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锦生
编者按：此文初稿曾发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抚州史志》和九江《白鹿洞书院学报》（创刊号），现经作者再次斟酌润色。该文在论述李觏生平、思想尤其是就其籍贯所属所作的一些学术考证，颇有可读之处。
李觏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县长山人（今江西省资溪县境内），生于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卒于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他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与当时名臣范仲淹、余靖等有很深的交往，是“万历新政”在理论上的支持者；倡立“盱江书院”，“有门人升禄千有余人”①，以至“南方儒士，共所师法”，②是宋朝中期颇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著作是研究北宋中期社会的宝贵资料。本文仅就李觏的生平及其思想的主要方面作一简略的介绍，并对其籍贯问题作一些说明。
一
李觏出身于小地主家庭③，幼时居南城县西郊麻源谷，其父曾攻读，但未应举，“教子作诗赋”（《先夫人墓志》），使他从小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上的辅导。他自幼聪颖，“六七岁时调声韻，习字画，勉勉不忘”（《上苏祠部书》），“十岁知声律，十二岁近文章”（《上余监丞书》）。14岁父死，家道中落，不得不“屏居山中，去城百里”，赖其母“勤苦竭尽，以免冻馁”（《先夫人墓志》）。虽然家境困难，其母郑氏仍支持他矢志儒学“出游求师友，不为家事，罔其心用”（《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李觏33岁时，终于被郡举应茂才异等科，奉召入京，可是应试又不第，于是他想通过科举，登上仕途，干一番事业的志愿彻底破灭，便退居家中，潜心著述，奉养老母，孝敬长辈。到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便有“郡守才仁贤，学宫盛修理，踵门致勤恪，命我论经艺”（《寄祖秘丞诗》）之事，开始倡立“盱江书院”，过起教书生涯。由于他“蚤与鸡同觉，夜与月相值，孳孳忘饮食，龠斤龠斤在文史”（《寄祖秘丞诗》），如此勤勉，致使“四方生徒从之讲习”，“南方士流，皆宗师之”，被尊为“泰伯先生”。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余靖荐于朝，未果。皇祐一年（公元1049年）李觏41岁时，范仲淹荐于朝，盛言李觏“著书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并说明“其人以老母不愿仕，乞就除一官，许令待养”，又未果。第二年，再荐于朝，乃授李觏“将仕郎太学助教”之职，仍在家侍养老母。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李觏49岁时（其母已逝），被任命为太学说书并开始在京城供职。翌年，又特授“通洲海门县主簿，太学说书散官如故”。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因“祖母坟在建昌军，未袝先茔”，请假回家迁葬。同年8月即病逝家中，12月葬于南城县西北郊凤凰山东麓先父之茔，享年51岁。
李觏先娶陈氏，再娶饶氏，有三女一子，其子名参鲁。李觏逝后其门入御史中丞邓润甫向朝庭上觏之辑稿，并乞官觏之子，结果参鲁被授为郊社斋郎。不久调新兴县尉，并荐为韶州通判，未到职而卒。
李觏一生虽末入仕，但著述甚丰。策论有《礼论》7篇，《易论》12篇，《周礼致太平论》51篇，《富国》、《强兵》、《安民》共30篇，《潜书》《广潜书》各15篇，《庆历民言》30篇，还有《删定易图序论》、《明堂定制图序》、《五宗图序》等；散文有《袁州州学记》、《重修麻姑殿记》等20余篇，其中“袁州州学记”与“河东柳淇书”、“京兆章友直篆”，当时号为天下“三绝”，清时被选入《古文观止》。其他还有大量书信、墓志、诗歌和杂文。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其“著书立言，有孟轲、杨雄之风（《范仲淹荐李觏疏》）”，“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宋元学案补遗》卷三）。
二
李觏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其哲学思想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在古代哲学领域，对宇宙万物起源的解释，是产生于“无”，还是产生于物质（即所谓“气”），是区别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重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李觏继承了唐以来柳宗元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宇宙万物的起源。他说：“夫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天降阳，地降阴，阴阳合而生五行”（《删定易图序论》论一），即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会合而生成，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他又指出“天气虽降，地气虽出，而犹各居一位未之会合，亦未能生五行矣。譬如男未冠，女未笄，婚姻之礼未成则何孕之有哉？”（《删定易图序论》论一），这里他不仅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还猜测到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并用男女不合婚则不能生子女的例子，说明只有阴阳两种对立的“气”相互作用下才能产生宇宙万物。又指出“始者，其气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干者，其性也。走者得之以胎，飞者得之以卵，百谷草木得之以勾萌，此其始也。胎者不殰，卵者不殓，勾者以伸，萌者以出，此其通也。人有衣食，兽有山野，虫豸有陆，鳞介有水，此其宜也。坚者可破而不可软，炎者可灭而不可冷，流者不可使之止，植者不可使之行，此其干也”，（《删定易图序论》论五）。他不仅把自然界一切生物都看作是由“气”产生，并在“气”的作用下，逐渐萌发、生长、壮大。这种把宇宙万物看成是对立的“气”相互作用下产生，又在“气”的作用下生长壮大的看法，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认识论方面，李觏强调主观的东西是来自客观。他说“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思，思则无所不尽矣”（《庆历民言》广意），即是说人们的思想来自感觉，而感觉又是来自外界事物对感官的作用。又说“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而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易论》第四），进一步说明人的知识、品德都是学习和修炼的结果，而不是先天主观固有的，否定了人的聪明才智是先天固有的先验论。既然主观的东西来自客观，而客观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人的思想、行为就要适应这种变化。他说：“常者，通之纪也。通不以权，费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就不可按照常规办事，必须因时制宜，因势而动，顺应时代的潮流。故他又指出“若夫排患解纷，量时制宜，事出一切，愈不可常也”（《易论》第一）。怎样去顺应时代的潮流呢？他强调“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易论》第八），即是说要进行改革。李觏的这种“通变”的思想，是他支持范仲淹等改革派的思想基础。他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北宋经济文化逐步走向繁荣，但同时又是社会矛盾丛生，内忧外患频仍的历史时期。变革成为当时士人的共同认识和追求。李觏率先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当中展现经世致用之学。
李觏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佛、道二教采取极力排斥的态度。在《富国策·第五》中专门论述了“释老的弊酷”，指出缁黄（即释道）“存则其害有十”，“去则其利有十”，并提出“欲驱缁黄，则莫若止度人而禁修寺观。”其激烈的态度，与韩愈的“人其人，火其书”不相上下。另外他对巫医、卜相等方术之士也是极力排斥的，主张“一切禁绝，重以遘募。论之为法“（《富国策》第四），如果信授生徒，就要绳之以法。对释道、方士等人如何处置呢？他说：“驱之有术，复之有业，然而不力于农者，未之信也。”即让这些人都去务农，即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李觏还反对“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的迷信说法，认为“吉凶由人”。他说：“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宜，则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则虽相生而凶”（《删定易图序论》论六），认为社会的诈乱，人之祸福不是由于天命的安排，也不是由生相定吉凶，而是由于人们自己的行为处置是否得宜所决定。这些观点都体现了李觏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李觏的唯物主义思想还不能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还存在许多唯心主义的尾巴。如他承认太极中有“气”的存在，由“阴阳二气交会”而产生万物，可是又说“其气虽兆，然比天地之有客体可见，则是无也”（《删定易图序论》论三），又把太极看成是“无”，不免又落入晋魏玄学家们用唯心主义解释《周易》的窠臼。他虽然主张“通变”，主张“量时制宜”，却又认为封建主义的根本“三纲五常”等名教是不能触动的，而且对“周礼”、“井田”等还推崇备至，这都说明他的唯物辩证思想是不彻底的。同时，他的无神论也是不彻底的，虽然对释道攻击不遗余力，但有时又相信命运和鬼神，在“疑仙赋”和“春社词”中都留露出这种思想，这自然受其阶级和社会的局限。
中国古代的儒家哲学到了两宋，出现了理学，其与李觏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根本分歧，已滑向唯心主义的窠臼。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较李觏晚几十年，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否受过李觏的启发和影响呢？这一点前人已有指出“先生先于周、程、张、朱数十年，尝与范希文诸先辈上下论议，……识者谓濂、闽、关、洛之学皆先生有以启其绪焉。”⑤这种提法不是没有道理的。理学家中较早的周敦颐关于宇宙的根源的解释认为由“无极而太极”，由太极的动和静生出阴阳二气，由阴阳的交互作用而生成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互相推移转变，因而造成宇宙万物。除太极之上还有个“无极”以外，其他的解释就和李觏的解释十分近似，周敦颐比李觏只晚十几年，又是南方人，很难讲不会受到当时被尊为“江南儒宗”的李觏的影响，不过周敦颐在太极之上还有个虚无缥缈的“无极”，已经滑向了唯心主义窠臼，而到了二程、朱熹手里则成了“理在前，气在后”，并形成了一套“理”学的思想体系。这和李觏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有根本分歧的。近年资溪县有关部门在李觏后裔的李氏宗祠中，发现一块颂扬李觏的匾额，上书“理学开宗”四字，现在看来，把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未免有些不类。宋明理学可能受过李觏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但李觏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与理学派的“理在前，气在后”的唯心思想体系毕竟是根本有别的两码事。李觏应该算是从汉唐儒学过渡到宋明理学中间承先启后的一位杰出思想家。
三
李觏一生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曾一度过着“饥寒病瘁，日就颠仆”的生活，历尽人间心酸。所以他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疾苦，对当时的“时弊“也看得较清楚。他又是个“以康国济民”为己任的儒士，“视阙政为己之疾，视恶吏为己之仇”。因此在他的著述中提出了一整套革除弊端，太平致世的政治主张。
北宋庆历年间，社会矛盾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宋仁宗为了缓和这些矛盾，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担任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谏官等职务，进行一系列改革，在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李觏和新政中的范仲淹、富弼等人交往甚密，他所提出的改革主张和“庆历新政”的改革相呼应，在理论上给予支持。
李觏的政治和改革主张涉及面很广，这里只能择其要点予以阐述。
李觏具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要变革社会，首先会遇到如何对待传统义利观的问题。儒家的传统观点总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舍利取义。李觏卓有胆识，以极大的勇气尖锐地批判阻碍社会变革的传统的“义利”观。公开倡导“言利”。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言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卷二九《原文》）李觏对儒家的这种“贵义而贱利”的传统而又虚伪的道德观进行否定，实际上是为他的富国、强兵、安民论张目。他在《富国策》中开篇即把讲求财利放在富国的首要位置。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姑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卷十六《富国策》第一）在李觏看来，礼、政、爱、威是建立在“财用”的物质基础上，只有讲财利，先富国，其余才能有所成功。他所倡导的这种新义利观在“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论盛行的宋朝思想界显得特立独行，独树一帜。
李觏不仅敢于反阻碍变革社会的传统观念，而且对社会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认为造成宋朝经济日趋贫弱，社会矛盾日积丛生，物质财富多寡日显不均的根源是由于土地占有的不均不合理。他在“平土书”中指出：“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战也。”说明土地是根本，农民没有土地，就象战士没有武器。可是当时社会，皇宫贵族、官僚地主，黑恶霸势，豪夺强占，鲸吞暴敛，占地兼并，财利奇聚，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农民日益丧失土地，求财创利无源，生活越来越困苦，正如他所说：“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这些饥寒交迫的农民“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便成了北宋社会经济日衰，各种矛盾日激，社会动乱蓄发的根源，即使是“尧舜复起，未如之何矣！”因此他提出了“平地”的主张，并按照周制提出了一整套“平土”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思想和内容是“损上益下”，即限制富者占田兼并，鲸吞财利，使农民都可得到一份土地，有一片生存发展谋财求利安居乐业的基地。他还提出“夫农人，国之本也……若夫工商之类弃本逐末……安足比于农人哉？”在《富国策·第四》中则进一步提出把工商、缁黄、冗吏、巫卜、声伎之类统称为“末者”、“冗者”，主张都应该驱回到务农的“本”上去，解决农业劳动力，发展农业经济。
针对北宋赋税和徭役的繁重，李觏提出了“薄赋税”、“平徭役”的主张。他详细考证了周朝的税制，指出“税轻者不减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皆以役多少参折之”（《平土书》）。这种税制是较好的税制，有利于农民的休养生息。他还主张朝政官员“必于谷之将熟，巡于田野，观其丰凶，而后制税敛焉”，“敛法者，丰年从正，凶年则损也”（《国用第十》）。根据收成的丰歉来确定赋税，以避免农民在凶年流于破产。他发现在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谷物价格的贵贱对农民生活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为了避免商贾操纵粮食价格，形成“敛时（收获时）多贱”，“种时（青黄不接时）多贵”，以至“贱则伤农”，“贵亦伤农”，他主张健全唐以来“平粜”的方法，加强官府对粮食的控制，使“农人秋粜不甚贱，春籴不甚贵，大贾蓄家不得豪夺矣”（《富国策》第六），以限制商人乘机盘剥农民。他还颂扬了“古者使民不过三日”的劳役制度，主张“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则无力政，无财赋”（《国用》第十五）。这样做有利于减轻农民的经济和劳役重负。
李觏关于土地、赋税、徭役方面的主张都是和“庆历新政”的“厚农桑，减徭役”的政策相一致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达到“土地垦辟，稼穑蕃滋，百姓乐业”，以消弭社会动乱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宋朝官府冗滥腐败，冠于历朝。“庆历新政”的推行者们把吏治问题，当作推行新政的又一根本问题。李觏对当时“愚者在位，贫者在职，以戕贼之元，家愁户怨，靡所控告”（《安民策》第五）的情况也是十分不满的，并提出一些建议以革新吏治。如他对“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的官吏升迁制度很不满，认为这种制度，使那些一当上官的人，即使没有“功实”，也可按资历“升至公卿”，以至朝庭官府中充斥老朽无能之辈。他在《庆历民言》中提出“实效”的办法，说“官，名也。事，实也。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如何来“实效”呢？他主张“凡百官府，旬终月终，皆考其治状……至于岁终又考”，“置者进其爵，废者退其爵”（《官人》第三）。通过定期的考察，考绩好的升迁，不好的斥退，使各官达到名副其实。他对科举取仕，仅凭一纸空文就可以取得官职的办法也很不满，主张“既取矣，胡不试之以事？事雠于言，然后命以其官可也。”即对科举取中之仕，也要经过实际工作的考察，有真才实学方可授予官职，这样做“则无旷官矣！”李觏的这些主张对选拔人才，廓清吏治，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宋朝内忧外患的严重情况下，李觏还对军事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深知军队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故对军队的建设十分重视。李觏所提出的兵为大事的重兵思想和本末相权的用兵策略，都有具体而精辟的见解。他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他在《强兵策》中提出许多有益的主张，认为“仁义者，兵之本也。诈力者，兵之末也。本末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敌矣”。他所指的“仁义”是“贤者兴，愚者废，善者劝，恶者惩，赋敛有法，徭役有时。人各有业而无乏用，乐其生而亲其上。”即是说要外御强敌，必先内修政治，政治清明则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矣。”他从“本末相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明本治军”、“富国强兵”之策，李觏指出，军队建设是“国之大事”，这是人人共知之事。然而人们并不一定了解，认识兵的实质、职能和作用，所以李觏说：“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李觏在对上述两种思想主张作了分析之后，肯定见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失，故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李觏的“强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具体办则是“屯田之法”和“乡军之法”，它可节省人力和财力，做到“屯军以征戎，乡军以守备”
为了表示对“庆历新政”的支持。李觏还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撰写了《庆历民言》30篇，进呈给范仲淹等人。在这被誉为“医国之书”⑦的著述中除了以上阐述的观点以外，还有如“开讳”“谨听”“防弊”“止幸”等篇目中主张要广开言路，进纳忠言，远斥肖小；“虑永”“备乱”等篇目中主张居安思危，注意长治久安；“损欲”“本仁”中主张仁爱爱人，禁尚奢侈等等都是十分衷恳的言论。只是他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却未被当时统治者所采用。“庆历新政”遭到贵族官僚的反对，不久以失败而告终，范仲淹等人被逐出中央政府，李觏也只好退居南城开始教书生涯。
“庆历新政”是失败了，但北宋后期严重的社会和阶段矛盾并没有稍得缓和，不久便开始了一场更大的革新运动——王安石变法。李觏没有活着看到“变法”的实施，但王安石确实曾受到过李觏的影响，王安石在《答王景山书》中就说他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李觏的得意门生——邓润甫就参与了王安石的变法。李觏的另一学生，他的侄子，官至枢密副使的李山甫也和王安石有很深的交往，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后，曾到李山甫的祖居，偏远的长山去探望他⑤，这也可以说明他们的政治观点是大致相同的。胡适先生高度评价李觏是“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这些说明李觏终其一生都是坚持革新支持革新派的。虽然他的政治主张和革新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抱负无法实现，但他把倡导新政，康国济民当作已任，一生为之奋斗，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还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是一个勇于改革的思想家，不愧为宋代社会改革的先行者。
四
李觏的籍贯问题，《资溪县志》“古代人物传”载“觏先祖昉，初居临川上幕镇（今金溪县城秀谷镇），避乱，徙家至长山叶源（当时属南城县，今资溪县境内）。李觏在著述中一再称自为“盱江李觏”、“南城小民”，当时人们还尊称他为“盱江先生”，故他的籍贯北宋建昌军南城人，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北宋时是南城县人并不等于现在还是南城县人，因为北宋以来南城县管辖范围有两次大的变更，一次是南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从东南方向划出一个新城县（即今黎川县），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又析南城东北方向的56都至72都置泸溪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因与湖南省泸溪县同名奉命更名为资溪县至今〕，而李觏的祖居就在这个泸溪县辖区之内。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早在李觏逝世之时，就有人提出了他的祖籍问题。其门人陈次公所撰李觏的墓志中就说：“自祖祢以来，丘盖不言，只于集中得子高墓表曰：‘南城县东北远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这个“东北远百里”的地方就是当时属南城而后属资溪的“长山”（现属高阜镇港口村委会樟溪村小组）。可知李氏定居长山，已历数世，是以这里为籍的。到了李觏的父亲方迁居南城县近郊之麻源谷。李觏虽长期生活在南城，但麻源谷只是客居，并非祖籍，而一直是以老家长山为籍的。从以下几点可以说明。
（一）李觏常回老家扫墓，祭祀祖先，“天圣中，尝省松柏至于子高之室”（《李子高墓表》）。不认祖籍，缘何扫墓？
（二）李觏父死之后，家境困难之时，曾一度搬回祖居居住。“屏居山中，去城百里”（《先夫人墓志》）这个“去城百里”，虽未指明“东北”，但试想弧儿寡母在困难情况下不回祖居依靠亲族，还能到其他地方去么？
（三）李觏为迁葬祖母，复还祖茔。李觏在太学任职时因“祖母坟在建昌军，未祔先茔”，欲请假回家迁葬。祖母坟缘何在建昌军？想是随李觏父亲迁居麻源谷，逝后而葬建昌军（可能葬在凤凰山），而他的祖父仍葬在“东北远百里”的长山祖茔，为了使其祖父母合葬一处，才有“迁葬”之举。这也说明李觏一直把长山当作祖籍所在之地。
（四）李觏和居住在老家长山族人的关系密切，视是一家。就拿李子高来说吧，李觏不仅归祖居扫墓时住子高家，李子高逝后还为之撰写墓表，可见关系非同一般。还有李觏的亲侄也是他的学生李山甫和他关系更为密切，李觏曾在送山甫诗中云：“直应千里足，世世出吾家”。这个“吾家”的李山甫后曾官至枢密副使，就一直终老在长山老家。王安石到长山来找过他并留有七律一首⑤。
（五）清康熙时⑥有“发六始祖之墓，讼于泸令张圣符师……”之事⑦，事情弄到要打官司的地步，可见李觏六世祖起即居泸溪县境内不假。那位张县令对这位李先贤也确实不错，不仅使其祖墓“峨然维新”，并“悉县所以慨然捐助为之倡”⑧刊刻了李觏的文集。
从以上材料说明李觏从其六始祖就在南城县东北远百里的长山（今资溪县高阜镇港口村委会樟溪村小组）居住，并以此为籍的，虽然其父搬南城麻源谷居住，但只属客居，祖居之长山仍为其籍。所以我们在介绍李觏的籍贯时应在“北宋建昌军南城县人”后而注明为“今江西省资溪县境内”，这样才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
①见《门人陈次公撰先生墓志》
②见余靖荐李觏的奏章
③见黄道赠诗“麻源谷口田数顷，岁计取足无赢余”，可证其父时，家属小地主之列。
④《先夫人墓志》云“复还旧居，娶妇有孙，为平人家”，可想见其时境况有所好转。
⑤王安石“访山甫入长山不遇”诗云：“石涧迤逦声漕漕，碧峭崪嵂岭云高。深山大泽龙蛇出，谁知间气产英豪。金陵老子硬铁脊，驰车寻隐来凿石。古来圣贤皆自出，男儿健在更努力。”以“金陵老子硬铁脊”中可看出此诗当在变法失败后所写。
⑥见《李泰伯先生集》（康熙版）陆瑶林序。
⑦见《祖无择致李觏书》
⑧见《李泰伯先生文集》（康熙版）李化鳌序
作者简介：游锦生，资溪县史志办原主任，《资溪县志》主编，副编审。现退休定居在浙江省宁波市；黄声和，资溪县委办原副主任，《资溪县志》副主编，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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