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在太后垂帘听政之后，晏殊很快就从正五品超升正四品，迁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宋代官员的品秩特别繁琐，每一个品级又分为多个层级，以一个九品官为例，就分为从九品和正九品，而一个“从九品”还要分为从九品下、从九品和从九品上三级。若对宋代的官制不大了然，也就难以了解宋朝的官场生态，更难以了解官场的丛林法则。晏殊从正五品直升正四品，不是提拔了一级，而是越级提拔，也就是所谓超升。按说，他应该满意了，但刘太后还不满意，她替晏殊抱屈，晏殊既是太子旧臣，如今太子登极为帝，他到现在还是个四品官，这是朝廷对他的恩惠不够啊，朝廷欠了他的债啊，于是乎，刘后又给晏殊加官给事中，随后又将他超升为正三品的礼部侍郎。这下该够了吧？但仁慈的太后觉得这样还不够，还亏待了晏大学士，未几，又将晏殊超升为枢密副使，这晏殊第一次跻身于二府大臣之列。刘太后对晏殊可真是恩重如山，而晏殊也真是官运亨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从一个五品太子舍人如坐火箭般超升为国家领导人。于此可见，决定一个官员命运的，更多的还不是政绩，而是政治策略，一个下属若能提出一个让主要领导人正中下怀又能让众人一片叫好的政治策略，也就体现出了他高度的政治智慧，自然也就平步青云了，抵达属于他的政治高度了。
然而青云之下即是深渊，若是把握不好，又会一个跟头栽下来。这种不幸的命运，还真是在幸运的晏殊身上很快就发生了。就在他超升枢密副使不久，就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把他的大恩人大贵人刘后给惹恼了，他也就活该倒楣了。
晏殊又为何要反对擢升张耆为枢密使呢？先看看此人有何来头。
张耆，初名旻，字元弼，开封人氏。在一个以文驭武的文治盛世，此人并非科班出身，“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意思是说，当年真宗还是襄王时，张耆就是真宗藩邸的一个小马弁。真宗登基后，这小马弁因天子的宠幸而步步高升，曾任天雄军兵马钤辖、武信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出判陈州。而太后竟然要将这样一个小马弁出身的武夫超升为枢密使，凌驾于晏殊这个大学士头上，又怎么能让晏殊服气？晏殊旋即以“以文驭武”的大宋基本国策为依据，上疏反对张耆任枢密使，可谓是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可他怎么就不了解一下，这个张耆不止是真宗的一个小马弁，而且是太后的心腹。如果说他上次的谏言正中太后下怀，这次的上疏则直戳太后最隐秘的心疾。当年，不守妇道的民妇刘娥与襄王赵元侃（真宗）还处在偷鸡摸狗的阶段，东窗事发后，刘娥无处藏身，据说就是在张耆家里躲藏了十五年。而晏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不知太后与张耆的这一段隐私，就没头没脑地弹劾起张耆来了。不过，太后也不是一般的妇道人家，城府极深，她并未因晏殊弹劾张耆而将他立即罢黜，她还要找到一个同样理直气壮的理由，将这个有眼无珠的晏殊罢黜得心服口服。
天圣三年（1025年），不知日月，晏殊奉命陪太后去玉清宫上香，大约是接到懿旨时过于仓促，他出门时竟忘了带上一个绝对不能少的政治道具——朝笏，便打发仆从赶回家去拿了送来，等到那仆人赶来时，太后的辇驾已经出发。对于一个朝臣，这是非常失礼的，晏殊感到一个大臣的体面与尊严丧尽了，简直太丢人了。他气急败坏地从仆人手中接过朝笏，对着仆人就是恶狠狠的一击，那可怜的仆人一路上是跑来的，此时正张嘴直喘粗气，脸上突然挨了一棒猛击，顿时嘴裂血迸，又连血一起吐出了两颗打断了的大门牙。——透过一个血腥的历史细节，一个温文尔雅的晏殊亦如他那突然的一击，一下就突显出了他狰狞而残忍的另一副面目。后世中一些无良之辈还为他百般辩解，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他对下人太狠毒了！想想那个宋太宗、宋真宗，对他们那些侍从、马弁多么仁慈啊。晏殊对下人如此狠毒，让很多朝臣也非常忿怒，赵宋王朝是一个崇尚仁治的王朝，岂能姑息这种心狠手辣的不仁之人？很快，晏殊对下人的残忍不仁的暴行就遭到了御史弹劾，而太后看了御史那气愤填膺的奏状，既为那仆人而悲，又因晏殊之举而忿，一怒之下，便将晏殊“罢知宣州”，这还真是罢得晏殊心服口服，也让朝野上下连称该罢！
一个少年得志、一路青云直上的神童，在入朝二十年后，终于栽了一个大跟头。他也该到地方上去磨砺磨砺了。这也是他第一次被贬逐出京师，在贬知宣州数月后，那个仁慈的刘太后似也渐渐冷静下来了，又念及晏殊毕竟在她垂帘听政的合法性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于是又给他挪了一下地方，迁南京留守。北宋的南京，也就是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此地也算是一个王朝的龙兴之地，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王朝曾任归德节度使，治所在宋州，开国后，他便以宋为国号。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追念太祖“应天顺时”缔造大宋之伟功，将宋州升为应天府，又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再升应天府为南京，从此商丘便位居北宋陪都地位。
南京的显赫政治地位，自非宣州可比，而南京的应天书院，为当时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更是宣州府学难望其背的。晏殊一向热衷于兴教办学，他一边筹措资金，增辟学舍，扩大规模，在硬件上大手笔投入的同时，一面四处延揽名师，而最迫切的是要物色一位年富力强又学富五车的大学者，来执掌应天书院的教务。恰在此时，范仲淹因母亲病逝，回南京家中丁忧守制三年。这三年，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晏殊与范仲淹的一段缘分，晏殊恳请范仲淹出山，若范仲淹能应承此事，至少能为应天书院执掌两三年教务。而范仲淹义不容辞地应承了，这不止是他与晏殊的私情，更在于，应天府还是范仲淹的母校。对于范仲淹，这纯粹是尽义务、做义工，按宋制，一个朝廷命官在服丧期间虽不能外出为官，但襄助地方，则是朝廷允许和鼓励的义举。在这三年里，范仲淹殚精竭虑，把应天书院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也给主政南京的晏殊挣够了面子，更给他俩都挣来了一段柳暗花明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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