦一奇策耳。如犹不胜，然后每晚以数千人扰敌，不出十日，贼兵必不支而遁。”但这一奇计被早己被吓破了胆的天子一口拒绝。
姚平仲劫营之战虽因急于求成、兵机不密等因素而失败，但金兵损失也颇惨重，双方伤亡相当。金兵自南侵以来，所向无敌，经此一战，金人知宋兵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不堪一击，军心颇有动摇，撤兵北归之念大起。但宋钦宗不知有此，反与宰相李邦彦一起把夜袭金营之责任推给李纲，罢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并派使臣带“国书”和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等，至金营谢罪。宋钦宗、李邦彦的荒谬行为，激起京师军民的愤慨。五日黎明，陈东等太学生上百人伏阙上书，指出朝廷大臣中能奋不顾身担当天下重任者只有李纲，而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尽是“庸缪不才、忌疾贤能”之辈，强烈要求恢复李纲、种师道职务，并着重指明国家存亡，在此一举。京城军民闻风而来，不期而集者竟达10余万人，见到退朝的宰相李邦彦，群指大骂，投掷瓦砾，李邦彦抱头鼠窜。愤怒的军民呼声动地，并打死平日为虎作伥的宦官30余人。宋钦宗怕激起民变，急命复李纲、种师道原职，群众这才四散退去。李纲复出，即日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士兵莫不踊跃而战，于次日一举击退金兵的进攻。
形势的发展对宋朝日益有利，但宋钦宗缺乏战胜金兵的信心，只想着如何让金军早日北去，遂根据金人换人质的要求，以同母弟肃王赵枢、驸马曹晟去金营换回康王。
金人顿兵坚城之下，进退失据，虽然宋廷已答应割地赔款，然而四方宋朝勤王兵依旧不断前来，而粘罕所率的金西路军却被宋军滞留于太原城下，未能及时与自己会合，故不等宋朝将赔款的金帛全部送来，即匆匆退兵北撤。种师道建议乘金兵北渡黄河之际向其追击，但仍为宋钦宗、李邦彦所严拒。
第一次汴京之战就此结束，北宋王朝算是躲过了一劫，暂免灭顶之灾。
（2）太原战役
粘罕的西路军，开始也和东路军一样顺利，因为驻守在宋、金边境的义胜军不战而降，粘罕部得以迅速南下。但在太原城下，却遇到了宋太原知府张孝纯领导的顽强抵抗，粘罕只能逐一拔除周边的城池，进展很不顺利。
山西境内山多路险，不似河北地形开阔，利于骑兵驰骋，避实就虚，长驱直入，所以粘罕如若也放过太原坚城不攻，按原计划赴汴梁与东路军会师，一旦前行受挫，必然进退两难，腹背受敌，而山多路险的地理环境，不利于骑军回旋冲突，如此，金兵必有全军覆灭之虞。老于战事的粘罕当然不肯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而只是与宋军逐城争战。
西路军战事的胶着，使得东路军的斡离不无力打下宋都汴梁，所以，在勒索宋廷同意交割河北、河东三镇及一部分金银后，因害怕被宋朝聚集的勤王之师围歼，便迅速北撤。听到这个消息后，粘罕留下了银术为将领，继续围困太原，他本人则撤回云中（今大同），寻找战机，再歼宋军。
已经被围困了八、九个月的太原知府，不断派人向朝廷告急求救。于是1126年5月初，宋钦宗州派名将种师中率部队从河北井陉西进，援救太原。粘罕等的就是这一步，他不想硬攻有坚固城防的太原城，那样伤亡太大，而是在寻找战机，将宋军诱使到便于骑兵大规模作战的平原地区，在野战中歼灭敌人。种师中部果然比较顺利地穿过太行山腹地的阳泉，进占离太原仅十公里左右的榆次一带。从井陉经阳泉到寿春，是穿越太行山的狭长谷地，一般按娴于步战的汉军作战方法，应在此地设伏，可知己知彼的粘罕明白自己的优势是骑兵而不是步兵，故在这一路并没有伏下重兵，所以种师中部能平安抵达榆次，路上还打了几个小胜仗，但长途奔袭，十分疲惫。榆次一带是平坦的平原，粘罕派大将娄室率重兵突袭种师中部，种师中中箭身亡，宋军全军覆没。种师中在宋军中素以能战为名，他的失败，给宋军的心理打击极大，几乎没有人再敢主动出击，对金军作战。宋钦宗只能派在开封守城之战中立过功的李纲再次组织人马，于1126年6月再度援救太原，但李纲事实上已经指挥不动分别驻扎在河北、山西各地的宋军将领，那些人只图自保，根本不敢走出自己驻防的城池，李纲集结不起来有规模的援救太原的军队，分散在各处的军队被金兵不断零敲碎打地各个击破。到七月份，宋朝廷已经无兵可调援救太原。
金朝既已击溃救援太原的宋军，打跨宋军的士气后，便全力攻城，粘罕亲至城下指挥。太原守卫战极为惨烈，在太原府都总管王禀指挥下，城中军民随机应变，抗击金兵攻城：金兵架炮30座，发射巨石，摧毁城上防御设备，王禀在城上架设木栅和盛有糠皮的布袋，掩护防御设备；金兵用木料填没护城河，王禀设法放火烧掉；金兵架设攻城的鹅车、云梯，也被宋军破坏。金兵用尽一切攻城之法，但太原城守依旧。为抵御金兵，太原百姓付出了巨大牺牲，百姓年十五以上至六十以下皆籍为兵，为防城墙被攻破，便拆除房屋在城墙内又筑起一道内墙，城中房屋皆拆去墙壁令所在相通，以便城破后巷战，城内居民贫富均食如一。至此太原被围已有250多天，城中粮尽，以皮甲、弓弦、树皮、野草等充饥，最后无物可吃，出现了食死人肉的人间惨剧。九月初，城内百姓死亡者十有八、九，士兵因饥饿乏力，无力作战，但依然拒绝金兵劝降。九月三日，金兵攻破太原城防，王禀率领身边还能作战的士兵进行巷战，身中十数枪，缒城投汾河而死。自张孝纯以下官员多被金兵所俘。粘罕愤恨太原军民宁死不降，故破城后纵兵大掠，无问老幼一概杀戮，焚烧房屋，夷平城墙，太原城由此成为一片废墟。
太原一战，对宋、金双方都意义重大。金朝第一次进攻开封，就因太原坚守不下，使其东、西两路军队会师于宋都的计划落空，故没能拿下汴梁。金人攻占太原后，扫除了西路军长驱南下的最后一个障碍。宋朝也因大举增援太原连吃败仗，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最重要的是，军队的作战意志被摧垮了，从此以后，宋军再也组织不起来有效的抵抗行动了。
（3）第二次汴京战役
在粘罕猛攻太原城之际，为牵制河北宋军增援，金东路军斡离不再次南下进攻河北重镇真定府。真定府宋军因主力此前被刘韐带去增援太原，兵力不足，在坚守了40天之后被金兵攻占。金军攻占太原、真定府后，粘罕、斡离不来到平定军商议作战方向，认为先攻取开封，然后河东、河北诸州可“不取而自下”，故决定东、西两路军再次分道南侵，合围于宋京开封。
金人已定下攻取东京之计，而宋廷还在幻想通过割地屈己求和，即可避免金兵再次南侵。此前，宋使臣王云带回金人愿用三镇租税代替交割三镇的信息，但宋廷意见不一，议论不定。至此宋钦宗同意以三镇租税代替割地，但金军己攻占太原、真定府，故对此动议已无兴趣。宋钦宗赶紧再派使者北上乞和。
太原失守后，宋廷任命折彦质为河东宣抚副使，李回为大河守御使，以备金西路军，范讷为河北宣抚使，以备金东路军；同时起用种师道为河北巡边使，随即又命为河东宣抚使，代替李纲之职。种师道不顾重病在身，扶病前往河阳府巡察。种师道深知太原、真定相继失守后，金兵一定会大举南侵，遂檄召南道都总管和隶属西道的陕西制置使立即率领勤王兵前来保卫开封，并鉴于两河重镇已失，精锐之师多已溃散，士气低落，民心动荡，“金兵若大举，锋锐不可挡”，故请天子“大驾幸长安以避其锋，至于守御攻战，责在将帅。战斗事，非万乘所宜任也”。因为此时宋朝所面临的形势，较年初金兵第一次进攻开封时更为严峻，故种师道判断京城在金东、西两路军队的合围下，已难以坚守，与其让宋王朝的象征皇帝困守孤城，遭受被俘之辱，不如让皇帝预先避难于较为安全的陕西地区，将守卫京城的职责全权委托将帅，如此较为妥当。由于敌我双方情况迥异，故年初宋钦宗在李纲等人辅佐下留在京城击退了金兵第一次围攻，而至此让天子离京城西入陕西之策同样也为适时之举。可惜如同种师道的其他御敌建议一样，此策依旧为宋廷所否决，昏庸无能的宋钦宗甚至认为种师道此举是年老胆怯，大惊小怪，就将他召回。种师道回到京师，已病重不能行动，不久去世。
种师道之死，给宋朝抗金战争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种师道是当时元帅，甚至是宰相惟一的合适人选，也就是说他是当时能担负起指挥军民抗金重担的惟一人选。宋钦宗在汴京陷落时也曾因痛悔恸哭道：“不听种师道言，以至于此！”
此时金军一边攻城夺地，长驱直入，一边为迷惑宋廷，又答应讲和，不断派出使者至开封与宋廷讨价还价。十月，金西路军连破汾州、泽州、潞州，下太行山，占怀州，逼近黄河北岸。金东路军也自真定府南下，兵锋再指黄河渡口。而宋廷却还在为是否割让三镇争论不休，以唐恪、耿南仲为首者坚决主张割让三镇以求和，范宗尹和奉使山西而回的李若水甚至伏地痛哭流涕，请割三镇“以纾国祸”。金人已与宋人打了几年交道，深知宋廷这一毛病，此时就对宋朝使者嘲笑道：“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过河矣！”事情发展果如金人所言。十一月中旬，金西路兵强渡黄河，宋军12万守河兵闻风溃逃，西京洛阳失守。金军分兵扼守潼关，阻击来自陕西的宋朝增援开封的援军，主力东进汴京。金东路军也自大名府附近李固镇渡过黄河，向开封挺进。
宋廷不断派出的求和使者，并没能使金兵进军开封的步伐有所减缓。十一月二十四日，金东路军前锋到达开封城下，扎营于刘家寺；闰十一月初，粘罕率西路军亦至开封，下寨于青城。金东、西两路军近10万人如期会师，完成了对开封城的合围。
此时开封城内虽还有7万宋兵，但因事先毫无战守准备，故形势十分危殆。闻知金兵已渡过天险黄河，宋廷才匆忙备战：放水浸淹年初斡离不扎营的牟驼岗，此事又搞成一大笑柄，因为当敌人下寨以后，再决水进攻方有奇功，三国时关羽水淹七军杀败曹操军队就是一例，此时金兵还未至此，就预先放水淹地，等于告诉敌人扎寨要避开此类地势低洼之处，果然金兵来到城下即占高敞之处，而一毫未损；迁城外百姓入城，然后堵塞诸城门，以坚壁清野，却又号令屡变，此后金兵已至城外，宋廷却还因担忧市民惊恐，“止以防秋为辞，命保甲、军人、百姓、僧道等上城守御”。十一月二十五日，宋廷部分城内诸军守备：以l万人为机动部队，分为5军，姚友仲统左、中、前3军，辛永宗统右、后2军，前军屯顺天门，左、中军屯五岳观，右军屯上清宫，后军屯封丘门，以策应四方；以其余57000名士兵分四壁守御，四壁各设提举官一员。次日，金人向宣德门作试探性攻击，提举官辛永宗因金兵距离尚远，就下令守城军民不要乱放箭，徒然耗费箭石。此时军政不肃，兵民皆骄，对严厉治军的辛永宗心怀不满，至此便宣言辛永宗为童贯亲戚，通敌，故不让军民放箭杀敌，乘乱杀死辛永宗。宋廷对此既不能禁止，也不想严加约束，于是凡事务为姑息，而号令不行矣。由此奸人常以捉金人奸细为名鼓动市民作乱，肆意杀人，京城内一片混乱。
此时的宋军，早已丧失作战意志，因此，宋钦宗虽连下勤王之诏，但响应者寥寥，仅京师附近一些州军起兵：将领王琼率兵8000人，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兵13000人抵京；而东道都总管胡直孺统勤王军与金兵战于拱州，兵败被执；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范致虚统陕西六路勤王军入援，但为驻屯于潼关的金兵所阻。
金人兵临城下，使一直主和的宰相唐恪十分尴尬，为免天子责问，便建议宋钦宗“西幸洛阳，背靠陕西，领天下兵亲征，以图兴复”。宋钦宗点头称是。此时正好开封尹何栗入见，宋钦宗询问此事，何栗引大文豪苏轼所论“周朝衰落之最大原因在于周平王为躲避北方戎狄侵逼，将都城东迁洛阳”为由反对，宋钦宗一听翻然而改，以足顿地道：“朕今当以死守社稷！”至张叔夜入京谒见，见京城形势危殆，且自开封西去陕西的道路已被金兵截断，故请宋钦宗离京“暂去襄阳，以图幸陕西”。宋钦宗听后称是，但因金西路军迅速进抵城下而未果。
开封军民对主和的唐恪非常愤恨，迫使宋钦宗将他免职以平民愤，而任命主战的何栗为宰相，孙傅知枢密院事，曹辅为签书枢密院事。但何栗等人皆为书生，不谙韬略，何栗甚至在此时仍然饮酒赋诗，以示从容。当金人提出非常苛刻的议和条件时，何栗却摇着头徐徐而道：“便饶你漫天要价，待我略地酬伊。”一个担负着国家兴亡大计的宰相重臣，不思如何驱敌于国门之外，反说出这种你若漫天要价、我便就地还价的话来，也真让人无语。
金东、西两路军会师后，四面围攻汴梁城，每日箭石如雨、杀声震天，交战双方都伤亡惨重。闰十一月九日，金军在护城河上垒桥筑道。所谓垒桥，就是先用木筏浮于水面，上堆土、柴等物，待木筏沉入水中，再叠加新木筏，如法炮制，直至铺出一条道路为止。宋将姚友仲在城头架设虚棚，挑选精锐士兵藏在里面，用床子弩、九牛弩、大小炮等武器城下射击。双方相持至晚，金兵不能前进，才弃桥而去。此后金兵又制造了火梯、云梯、编桥、撞杆、鹅车、洞子等攻城之具。火梯用于焚烧城头上的敌楼，云梯、编桥可以倚城而攀，均用轴轮推行，运转灵活；洞子形如高屋，上尖下阔，长大数十丈，上用铁皮包裹，内用湿毡铺就，箭石灰火均不能进入，士兵往来其间，可用以开道，也可用以攻城。宋军也相机使出各种招数抵挡，双方在城头、城脚惨烈厮杀，一时胜负难分。二十五日，大雪纷飞，北风凛冽，金人乘寒急攻，宋钦宗赶忙下令城中将士全部登城防守。宰执何栗、孙傅一看势头不对，急命以前一直被“雪藏”的神兵赶紧亮相破敌，于是宋、金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出闹剧粉墨登场了。
原来知枢密院事孙傅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听信龙卫军拱圣副都头郭京的胡诌，组织了一支“能掷豆为兵，且能隐形可以破敌，生擒敌酋”的神兵。这支神兵共7777人，应募者皆“市井游惰”。虽然金兵攻城甚急，但郭京悠然表示“非至危急，吾师不出”，并自吹“择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袭击至阴山乃止”。于是京城中一些无赖也纷纷跟着效仿，如还俗僧人傅政临自言有退敌奇策，卖药人刘宋杰也毛遂自荐，这些人都被宋廷任为将官，让其自招募奇兵，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阙大将”，身穿奇装异服，脸上画有鬼神图案，行为古怪，将开封城内闹得乌烟瘴气。由于这些奇兵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有识者对此忧虑不已，但何栗、孙傅等人却自以为得计。至此危殆之际，何栗屡派人促郭京出兵退敌，郭京说，若城上人多，其六甲正法隐身术便会失灵。此话为金人识破，于是何栗下令城楼上只留下张叔夜、郭京和少数卫兵，其余守军皆下城墙，不得偷看郭京作法。不料六甲神兵前军刚出宣化门，跨过护城河，就被金200余铁骑一冲两段，顷刻间一扫而尽，居后者尽被拥入护城河中，积尸累累。郭京见事不妙，对张叔夜说了一声“须自下作法”，急忙下城率残兵南遁，后在襄阳府被宋军所擒杀。此时宋军守城门者见势不好，急闭宣化门，但金兵已有乘机登城者。开始登城金兵不多，守城宋军虽有不少，但没有斗志，一哄而散，一面逃跑一面还乱传谣言，一时间城中大乱。金兵大军相继登上汴梁城四壁，插上金军旗帜，与城外来往巡逻的铁鹞子（身披铁甲的骑兵）遥相呼应。溃散的宋兵到处杀人放火，劫掠钱财，火光冲天，通宵不息，百姓哭喊声动地惊天。在混乱中，将士、文臣、宦官、百姓被杀者不计其数，守御了1个月的宋都汴梁城宣告陷落。
3、汴京城破以后
一般认为汴京城被金军攻破后，北宋王朝便马上灭亡，其实不然。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汴京城破，并非就是北宋灭亡之时。金兵既攻破开封，本欲纵火屠城，宋宰相何栗集合都城军民欲与金兵巷战，百姓响应者如云，往来不绝。金人因此不敢轻下城墙，遂在城墙上修筑工事，以防宋人反击，同时不断派使者来，“以割地、贡金帛、议和为说”，一时形成金兵占据城墙和城门，与居住在城内的宋人紧张对恃的独特局面。
唐太宗曾有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但在此时汴京城内，劲草少见，却满目皆是墙头草，更有不少为虎作伥者。当时宋钦宗得知城防己破后惊恐不已，至次日得知金兵并未下城，欲议和而退，心中方稍安，即遣宰相何栗、其弟济王赵栩去金营请金人开出议和条件。金帅粘罕对何栗许诺道：“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无也，今之所期在割地而已。”并要宋徽宗前往“面约和议”。何栗唯唯听命，宋钦宗却无颜让已退位的父皇去冒险，只得表示自己前往。京城军民听说皇帝要往金营请和，一致反对，情绪汹涌。二十七日晚，卫士长蒋宣率数百人来到天子寝殿，要护卫宋钦宗突围出城，大臣吕好问强调突围之危险，迫使卫士们放弃了这一企图。但随后宋廷担忧他们反对投金而“作乱”，诱杀了蒋宣等人。三十日，宋钦宗率宰执大臣数人亲至青城金军粘罕大营，但粘罕托故未见宋朝君臣，并逼迫宋钦宗一行留宿于青城斋宫。十二月一日，金人闭口不提原来“所期在割地”的承诺，却向宋钦宗索取降表。宋钦宗不敢反对，只得命随行文臣草写降表。次日晨，粘罕、斡离不在军营中举行仪式，宣读宋帝降表，并命宋朝君臣随着金人北向朝金国首都上京方向行拜伏大礼4次，宋钦宗左右随从唏嘘不已。
金人再次进攻开封，原是逼迫宋朝尽快割让两河三镇地区，没想到就此攻下宋都开封，故未及想好如何处置赵宋王室，以及如何统治黄河以南地区。粘罕迫使宋钦宗递上降表，也仅想将其降为附庸，作为其统治黄河以南地区的代理人，因此金人随后即放宋钦宗回开封城中，只是命他遣使将归降金朝之事“晓谕四方”。金人派萧庆随宋钦宗入城，住宿于尚书省，检视所有仓库财物，命令宋廷大小政事，必须报请萧庆同意后才能执行。
宋钦宗还城，大臣、太学生与开封百姓数万人夹道迎接，满怀酸楚的宋钦宗对此场面掩面大哭道：“宰相误我！”于是城中方知宋钦宗已递降表之事，故未久，满城皆闻悲戚之声，但宋廷中却颇有嬉笑自如者。宰相何栗原来主战，反对割地求和，至此听说金人愿意讲和，便改而极力主张屈辱乞和，随宋钦宗自金营回城后，不但毫无羞愧之色，反因金帅允诺宋朝割地求和，便觉得折冲有术，立下一件大功劳，在相府会见同僚，喜形于色地但言促成与金讲和之事，然后会食饮酒，谈笑终日，并在与金使晤面时，轻松吟诗日“细雨共斜风，日日作轻寒”，似乎乞降亡国的是敌国金朝，而非宋朝。如此颟顸昏聩者，也真是古来罕见。
回城次日，宋钦宗去龙德宫见太上皇和太上皇后请安，告知屈膝投降之事，且不无得意地表示：“金人以别立贤君为言，可且以弟康王为主，以延祖宗社稷。”感觉只要他作出牺牲让出帝位，就能满足金人之意，也就能保住赵姓王朝了。宋徽宗尚未作答，侍站一边的韦妃（康王赵构之母）担心道：“金人必不止于立贤，祸有不可胜言者！”事态发展证明钦宗作为一国之主，其识见还不及一个深处内宫的弱女子。
宋钦宗君臣幻想金人满足欲望后会自行撤退，便决心屈服，惟金人之命是从，收缴民间武器，以防百姓反抗，将京城健马7000匹全部送往金营，派出割地使20多人前往两河地区。金人又向宋廷索要犒军费金100万锭、银2000万锭、绢帛1000万匹。因金人所要的数字实在过于巨大，虽然宋廷用严刑峻法百般搜括，但除绢帛外，金银搜括所得仅为十分之一。民不聊生的开封百姓不堪勒索和杀戮，纷纷打造军器，准备武装反抗，宋廷大为惊恐，严加禁止，并将领头揭露金兵洗劫京城的阴谋和罪行的李宝等17人斩首示众。1127年正月十日，粘罕、斡离不再次促令宋钦宗到金营去，并加扣留，宣称要等所索求的金银数额交足，方放回。但汴京城内根本无法满足金人索要的金银数额，为早日脱身，宋钦宗甚至签署了以妇女作价送给金人抵充金银的手令。据当时在开封的女真人所撰《南征录汇》记载，宋钦宗手令云：
原定犒军银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公主）、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宗室女）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宗室妻）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金）帅府选择。
于是宋朝宗室妇女不断被送入金营，有人对此愤怒反抗。某日，金营解到王妃、帝姬9人，独1妇不从，《南征录汇》绘声绘色地记下了此妇与金将二太子斡离不的一段对话：
二太子曰：“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妇日：“谁所卖？谁得金？”
二太子曰：“汝家太上皇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
妇曰：“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
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
妇语塞气恧。
最后因人数不够，宋朝官员便将上至宋徽宗、钦宗之妃，下至官员妻女、民女、歌女等皆送入金营折价充数。那些女子为能逃脱这一劫难，故意几天不食，蓬首垢面，显出羸病之状。但开封尹徐秉哲为讨好金人，却自掏腰包购置钗饰铅粉，让这些妇女插花沐香，粉黛盛装，车载送入金营。吏部尚书王时雍因搜掠妇女最为积极，故京城百姓给他起一绰号曰“金人外公”。被送入金营抵准金银的宋朝妇女，据《开封府状》所载有妃嫔、王妃、公主、宗室妇女及宫女计7002人，贵戚、官民女及歌女等4633人，共抵金60余万锭、银258余万锭。这种肮脏而又屈辱的交易，宋人当然不肯写入史书，凭借金人记载，后人方得以获知亡国之惨、宋朝妇女牺牲之大以及宋钦宗君臣之厚颜无耻。
此时金军看到宋徽宗虽腐败，宋钦宗虽无能，并已降金，但宋朝在中原统治长达l00多年，依旧是宋境民望所系，百姓不愿归附金朝，各地勤王之师仍不断向开封迸发，开封城中官员、太学生、市民不断上书金帅要求放宋钦宗回城，甚至有人不惜以死相争，由此金人感到危机四伏，不敢在中原地区久待，而且担心金兵一旦北归，汉民几乎肯定会拥护赵氏与金相抗，而遗留下无穷后患，故改变废黜宋钦宗、另立赵氏中人作为傀儡皇帝的打算，决定用武力另立他姓为其统治中原的代理人，以断绝汉民拥立赵氏之望，使自己得以全力经营两河等地，然后再“徐图混一”天下。二月六日，粘罕宣读金太宗废黜宋钦宗与宋徽宗为庶人的诏令，宣告北宋王朝的覆亡。
随天子同至金营的侍郎李若水眼见女真人出尔反尔，十分愤怒，怒斥金人为狗辈，最后被金兵所杀。金人私下赞叹道：“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人，南朝惟有李侍郎一人而已。”李若水虽是忠臣，不过识见却不甚高明。当初粘罕让宋钦宗第二次去金营时，好不容易才回到城内的宋钦宗不肯再入虎口，连金使也认为宋钦宗“不必亲出，姑为书或遣亲王、大臣以行”也可，但宰相何栗坚持宋钦宗必须去，而李若水以其与金人交往的经验，认为女真人质朴重诺、不会背信弃义，故也力劝出城与粘罕面议国事。可见其懵懂，故至此只能一死报君王了，而世人也有“非死不足以塞天下之责”之说。
同日，粘罕派人持诏入开封城内宣布废除宋钦宗，另立异姓为帝，“并请太上皇、后妃、诸王、公主、驸马出城”，同时命士兵掘断南熏门外道路，以防宋人听到消息后冲出城来拼命。王时雍、徐秉哲等宋大臣人只怕宋徽宗出城稍迟，引起金人发怒，纵兵入城，使自己家族也遭劫掳，便诱劝加威逼，以兵卒“护送”（实则押送）宋徽宗等人如期出城。
金人控制了宋朝二帝，加上有一班宋官甘心认贼作父，故而能在汴京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但在其他方面却不那么如意，两河诸州宋官依然不降，宋朝各地勤王之师虽不断被金兵击溃，但还是渐渐向开封靠近，而生长于北方的女真人也因不习南方水土而纷纷生病，这一切均在催促劳师远攻、兵力有限的金军将帅必须尽快扶立中原傀儡政权，而后率兵北撤。十三日，宋翰林学士吴幵、莫俦带来金帅限日推立在金营为人质之张邦昌为皇帝的命令。迫于金兵淫威，百官被迫在推戴状上署名。羞愧难当的唐恪于署名数日后饮药自杀，一小部分不愿奉立张邦昌的官员躲到太学中避难。御史中丞秦桧率全台御史上疏反对立异姓，金人怒执秦桧去金营。此举成为秦桧日后自金归南宋后擅权弄奸、排斥异己的金字招牌。三月七日，在金人武力劫持下，张邦昌被立为帝，国号大楚，作为金朝的附庸。不过因得不到民众支持，待五月初康王赵构登基重建南宋王朝后，张邦昌即取消帝号，归附南宋了。
三月二十七日，已把汴京洗劫一空的金军依旧兵分东、西两路，携带着掠夺而来的大量钱财、宝物、图籍，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赵氏宗室、不愿拥立异姓的大臣以及工匠倡优之类各色有技艺的人，渡黄河北撤。据今人周宝珠先生统计，金人掳掠的物品主要有：金21万余两，银714万余两，绢帛约1500万匹，丝1000万斤；国子监内所有书籍及印刷用的书板，所有三馆国家藏书，太清楼等皇宫藏书；所有法驾仪仗、礼乐器具、天文仪器、珍玩宝物、书画珍品，以及天下州府地图等。掳掠的大批人口有：皇宫后妃、宫女等300余人，宗室男女4000余人，贵戚男女5000余人，诸色人3000余人，教坊3000余人，加上官吏、士人、内侍、僧道、巫卜、工匠百戏、民女丁男等，总数不下20万人，凡京师有用之人悉数掳走，连善做糖炒栗子的小商贩也不能幸免。因金军撤得匆忙，营寨中遗留下金帛甚多，珍珠数十担；至于书籍之类不急之物，更是狼藉于泥土中；还有许多老弱病废者和妇女之老丑者也遗留在营。
中国古代礼制，天子除亲征、狩猎等原因外，轻易不能离开京师他出。宋徽宗父子被掳北去，实在是宋朝士民一大伤心事，也是一件大丑事，故南宋史官将此事称作“北狩”，即到遥远的北国狩猎游玩去了，聊以遮羞。
次年，金太宗在举行献俘之礼后，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1130年，宋徽宗一行又被远迁到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1135年四月，宋徽宗病死，享年54岁。1161年．宋钦宗在五国城郁郁而亡。那些后妃、公主及宗室妇女，除已被女真贵族所掳掠者以外，一部分死于北迁途中，个别人跟随宋徽宗、宋钦宗身边，其余康王赵构母、妻以下300人没入洗衣院为奴婢，后来也多为女真王公贵族所掠去；另有400余名宫眷被送入元帅府女乐院，供金人淫乐，有孕者近百人一律堕胎，有病者调理，以备采选。宋钦宗皇后朱氏不堪虐待，投水而毙。其他自杀、被杀者也复不少。被金人押送北去的文武官员，张叔夜于途中绝食而亡，何栗、孙傅至燕京后不久抑郁而死，余人皆屈辱地活着。随二帝北迁的人数众多宋朝男女，因途中条件过于恶劣，加上心情抑郁，纷纷倒毙于路边，而被金兵虐杀、奸杀和不堪蹂躏侮辱而自杀者更不计其数，生至燕云的“男十存四，女十存七”。史载宋俘在北国的境遇极惨：能执工艺、自食其力者颇足自存；富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受鞭打，不及5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倡，名节既丧，身命亦亡。粘罕甚至将掳掠来的宋人送到西夏交易马匹，10人才换得l马；又以1人2金的价格，将宋俘卖到高丽、蒙古为奴。
7、对北宋灭亡原因的分析
1、南宋君臣对北宋灭亡的反思
人言“痛定思痛”，而面对北宋王朝的猝死，宋人可是痛未定，既已纷纷手抚伤口进行反思亡国的缘由了。被掳“北狩”的宋徽宗曾题诗一首云：“九叶鸿基（北宋前后共9位皇帝）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痛悔自己昏庸狂妄而不听忠正之臣的治国谋略，遭致国破家亡、身为楚囚的悲惨结局。但以宋徽宗之子宋高宗为首的南宋君臣，连“猖狂不听直臣谋”之类谴责君父昏庸荒唐的话也不敢出口，李纲在拜见新天子宋高宗时，即说：“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宋朝）不悟，一切堕其计中。”再而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即皇上是圣明的，坏就坏在奸臣污吏身上，此可是古来开脱君父罪责的不二法宝。具体而言，即认为造成“靖康耻”之最大原因在于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而之所以会订立“海上之盟”，就在于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作恶。但这“六贼”皆是天子宠信的大臣、宦官，“六贼”作恶的根源无疑就在宋徽宗那里。于是那些反思者就将“六贼”能上台作恶之起因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从而为北宋灭亡找到了最佳替罪羊。
其实，如此论调在宋钦宗登基之初即已出现。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痛斥“六贼”之祸，此论立即广为传播，为人们普遍接受。这种只骂奸臣的言论自然为天子所乐意接受，于是蔡京等人先后贬死，“海上之盟”的关键人物赵良嗣被诛杀，其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未久，作为北宋著名理学家二程门人的杨时又进而追根溯源，将罪责归结于王安石：“蔡京以绍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而“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杨时如此说法，其实有着为二程理学争得一席地位的私心在。但宋高宗为能开脱君父之罪责，随即接过此说，并加大肆渲染：“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左右大臣们自然随声附和，结果这一说法在南宋时期几成定论。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说过：“蔡氏以‘绍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实神宗良法美意，变更殆尽。”但还是将宋徽宗、蔡京的劣政归因于王安石变法。
这种总结历史的态度，实际上回避了历史事件的真实原因，在一种偏执和愚钝中，南宋重蹈灭亡之覆辙。
2、北宋灭亡的内因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各王朝的覆灭，或因外患，或出于内忧，或由于内外因之合力。常言道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研究或评判需要有所假设方能得以进行。那么现在来假设一下，若未被女真骑兵所攻灭，北宋王朝的统治，是否也会如有些人所论述的那样，即将因政治腐败而崩溃？造成王朝覆亡的内忧，大体有以下数种情况：皇室内部争夺皇位而陷于内战，被权臣或大将所篡位，因农民暴动或民众造反而统治崩溃，因地方割据势力而国家四分五裂等。就北宋情况来看，上述原因或不存在，或基本处于可控状态：
（1）就治国理民而言，宋徽宗头脑不算太糊涂，但极其缺少现实感，更缺少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意志和勇气，但他多少还有点艺术家的狷狂。他的继任者钦宗懦弱得更为到家，连做人的基本血性都没有。从发生在金营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两人性格的差别，他们被俘之后，金人设宴欢庆，宋徽宗夫妇、钦宗夫妇等人也奉命出席。席间，粘罕之子看上宋徽宗的女儿富金公主，作为父亲的宋徽宗一口拒绝道：“富金已有家庭。中国重廉耻，不似汝国之无忌。”粘罕被驳面子，当即吩咐堂上客人各携宋室女子2人归去，以羞辱宋人，宋徽宗对此大声抗争说：“上有天，下有地，人各有女媳。”粘罕恼羞成怒，将宋徽宗赶出大帐。但在场的宋钦宗却不敢出声，含泪忍辱待到宴席结束。这两位皇帝被囚禁在金国饱受屈辱，却都活了不短的时间，宋徽宗活了8年，宋钦宗居然活了34年！这得多么没心没肺，没有自尊心的人才能活下去啊！这种人怎能领导一个国家对抗强敌。
（2）宋朝皇权集权制度相当完善，自宋初以来贯彻施行的“崇文抑武”、让大臣们“异论相搅”以及“强干弱支”、“内外平衡”等政策谋略，虽使得朝廷上党争激烈，政令混乱，官员缺少担当并腐败，“三冗”（冗兵、冗官、冗费）严重，而国力趋于衰微，但宋廷也由此有效地消弭了权臣或大将篡位、地方割据等隐患。如蔡京在北宋末年可谓权臣，但屡次拜相又屡遭罢黜，其进退败罢全在乎天子之旨意，所以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即认为宋徽宗乃“以弄臣畜之而已”，则余人可知矣。
为了解决自唐中期以来武将动辄发动兵变的问题，宋朝皇帝主要采取了兵将分离、“将从中御”的策略。所谓兵将分离，即将禁军的调兵权归于枢密院，日常训练归于三司（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而战时另命将帅领军出征。所谓“将从中御”，是指战时天子居京城遥控前线将领作战。于是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一上战场，将校作战必须依照天子战前布置的方略行动，不得随意违反，如此对敌，动失战机，往往被动挨打，自然败多胜少。但也由于将领无权、地方无兵，故一旦部队作战溃败，地方长吏弃城逃避，宋廷也难以严惩，往往姑息了之。加上长期和平环境，也使得武人畏战怕死，一旦强敌闯入，便畏敌如虎，望风溃逃。然而将领无权，地方政府无兵，使宋朝中央政权控制军队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有效地防止了军队兵变以及地方势力割据等情况的出现。北宋末年，大将种师道具有甚高的威望和才干，但宋廷只是一张命令，即免去他的军职，将他从前线召回京城。北宋灭亡，天下大乱，但各地长吏并未拥兵割据，而是纷纷迅速向新登基的宋高宗效忠。由此可见一斑。
（3）因宋徽宗以及贪官污吏的肆意妄为，聚敛无厌，故地方上“盗贼”蜂起，有“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江南地区并因“花石纲”而引起了方腊起兵反宋。但这些事变影响大都局限于一地，而未引得其他地方民众的响应，同时北宋政权迅速调集大军予以镇压，说明宋廷对此远未达到失控的程度。从现见史料上分析，尚不能得出如有的学者所宣称的“只是由于金军抢先将北宋王朝打垮，否则这个腐败政权必将被民众摧毁”之断语。从北宋末年民众普遍未曾响应“盗贼”起事，南宋初大批中原百姓南迁，而不愿侍奉金人建立的“伪朝”，在未经兵火的南方州县官府依然有效运作上等情形来看，当时百姓虽对宋徽宗、钦宗君臣甚为不满与愤恨，但赵宋王朝尚得认同，而远未至欲“与其俱亡”的地步。这也是金朝在中原所立的傀儡皇帝“伪楚”、“伪齐”，始终无法取信于民的关键原因。
纵观中国历史，宋徽宗统治时期，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评判，当都不属于“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因此我们假设如若没有强悍的外力突然闯入，撞翻了这个脆弱的平衡，则北宋王朝想来不至于如此猝死。然而君昏臣贪，军政腐败，一般民众沉溺于百年和平、当今盛世之气氛中，生活颓废，灯红酒绿，朝生暮死，而未识危机之将至，从而使得这维系的表面“盛世”之平衡是如此的脆弱，恰如春日盛放的樱花，绚丽灿烂，忽逢一夜风雨，落英满地，无从收拾。而金人就正好是那场吹落满树繁花的乱风凄雨。
3、北宋灭亡的外因
覆灭北宋王朝的金人，其攻击宋境之初，本来还没想到能一举灭亡宋国，而只是考虑如何通过战争来从宋人那里夺得更多的财物与土地。但通过与宋人打交道的过程，完全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实质。故在前线将帅的积极鼓动下，金朝朝野对宋用兵的呼声尘嚣甚上，不可遏止。但就是金军第二次围攻汴京之时，其目的还是为了逼迫宋廷割让河北、河东土地，以黄河为界；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么容易就击破了汴梁城。城破之后，金人首先考虑的是废黜宋钦宗，另立一位赵姓傀儡皇帝，没想灭亡大宋，但此后改变主意，也只是将赵姓傀儡换作张邦昌而已，金人这时尚没有直接统治中原的念头。金人在中原先后建立楚、齐等傀儡政权，其根本原因当即在此。这也与金朝总体国力远不及宋朝这一因素密切相关。
据史载，在双方总人口方面，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最多之时，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1亿，而金朝在发动攻宋战争之初，所辖之地估计不过100多万户，以1户5口计算，也仅5、6百万口而已；由此金军总数不足20万人，可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大约仅12万，兵临汴京城下者就更少了，然而宋军总数虽有百万左右，数倍于金军。至于物力、财力方面，其差距当更大。尽人皆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在人、物、财力方面均无法与北宋比拟的金国，依靠骑兵的机动作战能力以及将士的坚强意志、旺盛的斗志，主动攻击宋朝。不过，即便是坚决主张攻宋的金军主帅粘罕，也未敢奢望能一举灭宋。只是由于北宋王朝君昏臣庸，使制定的对金政策可说是大错套小错，步步皆错，加上军政腐败衰朽，而一步步培养出女真人的野心，招致他们驰骋河北，冲荡中原，将北宋王朝“一不小心”就给灭了。从事后分析来看，似乎可以说，宋廷如若有一步走对，金兵欲灭亡北宋绝非易事。
（1）从历史演变上看，“海上之盟”当然可说是引金人入中原的重要源头，所以后人往往抨击此乃宋徽宗君臣犯下的、遭致北宋灭亡的最大错误。这说法似是而非，因为没有“海上之盟”，金人也能灭辽，而灭辽之后的金人必将南侵宋朝。
宋太宗时，因为收复燕京无望，只得在东起于渤海，西至广信军、安肃军（均在今河北徐水县一带），开掘河道连接旧有的湖泊池塘成一线，统称界河，使河水深不可以涉渡，浅不可以行舟，以作为阻隔辽代骑兵驰骋南下的屏障。但自宋、辽“澶渊之盟”之后，南北无战事，宋朝边防官便不再疏浚河道，使淤泥日厚，故宋神宗朝以后，有些地方官更将河道中的积水泻去，改造成稻田，以收地利，到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界河水源枯竭，堤防弛坏，其阻遏骑兵驰骋的功用基本丧失。这也是宋廷竭力北复燕云地区的原因所在。北宋联金灭辽、将北边防线推至地理险峻的燕山一线，其战略并无大错。但问题是宋廷并未为武力收复燕云做好准备，只想侥幸一逞，又用非其人，于是如前文所言的一系列荒唐之事便接踵出现。更致命的是，宋朝既收复燕京，即撤除界河一带边防，将原屯驻于界河的军队、军备悉数北调，致使河北地区大部分州县几乎成为不设防之城。而宋廷以遗弃界河防线为代价来构建一道新的燕山防线，却因吏治腐败、朝政荒唐等原因而未能完成，所以只好依靠忠诚度不高的郭药师常胜军。结果，金人一旦叛盟，燕山防线形同虚设，而当金军骑兵直趋汴京时，纵横驰骋，如若无人之境，那些未设防的宋河北大地上之各城镇自顾不暇，根本无法起到阻挡敌军南下的作用。于是宋廷收复燕云以阻拦女真势力进入中原的“良方”，翻成为覆国破家的“毒药”。
（2）宋廷在与金人谈判期间，往往自以为聪明，准备高低两套方案，以便金人讨价还价，但一旦金人未能满意，以武力威胁时，又不敢坚持，乖乖地拱手相让，从而造成恶劣后果。如赵良嗣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约定宋、金结盟灭辽之后，议及宋朝输金的“岁币”数目，赵良嗣回答是岁给银帛30万两匹，金人异议道：“契丹时，燕京不属南朝，犹自与五十万。如今与了燕京，如何只三十万？”争辩许久，金人甚至以废罢盟约相威胁，赵良嗣只得答应将原给辽朝的银帛50万两匹全部转输金国。实际上赵良嗣并无权力决定输金银帛的数量，宋徽宗早已内定将原输辽的岁币全部转交金朝，却出于讨价还价和使金人感恩的目的，故意先说30万。但从其效果上看，反而让直率的女真人认为宋人不够真诚，并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与宋廷打交道时，只有死命挤兑，或横加威胁，就能从宋朝获得最大利益。此后，金人此招屡试不爽，宋廷大吃其苦却不知汲取教训，故在赎回燕京、交割三镇等事件上，不断尝试与金人讨价还价，却总是受辱屈服，从而引得金人野心不断膨胀，心理需求日益增长，谈判条件日渐苛刻，得寸进尺，不依不饶，直至灭亡北宋而诛求未已，可见宋廷失策之甚。
（3）当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宋钦宗却因官员间为一己私利的争权恶斗，而几乎失去了对朝廷军政的控制。如金军第一次围攻汴京后北撤，宋钦宗对是战是和举棋不定，所以前线将士，接到发自主战的枢密院李纲的命令是伺机进攻撤退的金军，而来自主和的宰相府李邦彦的命令却是护送金兵出境，李邦彦还派使者在河北、河东各军中树立大旗监察之，严令“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使得宋军将士无所适从。而主战派内部，也未能协力同心筹谋国事，如大将种师中阵亡，主和派推荐李纲出京主持增援太原的战事，以将李纲挤出朝廷，主战派大臣许翰因催迫种师中出军，而承受很大压力，为此不顾李纲全不知兵的弱点，竭力劝说李纲接受新任命，以为自己分担其责。至于主和派大臣之间更是矛盾重重，明枪暗箭，斗得不亦乐乎，使得国家军事和行政系统的运作几近瘫痪，前线将领因此观望避战，往往望风而走，一击便溃，从而造成屡次增援太原的军事行动皆以惨败告终，并白白浪费了第一次汴京之战后的宝贵时间，待到太原城失守，金东、西两路大军合围汴京时，缺兵少将的汴京城被攻破也就成为必然。
（4）在形势发展已显示汴京城难以坚守之时，天子就应当依从老将种师道的建议，在金军第二次南侵之前，留下大臣守城，而自己离开这一危地，退至后方指挥抵抗。但宋钦宗却对此犹豫不决，欲走还留，结果只能随着汴京城破而成为阶下囚，还带累了其父。此后宋高宗坚决不与金军照面，不惜入海远避，看来是汲取了其兄宋钦宗的惨痛教训。
宋、金之间战斗，除太原之战外，其实并没有发生太激烈的对抗，而且金军的南下进攻路线也被宋人所预知，但宋军就是难以招架，一场惨败接又一场惨败，直至灭亡。这不但令宋人惊愕不已，甚至也大大出乎敌人的意料。因此，面对“盛世”灭亡的北宋王朝，后人在扼腕兴叹之余，更当深思造成其失败的真正原因，莫使“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再现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