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作用及其意义分析

作为四大文明之一古国的中国，自公元前138年就开始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往来。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张蹇第一次出使西域，后来又有了第二次。通过这些大规模的对外交往活动，开通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相联系的丝绸之路，货品的交换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翻开了它新的历史。后代在延续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又兴起了“海上丝绸之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设置了专司海上对外贸易事宜的市舶使，后来宋代又在沿海城市设立了市舶司来加强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明代又有声名远扬的“郑和下西洋”，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对外开放的，积极开展对外友好关系，共享繁荣昌盛。其中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朵奇葩。宋代的版图虽然要小于汉唐，但宋代在前几代发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宋代的对外贸易有以海路贸易为主。较之唐代，宋代的海上交通又前进了一步。唐代的商船最远可到波斯湾一带，而宋代的商船最远可到亚丁一带，亚丁一带同非洲只隔了一道曼德海峡，这样中国商船常到亚丁，也就易于航抵非洲了。而宋代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决非偶然因素，而是有着其客观历史原因的，主要是：一、北宋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四分五裂的局面，为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繁荣了社会经济，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物质基础。研究中国历代王朝的人不难发现，新王朝建立的初期，由于改变了旧王朝的旧貌，采取了新政，往往在这个时期社会是较稳定的，人们可以享受安居乐业的生活，北宋也是如此。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地方势力长期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非常珍惜北宋王朝的统一，因而在北宋初年，出现了一个较安定的环境。北宋王朝又采取鼓励刺激农业生产的措施，因此是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奖励垦田，扩大耕种面积，相对减免租税，这些措施尽管是有限的，但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引进了优良品种，改良了灌溉工具，普遍采用脚踏龙骨水车，南宋时还广泛利用水利推动的汲筒水车。这样，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更为显著。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也相应发展起来。矿冶、纺织、陶瓷、印刷、制茶、漆器等手工业，无论在经济规模上或是生产技术上，都远比唐代更为进步。坑冶业（采矿冶金工业）与唐代相比，不但产品增多，而且矿场的规模也比唐代宏大。各种金属品铸造业，尤其是铸钱业，一般都是大规模经营的。纺织业除了传统的家庭工业外，也有很多是大规模经营的。而瓷器的生产，比唐代有了显著的进步。名窑繁多，其中以哥窑、官窑、汝窑、均窑、定窑为主，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就其色彩而言，已有唐代青白三色发展为“五彩具备”。瓷器上绘制花纹也始于宋代。“定州花瓷玚红玉”。《景德镇陶录》记载：“（定瓷）有光素凸花、划花、印花，绣花诸种，多牡丹萱草飞凤花式。”①据同书“历代窑考”记载，景德镇窑正是从宋代开始闻名中外的，“其器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于海内，天下咸称景德镇瓷，而昌南之名遂微。”同时，瓷器生产分工也很细，各个程序均有掌握专门技术的工匠。印刷业，除雕版印刷外，北宋庆历中（公元一零一四年前后）毕升又发明了活字版，在印刷业的发展上和文化的传播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各种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工场和手工作坊，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经济得到繁荣，且其规模远大于唐代。唐代两京以至州县仍保持着自古以来的市场制度和日中为市的遗习，入宋后，随着市场制度的消灭，撤销了历代相沿的各种限制，使商业城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北宋首都汴梁，其街巷到处都有形形色色的商店、酒楼、饭店和货摊等。有些店面装饰豪华宏大，交易量也大。夜市也是在北宋时开始出现的。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北宋商业活动的繁荣。从描写北宋繁华的街市活动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就可领略一二了。而南宋由于江南社会经济发达，城市商业比北宋时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与此同时，沿江沿海还出现了许多商业繁荣的城市。货币经济的飞跃发展，“交子”，“钱引”“关子”等纸币的出现和使用，也是此时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宋代社会经济的普遍发展和高涨，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物质基础。二、宋代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使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古代经济的南移，始于唐代中叶，由于北方战乱不断，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供给等也全依赖南方。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依然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进入宋代后，男方则成为全国经济的命脉，加上东南沿海有较长的海岸线和南方所处的温度带等先天自然条件的优势，为海外贸易的繁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广州和泉州，尤其是泉州，因优越的地理位置而逐渐繁荣兴盛起来。三、宋代多处市舶司的设立，为宋代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管理上的保障。宋初，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市舶制度已有唐代的市舶使发展为市舶司，即由市舶官吏发展为市舶机构。市舶司就是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唐代仅在广州一处设立了市舶使，而到了宋代，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的，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秀州（今松江）、江阴、密州（今山东胶县），共八处，若包括设置市舶场的澉浦（今浙江海盐）在内，实际上共有九处之多。宋代市舶司的主要职能是：征收税款，处置舶货，舶船出港和回航手续以及招徕和保护外商等。在招徕和保护外商方面，宋代市舶司真是尽足了地主之仪。在广州，海舶初来，有阅货之宴，临行又有慰劳送别之宴，称为“犒设”，或“设蕃”。在外国商人的住地还设有“蕃长”，以处理其内部事务和招徕外商来华。在对外商的保护方面，可以表现在对漂浮船舶和对外商遗产的处置上。因遭风袭漂浮州界沿海的外舶，若损坏且船主不在，市舶司有责保存其货，以待其亲属召保认还。对遇险的外商则派人护送并提供沿途的便利条件。对长住我国的外商的遗产，按其遗嘱处置，若无遗嘱，暂由市舶司保管，待其家属或近亲收领。若外商因受官吏的非法苛剋而受亏损，允许外商越诉，官吏必受处分。此外，对外商子女的安排也是十分周到的。有“广州、泉州南请建蕃学”之说。这些规定和举措都有力的保护了外商的切身利益，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政治及司法上的保障，使外商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开展交易，为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贡献不少，但这还是得益于市舶司的设立。四、宋代航海造船业的进步为宋代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我国古代出航海上，很早就知道观看天体来辨明方向，一直到北宋以前，航海中还是“夜间看星星，白天看太阳”。到了北宋，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指南针用于航海克服了人类远航的困难，使宋朝的商船到达比波斯湾更远的亚丁一带成为可能，而造船技术的进步，使这一可能成为事实。宋代造船业，在隋唐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宋元时期的船工，被誉为“世界最进步的造船匠”。宋代船舶的特点是：载重量大，结构先进，性能良好。南宋《梦梁录》描述说：“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②多桅多杆，使宋船结构的特色之一。海舶客舟一般有三至四桅，主桅杆高十丈，前桅杆高八丈，共装帆一百一十幅。正风用帆，偏风时用利蓬。“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可见是高效率的航帆。此时，船的两侧还装有披水板，谓之“三幅柂”。平时挂出水面，除海遇逆水航行时使用。至迟在北宋时，我国海船已能逆风航行了。除此之外，性能良好也是宋代海船的先哲特点。宋代船舶快航性能好，抗沉性能好，稳定性能好。良好的性能能够保证商船出航的顺利，使得商船上的货品能如期地卖出换成其他国家的商品。五、宋王朝实行鼓励贸易的政策，为宋代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北宋初年，宋王朝就开始推行“招诱奖进”的海外贸易政策。当太祖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宋兵刚攻克广州，便顾及市舶使一事。《宋史·潘美传》记载：“即日，命美与尹崇珂通知广州兼市舶使”。并于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据《宋会要》载称，宋王朝“遣内侍八人，齑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齑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③这是以官方名义“招诱奖进”的一大举动。对于舶商来华贸易，也唯恐不来，或来的不多，因而积极招徕之。到了南宋，还规定对招徕有成绩的市舶纲首，授予官职，以资奖励。同时，对设法增加市舶收入的市舶官吏，也晋升其官职。反之，如若使外商亏损，则遭到降职的处分。宋王朝采取的这些措施，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宋代海外贸易在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又对当时甚至当代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海外贸易的收入是宋代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虽然宋代初年又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总体上来看，整个宋代，政局不安，战争频繁。特别是南宋王朝，偏安于江南，版图缩小，财政困难加剧。为了维护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大量的金银贡物，海外贸易的收入便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源。宋代所设的市舶司的首要职责便是征收税款。征收税款的多寡因商品而异。如在北宋绍圣元符年间，其税收以十分为率。《宋会要》称：“大抵船舶至，十先征其一，其价值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税率高时可达十分之四，不过一般来讲，税率是十分之一。④ 二、海外贸易给予了中外双方了解世界的机会，并且丰富了双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海外贸易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但无论采取的是哪种贸易形式，它都能使贸易双方互相了解。宋朝时期，外商来华贸易，中方极尽地主之仪，以礼相待。有些外商还在中国永久地居住下来，与中国人通婚，繁育后代。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以带回了海外的讯息。而宋代海外贸易的出口商品以金银、钱币、缗钱、丝织品和瓷器为主，进口商品是以香药和其他奢侈品等为主。丝织品和瓷器等手工业品的输出，丰富了海外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他们视中国的丝、瓷为至宝。有的还以此作为交易的媒介。而大批香药的输入，一方面是为封建统治阶级享用；同时，也给我国的药物学增加了许多新方剂，并扩大了中国人的药物学知识。根据宋代药物书籍所记，以香料作丸、散或汤剂的很多，如乳香丸，乳香散，乳香丹，木香丸，木香汤，丁香豆蔻散等，总共有二、三百种之多，对中国人民的保健卫生起了有益的作用。三、宋代的海外贸易沟通了中国与海外的技术交流，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公元十二、三世纪，正值南宋时期，中国火药的西传，正是通过阿拉伯商人之手来实现的，阿拉伯人首先学会了制造火药，但还不能制造火器。直到公元十三世纪以后，中国的火气才传到阿拉伯。其后，阿拉伯人进一步改进了火器的构造和应用，并将其传到欧洲。公元十三世纪初，由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贸易往来的频繁，阿拉伯人首先从中国学到了航海使用指南针的技术，随后，阿拉伯人将这一技术西传到其他国家。正是由于指南针的西传，才是新大陆的发现成为可能，并最终得以实现。宋代钱币的外流，对海外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宋代从海外引进的水稻、绿豆等优良品种，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四、宋代与东南亚各国、阿拉伯、日本和朝鲜的经贸往来促进了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说明了中国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由来已久，尤其是中日关系，值得我们双方现在继续提倡。东南亚各国是宋代和中国海上交通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地区。其中以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上）同我国贸易往来最为密切。三佛齐和我国有着传统的友好贸易关系，整个宋代三佛齐来华使者高达三十多次，比唐代大为增加。在宋代，阿拉伯同我国的贸易往来更是频繁。《岭外代答》“大食国”条记载：“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双方的贸易往来在唐代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阿拉伯人爱德利兹描述说：“中国商船常至印度巴罗治（孟买北）、印度河口、亚丁及幼发拉底河口诸处。自中国贩来铁、刀剑、鮫革、丝绸、天鹅绒以及各种植物纺织品。”⑤在宋代同阿拉伯的贸易中，三佛齐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和印度非洲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得到了发展。在东海，我国主要与日本和朝鲜有贸易往来。其实，日本和朝鲜同我国有着传统的友好贸易往来，到了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日、中鲜之间互通有无，发展经济，保持良好关系。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东南亚和日本、朝鲜仍是我国的主要对外贸易国，中国属于亚洲板块的一分子，发展于亚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东盟与中国（即10+1）已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相信中国与东盟各国能像我们的祖宗先辈那样相互支持，共同谋发展。日本应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既要看到中日历史交往友好的一面，又要意识到自身曾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不是扭曲历史就能改变历史的，应深刻反省，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中日关系能恢复到更久远的历史中的那么好。中日的经贸往来及其他方面的交流才不会受到阻碍，中日两国也才能从此获益。参考文献： ① 蓝蒲：《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 ② 吴自牧：《梦梁录》卷13，“铺席”条。 ③ 《宋会要·职官》44之2。 ④ 《宋会要·职官》44之1。 ⑤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2册，第240页。作为四大文明之一古国的中国，自公元前138年就开始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往来。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张蹇第一次出使西域，后来又有了第二次。通过这些大规模的对外交往活动，开通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相联系的丝绸之路，货品的交换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翻开了它新的历史。后代在延续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又兴起了“海上丝绸之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设置了专司海上对外贸易事宜的市舶使，后来宋代又在沿海城市设立了市舶司来加强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明代又有声名远扬的“郑和下西洋”，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对外开放的，积极开展对外友好关系，共享繁荣昌盛。其中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朵奇葩。宋代的版图虽然要小于汉唐，但宋代在前几代发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宋代的对外贸易有以海路贸易为主。较之唐代，宋代的海上交通又前进了一步。唐代的商船最远可到波斯湾一带，而宋代的商船最远可到亚丁一带，亚丁一带同非洲只隔了一道曼德海峡，这样中国商船常到亚丁，也就易于航抵非洲了。而宋代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决非偶然因素，而是有着其客观历史原因的，主要是：一、北宋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四分五裂的局面，为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繁荣了社会经济，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物质基础。研究中国历代王朝的人不难发现，新王朝建立的初期，由于改变了旧王朝的旧貌，采取了新政，往往在这个时期社会是较稳定的，人们可以享受安居乐业的生活，北宋也是如此。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地方势力长期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非常珍惜北宋王朝的统一，因而在北宋初年，出现了一个较安定的环境。北宋王朝又采取鼓励刺激农业生产的措施，因此是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奖励垦田，扩大耕种面积，相对减免租税，这些措施尽管是有限的，但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引进了优良品种，改良了灌溉工具，普遍采用脚踏龙骨水车，南宋时还广泛利用水利推动的汲筒水车。这样，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更为显著。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也相应发展起来。矿冶、纺织、陶瓷、印刷、制茶、漆器等手工业，无论在经济规模上或是生产技术上，都远比唐代更为进步。坑冶业（采矿冶金工业）与唐代相比，不但产品增多，而且矿场的规模也比唐代宏大。各种金属品铸造业，尤其是铸钱业，一般都是大规模经营的。纺织业除了传统的家庭工业外，也有很多是大规模经营的。而瓷器的生产，比唐代有了显著的进步。名窑繁多，其中以哥窑、官窑、汝窑、均窑、定窑为主，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就其色彩而言，已有唐代青白三色发展为“五彩具备”。瓷器上绘制花纹也始于宋代。“定州花瓷玚红玉”。《景德镇陶录》记载：“（定瓷）有光素凸花、划花、印花，绣花诸种，多牡丹萱草飞凤花式。”①据同书“历代窑考”记载，景德镇窑正是从宋代开始闻名中外的，“其器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于海内，天下咸称景德镇瓷，而昌南之名遂微。”同时，瓷器生产分工也很细，各个程序均有掌握专门技术的工匠。印刷业，除雕版印刷外，北宋庆历中（公元一零一四年前后）毕升又发明了活字版，在印刷业的发展上和文化的传播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各种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工场和手工作坊，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经济得到繁荣，且其规模远大于唐代。唐代两京以至州县仍保持着自古以来的市场制度和日中为市的遗习，入宋后，随着市场制度的消灭，撤销了历代相沿的各种限制，使商业城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北宋首都汴梁，其街巷到处都有形形色色的商店、酒楼、饭店和货摊等。有些店面装饰豪华宏大，交易量也大。夜市也是在北宋时开始出现的。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北宋商业活动的繁荣。从描写北宋繁华的街市活动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就可领略一二了。而南宋由于江南社会经济发达，城市商业比北宋时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与此同时，沿江沿海还出现了许多商业繁荣的城市。货币经济的飞跃发展，“交子”，“钱引”“关子”等纸币的出现和使用，也是此时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宋代社会经济的普遍发展和高涨，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物质基础。二、宋代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使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古代经济的南移，始于唐代中叶，由于北方战乱不断，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供给等也全依赖南方。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依然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进入宋代后，男方则成为全国经济的命脉，加上东南沿海有较长的海岸线和南方所处的温度带等先天自然条件的优势，为海外贸易的繁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广州和泉州，尤其是泉州，因优越的地理位置而逐渐繁荣兴盛起来。三、宋代多处市舶司的设立，为宋代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管理上的保障。宋初，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市舶制度已有唐代的市舶使发展为市舶司，即由市舶官吏发展为市舶机构。市舶司就是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唐代仅在广州一处设立了市舶使，而到了宋代，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的，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秀州（今松江）、江阴、密州（今山东胶县），共八处，若包括设置市舶场的澉浦（今浙江海盐）在内，实际上共有九处之多。宋代市舶司的主要职能是：征收税款，处置舶货，舶船出港和回航手续以及招徕和保护外商等。在招徕和保护外商方面，宋代市舶司真是尽足了地主之仪。在广州，海舶初来，有阅货之宴，临行又有慰劳送别之宴，称为“犒设”，或“设蕃”。在外国商人的住地还设有“蕃长”，以处理其内部事务和招徕外商来华。在对外商的保护方面，可以表现在对漂浮船舶和对外商遗产的处置上。因遭风袭漂浮州界沿海的外舶，若损坏且船主不在，市舶司有责保存其货，以待其亲属召保认还。对遇险的外商则派人护送并提供沿途的便利条件。对长住我国的外商的遗产，按其遗嘱处置，若无遗嘱，暂由市舶司保管，待其家属或近亲收领。若外商因受官吏的非法苛剋而受亏损，允许外商越诉，官吏必受处分。此外，对外商子女的安排也是十分周到的。有“广州、泉州南请建蕃学”之说。这些规定和举措都有力的保护了外商的切身利益，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政治及司法上的保障，使外商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开展交易，为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贡献不少，但这还是得益于市舶司的设立。四、宋代航海造船业的进步为宋代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我国古代出航海上，很早就知道观看天体来辨明方向，一直到北宋以前，航海中还是“夜间看星星，白天看太阳”。到了北宋，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指南针用于航海克服了人类远航的困难，使宋朝的商船到达比波斯湾更远的亚丁一带成为可能，而造船技术的进步，使这一可能成为事实。宋代造船业，在隋唐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宋元时期的船工，被誉为“世界最进步的造船匠”。宋代船舶的特点是：载重量大，结构先进，性能良好。南宋《梦梁录》描述说：“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②多桅多杆，使宋船结构的特色之一。海舶客舟一般有三至四桅，主桅杆高十丈，前桅杆高八丈，共装帆一百一十幅。正风用帆，偏风时用利蓬。“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可见是高效率的航帆。此时，船的两侧还装有披水板，谓之“三幅柂”。平时挂出水面，除海遇逆水航行时使用。至迟在北宋时，我国海船已能逆风航行了。除此之外，性能良好也是宋代海船的先哲特点。宋代船舶快航性能好，抗沉性能好，稳定性能好。良好的性能能够保证商船出航的顺利，使得商船上的货品能如期地卖出换成其他国家的商品。五、宋王朝实行鼓励贸易的政策，为宋代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北宋初年，宋王朝就开始推行“招诱奖进”的海外贸易政策。当太祖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宋兵刚攻克广州，便顾及市舶使一事。《宋史·潘美传》记载：“即日，命美与尹崇珂通知广州兼市舶使”。并于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据《宋会要》载称，宋王朝“遣内侍八人，齑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齑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③这是以官方名义“招诱奖进”的一大举动。对于舶商来华贸易，也唯恐不来，或来的不多，因而积极招徕之。到了南宋，还规定对招徕有成绩的市舶纲首，授予官职，以资奖励。同时，对设法增加市舶收入的市舶官吏，也晋升其官职。反之，如若使外商亏损，则遭到降职的处分。宋王朝采取的这些措施，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宋代海外贸易在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又对当时甚至当代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海外贸易的收入是宋代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虽然宋代初年又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总体上来看，整个宋代，政局不安，战争频繁。特别是南宋王朝，偏安于江南，版图缩小，财政困难加剧。为了维护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大量的金银贡物，海外贸易的收入便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源。宋代所设的市舶司的首要职责便是征收税款。征收税款的多寡因商品而异。如在北宋绍圣元符年间，其税收以十分为率。《宋会要》称：“大抵船舶至，十先征其一，其价值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税率高时可达十分之四，不过一般来讲，税率是十分之一。④ 二、海外贸易给予了中外双方了解世界的机会，并且丰富了双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海外贸易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但无论采取的是哪种贸易形式，它都能使贸易双方互相了解。宋朝时期，外商来华贸易，中方极尽地主之仪，以礼相待。有些外商还在中国永久地居住下来，与中国人通婚，繁育后代。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以带回了海外的讯息。而宋代海外贸易的出口商品以金银、钱币、缗钱、丝织品和瓷器为主，进口商品是以香药和其他奢侈品等为主。丝织品和瓷器等手工业品的输出，丰富了海外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他们视中国的丝、瓷为至宝。有的还以此作为交易的媒介。而大批香药的输入，一方面是为封建统治阶级享用；同时，也给我国的药物学增加了许多新方剂，并扩大了中国人的药物学知识。根据宋代药物书籍所记，以香料作丸、散或汤剂的很多，如乳香丸，乳香散，乳香丹，木香丸，木香汤，丁香豆蔻散等，总共有二、三百种之多，对中国人民的保健卫生起了有益的作用。三、宋代的海外贸易沟通了中国与海外的技术交流，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公元十二、三世纪，正值南宋时期，中国火药的西传，正是通过阿拉伯商人之手来实现的，阿拉伯人首先学会了制造火药，但还不能制造火器。直到公元十三世纪以后，中国的火气才传到阿拉伯。其后，阿拉伯人进一步改进了火器的构造和应用，并将其传到欧洲。公元十三世纪初，由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贸易往来的频繁，阿拉伯人首先从中国学到了航海使用指南针的技术，随后，阿拉伯人将这一技术西传到其他国家。正是由于指南针的西传，才是新大陆的发现成为可能，并最终得以实现。宋代钱币的外流，对海外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宋代从海外引进的水稻、绿豆等优良品种，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四、宋代与东南亚各国、阿拉伯、日本和朝鲜的经贸往来促进了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说明了中国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由来已久，尤其是中日关系，值得我们双方现在继续提倡。东南亚各国是宋代和中国海上交通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地区。其中以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上）同我国贸易往来最为密切。三佛齐和我国有着传统的友好贸易关系，整个宋代三佛齐来华使者高达三十多次，比唐代大为增加。在宋代，阿拉伯同我国的贸易往来更是频繁。《岭外代答》“大食国”条记载：“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双方的贸易往来在唐代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阿拉伯人爱德利兹描述说：“中国商船常至印度巴罗治（孟买北）、印度河口、亚丁及幼发拉底河口诸处。自中国贩来铁、刀剑、鮫革、丝绸、天鹅绒以及各种植物纺织品。”⑤在宋代同阿拉伯的贸易中，三佛齐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和印度非洲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得到了发展。在东海，我国主要与日本和朝鲜有贸易往来。其实，日本和朝鲜同我国有着传统的友好贸易往来，到了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日、中鲜之间互通有无，发展经济，保持良好关系。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东南亚和日本、朝鲜仍是我国的主要对外贸易国，中国属于亚洲板块的一分子，发展于亚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东盟与中国（即10+1）已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相信中国与东盟各国能像我们的祖宗先辈那样相互支持，共同谋发展。日本应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既要看到中日历史交往友好的一面，又要意识到自身曾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不是扭曲历史就能改变历史的，应深刻反省，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中日关系能恢复到更久远的历史中的那么好。中日的经贸往来及其他方面的交流才不会受到阻碍，中日两国也才能从此获益。参考文献： ① 蓝蒲：《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 ② 吴自牧：《梦梁录》卷13，“铺席”条。 ③ 《宋会要·职官》44之2。 ④ 《宋会要·职官》44之1。 ⑤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2册，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