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的另一面

沈括乃一代复合型人才，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多个领域多所建树，仅一部《梦溪笔谈》就足以留名后世。然而，其为人又多有可议者，甚至为人所不齿。北宋有一桩著名文字狱“乌台诗案”，令司马光、东坡等一大批人士罹祸。为此，东坡有两首绝命诗，对当时命悬一线的境况作了描述。其一曰：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据说，其始作俑者即为沈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元丰二年中，引王铚《元祐补录》：沈括集云，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詩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实本于括云。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來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暂且撇开这段公案不谈。

据同为北宋的魏泰《东轩笔录》：王荊公再罢政事，吴丞相充代其任。时沈括为三司使，密条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数事，献于吴公，吴公得之，袖以呈上，上始恶括之为人。而蔡确为御史知杂事，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诸路各出察访，以视民之愿否。是时沈括实为两浙路察访使，还，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悦从，朝廷以其言为信，故推行无疑。今王安石出，吴充为相，括乃徇时好恶，诋毀良法，考其前后之言，自相背戾如此。况括身为近侍，日对清光，事有可言，自当面奏，岂可以朝廷公议私于宰相，乃挟邪害正之人，不可置在侍从。”疏奏，落括翰林学士、知制诰，以本官知宣州。

对此，《宋史》也有记载。称谓和文字上稍有不同，基本事实却一致且更为详尽：权三司使沈括守本官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先是，侍御史知杂事蔡确言：“括以白札子（已拟定而未用玺的诏令。）诣吴充陈说免役事，谓可变法令，轻役依旧轮差。括为侍从近臣，既见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明上章疏，而但于执政处阴献其说；兼括累奉使察访，职在措置役法，是时但欲裁减下户钱，未尝言复差徭，今非其职而遽请变法，前后反覆不同。朝廷新政规划巨細，括莫不预，其于役法，讲之固熟，如轻役之不用差法，括前日不以为非，而今日不以为是者，其意固不难晓，盖自王安石罢相，括恐大臣于法令有所改易，故潜納此说，以窥伺其意，为附纳之资尔。括自选人不数年间拔擢至此，宜如何图報，而乃颇僻翻覆，挟私害政，甚非陛下待括之意也。且括自主计以來，一无所补，其驭下则取悦而已，其事上则观望而已，中外之所共传，圣明之所尽照，而阴以异论干执政，欲变更役法一事，尤为显著。窃闻中书亦尝以此札子进呈，下司农寺相度，天慈兼容，既不加诘，而臣以弹邪绳奸为职，安敢避默？伏望陛下推括之情，特行罢黜。”

于是，诏札与括知。括言：“臣自惟超冒时久，无一补称，衅累日深。臣僚所言，皆中臣罪，岂可复当事要？臣见在所居待罪。”有诏令括就职。确又言：“近弹奏括罪状，未蒙施行，或闻括诡求罢免，有诏却令供职。倘如所闻，朝廷待括如此，臣窃惑焉。且括谓役法可变，何不言之于检正察访之日，而言之非职事之时；不言之于陛下，而阴言之于执政？括之意岂在朝廷法度，但欲依附大臣，巧为身谋而已。伏望陛下去邪屏奸，断在不疑，正括之罪。”故有知宣州的前命。虽然沈括在自志中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看来也并不能洗脱“前后之言，自相背戾；颇僻翻覆，挟私害政。”之名。

社会中，尤其在一个向来注重节操、推崇德行的文化中，人品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无论凡夫俗子，还是达官名士，道德缺失，人品瑕疵，始终是一个无法磨灭的污点。洁身自好，守道不逾，堂正为人，兢业为事，一以贯之，即便不能秉持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至少也不能失之于与人为恶。此其一也。其二，社会中往往存在一种为尊者讳、为名者讳现象，就象对沈括之类的宣传介绍，就从来都是正面而光辉的形象，而让其不甚光彩的一面静躺在沉寂的史料中存而不论。更有甚者，对一些人和事人为设置一些不容涉足的禁区，从而试图使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让时间冲淡，让记忆遗忘，让痕迹湮灭。《礼记 中庸》有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才是客观公正之道。

对于事实，全面记载，自有公论。如果只讲成功，不讲失败；只讲成绩，不讲错误；只讲优点，不讲缺点；甚至只让人看光明面，而对阴暗面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甚至是有意遮盖，或者反其道而行之：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全盘否定，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既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误导，更是一种错误而有害的历史观。而且，综观历史，事实真相从来就难以被彻底掩盖。因此，重要的是：无法防人口，公心为人事。道义不亏缺，坦然对青史。须记住，历史是什么？前人做事，后人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