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门税关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南部，有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崇文门外大街。如今这条大街上，是一派现代化都市街区的繁荣景象，但鲜为人知的是，530多年前，这条大街上曾经设立过一个声名显赫的国家税收机关，它存在的445年中，既创造过辉煌的税收业绩，又留下了贪官污吏肆意盘剥、牟取私利的斑斑劣迹。它，就是被称为中国封建时代腐败衙门“缩影”的崇文门税关。

斐然声名始于漕运

历史上崇文门税关的设立，与漕运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

元代，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设计与修建了通惠河，使通过大运河北上的江南大小船只可由通州航入通惠河，经崇文门（元代称文明门，明代改称崇文门）东边的大通桥下，直抵终点积水潭，崇文门由此成为元代漕运必经之地。

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通过漕运将南方物资运输到北方的需求大为减少，因此通惠河久而淤塞，南来的船只无法再直达积水潭。朱棣定都北京后，大运河北端终点南移，即通惠河码头从积水潭迁到了与崇文门仅有咫尺之遥的大通桥下，从而使崇文门成为南方各省北来粮货及官商人等进出京城的重要关口，自然也成了征收商税的最佳场所。

《大明会典》记载成化二十一年（1485），朝廷命令顺天府委佐贰官一员在崇文门宣课分司监收商税，这一命令标志着崇文门税关的兴起。

九门税课统于一司

随着官商旅客往来的频繁、商品交流的扩大，崇文门税关的业务量迅速加大、职责日益繁重、税收持续增加。天启五年（1625），崇文门税关年收税银定额已达89929两，位列全国八关之首。清乾隆后期和道光年间，崇文门税关年收税经常达白银30万两以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更是达到了高峰，年收税超过了白银90万两。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封建统治者格外青睐崇文门税关，将其作为皇家的“储钱箱”和“提款机”，控制措施不断加强，安排朝中高官或皇族亲信直接管理税关的态势逐步形成。

明弘治元年（1488），崇文门宣课分司已升格为宣课司，原由地方政府——顺天府派员到崇文门监收商税，改为由中央差御史、主事各一员监收。弘治六年（1493），崇文门宣课司改由皇室直接派员收取商税，甚至不必御史巡查。同年，“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崇文门税关被明确为京师九门的总税务机关，成为京城第一关卡。

清代，崇文门税关直接服从和服务于皇室的倾向更加明显。据史料记载，税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由皇帝指派王、公、贝勒、六部满员尚书、侍郎、各旗都统等人充任。监督下设有奏派（由皇帝指派）正、副委员各一人，堂委（监督自派）、帮办委员（帮办由专管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司员充任）两人，组成“务上”（税关总机关），决定税关的一切事情。到光绪年间，正阳门设立了税务总局，但遇有税务上的重大问题，却仍须向“务上”请示。

由于崇文门税关与皇家关系密切，权力大、油水多，在这里“当差”被看作“京师十大优差”之一，其官员待遇自然也是十分“丰厚”，当时有人戏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

清代的崇彝曾在崇文门税关担任帮办委员，他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写道：“余充崇文门税关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据云派委所入视此不止倍蓰，监督岁入亦不过数万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而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当时京城的一品官每年俸银只有180两，与税官的收入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鬼门关”前横征暴敛

崇文门税关的特殊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并未对税关发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反而让税关官员和衙役养成了飞扬跋扈的作风，以权谋私、贪污索贿、讹诈豪夺之事屡见不鲜，崇文门税关也因此落下了“鬼门关”的恶名。

明代，税关衙役依仗权势，经常在规定税则之外肆意收税，压榨通关商旅钱财。有的商人运输上千件货品进城，通关时漏报了一件货品，结果被罚全单，一船货会有半船被直接罚没。清代更是花样百出，连通关人的随身之物和肩挑菜蔬也要纳税。清人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九门征税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收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后两句诗将税吏的丑恶嘴脸描述得非常形象，意思是说，小商贩挑着担子进入崇文门时，因手不空闲，就预先在鬓角插上两个铜钱，任凭收税人员掠去，成为他们的额外收入。还有资料显示，清代巨贪和珅曾多次担任崇文门税关监督，仅他的管家刘全就因帮办税务而聚敛到20万两银子。清末的那彦图亲王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两次出任税关监督，捞到20多万两银子。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出任税关监督一年，不仅将府邸翻建一新，还志得意满地说：“我这后半辈子总算不用愁了。”

据《北京市志稿·度支志》记载，进京会试士子通关，每人被勒索银两竟有四五两至十余两之多。有时外地来京的现职高官也会在通关时被刁难。清代，曾有一名姓陆的山东布政使，要进京接受皇帝召见，在崇文门通关时，因为税吏要价太高，这位陆大人实在给不起，干脆把自己的行李都留在城外，跟税吏说：“我什么行李也不带，只身进城，你还有什么税可以征？”入城后，这位官员先去跟朋友借了衣被，才勉强完成了进京后的公务活动。

崇文门税关对珍稀罕见之物当然更不会轻易放过。《燕京岁时记》中说“京师三月有黄花鱼，初次到京时，由崇文门监督照例呈进，否则为私货”；“十月间，冬笋、银鱼之初到京者”，也要“照例进呈，与三月黄花鱼同”。

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

对崇文门税关的种种恶迹，过往商旅敢怒不敢言，不少朝中大臣也非常不满，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常常会收到来自各方面的举报、控诉。为避免引发众怒，明清两代的皇帝曾三令五申加以整饬。

《天府广记》记述，崇祯十四年（1641），针对保举税官一事，朝廷下令以后各关差缺应当推举“至清之官”，“如仍横征苛敛，徒侵羡赢，或仍饱私橐者，各该抚按体访得实，即疏参以凭重治，保举官一体连坐。”

据《北京志·税务志》记载，清雍正二年（1724）、嘉庆五年（1800）、道光十七年（1837）、咸丰三年（1853）、光绪九年（1883），都有追究崇文门征税官吏责任的命令。特别是在道光二年（1822），朝廷还命令崇文门等关的管税官要将征税科则“详刊木榜，竖立关口街市”，即将税则以榜文的形式，公布在人流密集的街道与市场中，以便接受公众监督。不过，税关人员表面上遵从，背后仍是我行我素，“务上”官员明知如此，也照样放纵不管。在封建社会制度下，这种腐败衙门的通病是不可能得到根治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由洋人控制的近代海关开始形成，并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的关税主权不断丧失。崇文门税关在软弱腐败的清政府的卵翼下，仍然唯我独尊，不思变革，这加速了它处处被动、逐渐衰落的进程。

民国成立后，崇文门税关直接隶属于财政部，并先后改称北京商税征收总局、京师税务监督公署、监督京师税务公署、北平税务监督公署。崇文门税关也曾采取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对税务人员舞弊行为进行惩治，形成了一整套较为严密可行的税务法规，使得崇文门乃至整个北京地区此后的税务工作面貌有所更新。但是，随着北京地区铁路和公路建设的发展，崇文门逐渐失去了原来都市咽喉的地位，它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完全丧失。与此同时，通关效率低下、克扣商民、勒索舞弊等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方式变得更加隐蔽。

在列强对中国税务命脉控制权的觊觎下和现代海关的冲击下，民国时期的崇文门税关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不再重要，与明清时期相比更是一落千丈，最终迎来了被裁撤的命运。1930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电令：永远废止五外常关（通商口岸五十里内归海关管理者为“五内常关”，五十里外不归海关管理者为“五外常关”）。电令下达后，包括北平税务监督公署在内的全国内陆税关，一律同时撤销。至此，历经445年的崇文门税关走向终结，不复存在。（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