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王阳明分会副会长丁为祥先生莅临“传承经典·知行合一 文化自信构筑新商业文明”——华商书院2019年（第十三届）全球年度论坛，作《知行合一与专业精神》主题演讲。
以下内容根据嘉宾对话节选：
今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提出的510周年，1509年，王阳明在贵州提出了知行合一主张。当时贵州省的副省长带着贵阳书院的学生对王阳明进行过四次访问，这是王阳明一生中第一次论知行合一，当时王阳明38岁。而在前一年，王阳明刚刚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也代表着他人生中第一个理论命题的提出。
四年后，王阳明在42岁的时候与他的大弟子徐爱同回老家，在同行的船上，王阳明二论知行合一。在二论知行合一中，王阳明提出了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只说一个知，便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便自有知在”。三论知行合一是王阳明54岁时的《答顾东桥书》，在这一书信中，王阳明提出了一个理解知行关系的标准：这就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四论知行合一是王阳明55岁对世交老友解释知行合一，他批评老友说，你总是在琢磨知和行到底是怎么合一的，这说明你是专门在概念上兜圈子。如果照你这样理解，结果只能是说之欲详而失之欲远。
由此之后，人们对知行合一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从王阳明提出这个命题，到王阳明的弟子、王阳明的世交老友对知行合一的讨论，到今天已经有五百多年了。而这500多年，国人基本上经历了三种理解进路，我现在对这三种理解进路略微做一个说明。
第一种理解进路可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为代表，王夫之的理解进路是典型的以认识论的进路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王夫之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王夫之的这一认识具有认识的准确性。也就是说，王阳明的知并不是我们一般常识意义上所说的知，王阳明的行也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行。就这点而言，王夫之认得非常准，但是他紧接着又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认为王阳明实际上“本汲汲于先知以废行也，而顾诎先知之说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是“销行以归知”，也就是说，王阳明仍然是一个先知后行论者。这就不仅不准确，而且完全说反了。
在咱们学术界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研究中，基本上是沿着王夫之这个认识论进路来理解知行合一说的。而这种进路的理解，恕我直言，几乎可以说是鸡同鸭讲。王夫之的归结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鸡同鸭讲，根本不知道王阳明说的是什么含义，这实际上是两个轨道——认识与道德不同轨道上的互相打量。
其次是王阳明的后学，在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比如黄宗羲就认为“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也就是说，刚一知马上就可以行了。这又等于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仍然是一种坚持先要知然后才能行的主张，那么，这就仍然不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真意，而是程朱的知行主张。因为他认为从良知到致良知，仍然有一个过程。
实际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本身就是针对程朱的知先行后说提出来的，程朱也追求知与行的前后统一，也肯认由道德之知到道德实践之行，程朱先知后行说就是为此而提出来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先知后行，不仅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没有提出的必要，而且其精义也全然没有阐述的可能。
第三种是20世纪的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这个新的理解直到现在还代表着咱们学界最接近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解。这是杜维明先生的体知说，杜维明196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就是《青年王阳明》，他下了很大的工夫，认真解读青年王阳明之后，很快就提出了一种体知说。这个体知就相当于咱们今天所说的体验、体证等等。也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中的既知且行的主张。
杜维明先生在说明体知时经常会举到三个案例，这就是弹钢琴、骑自行车、学游泳。弹钢琴是不是在弹的过程中学习，骑自行车是不是在骑的过程中学习，学游泳同样是在游泳的过程中学习。这一点在接近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本义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仍然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本意存有距离。
我在80年代末的时候也提出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两种理解，一种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认识化、静态化的理解，一种是以王阳明本身的论述为特征的实践动态化的理解。
但在经过十来年的琢磨之后，我很快发现这个理解也存在着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体知虽然是一种实践活动中的动态把握，人固然也有体知的状态，但人有没有不弹钢琴的时候，有没有不骑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不游泳的时候，如果我们告别了这个体知状态，那么知行合一还存在不存在呢。如果知行合一仅仅适用于这么狭小的领域，那就恰恰折杀了知行合一深广的义涵。
接下来咱们把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放到王阳明的生平实践当中，看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它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再来品味它的含义。1499年，王阳明28岁，以榜眼的身份通过科举考试，当时北边边境有患，王阳明第一次给皇上上书，这就是讨论怎么样解决边务问题的《陈言边务疏》。当时的王阳明在批判什么呢？他说：“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讬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这等于说，所谓大臣包括皇上的左右近臣都陷入内外背反的世界，当面好话说尽，背后贪污利禄。这是王阳明对当时明代朝政与官场的认识。
42岁时“与徐爱论学”，王阳明又说：“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耳目……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明代的社会风气，就是因为天下的文人士大夫都以求知欲蛊惑人心，“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欲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这又是对明代社会的一种全面批判，整个社会都是两张皮，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程朱理学整天讲学，就是把这些道理讲得太多了。
那么，怎样理解他38岁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呢？实际上，王阳明精神的初步形成是在他的34岁。他在京城待了六年之后，对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基本认识，并且他一生的基本方向也定型了。王阳明34岁提出了身心之学的主张。这个身心之学在王阳明这里也许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弊病而提出的救治之策，但却必须受到高调的表彰。为什么我要高调地表彰王阳明的身心之学呢，因为王阳明和我们有500年的距离，可是1993年咱们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之仁就被写成上面一个身，底下一个心。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没有办法找到王阳明有可能见过这个文献的证据，因为从秦统一之后文献就没有了。可是王阳明在对时代学风的批评当中却不知不觉地提出了身心之学，也就是孔子的仁学。
王阳明的身心之学一定要讲究身心并到，一定要讲究知行合一。王阳明不期而然地以他的身心之学阐释孔子的仁学，孔子的仁学绝不是一套讲说的理论，而是为人处事之学。在这儿恰恰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最本真的精神。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对王阳明无论怎么样表彰都不过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王夫之的认识论根本不沾边，在这儿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王阳明为什么要把程朱理学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咱们知道宋代几乎是一个平民社会，因为经过五代之后中国的官僚和世家大族基本上让平民起义彻底剿灭了。
所以宋代崛起基本上是以中小地主构成的平民社会，这个平民社会就像辛弃疾的词所描述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这是一般江南水乡的农家生活，以这个生活推断，一家如果有三个儿子，一定要保留一个识文断字之辈。这就是宋代科举制几乎一下发展到高峰，出现了从读书识字一直到考科举，生产大量的文化与官场的后备军的背景。程朱理学突出认知，正是适应了这种新崛起的士人群体的需求。
程朱理学非常强调认知，他们共同主张先知而后行。比如程颐认为往长安起码需要知道出哪门，向哪个方向走才能到长安，朱子则坚持“义理不明，如何践履？”程朱用这个例子给人讲知和行以及先知后行的道理。但是，当一个人以先知后行作为自己的守则时，必然会导致知而不行。王阳明之所以讲知行合一完全是针对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的，即通过认知，通过知识促进道德自觉的这样一个大背景。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则根本就不是从认知的角度讲的，而是从道德的角度讲。这就是一个内在的道德自觉与外在的道德行为、甚至道德意念的一致性与同时性的问题，这才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义，就是人的内在当下就表现到外在，而人的外在同时也就反证着自己的内在。知行合一，知行并在，主客并到，身心一致都是王阳明扭转时代之偏的重大举措。他的指向就是孔子的仁学，就是儒家的君子人格，就是内外在世界的完全一致。
因为先知后行正好导致了明代的虚伪人格横行，人的内外世界完全背反，所以王阳明才提出知行合一说。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提出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氛围，内外一致，知行并到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基本宗旨。
我刚才说当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时候，历史上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身心之学这样的提法，但是王阳明在自己的实践当中摸索出来，这个时代必须真正的身心之学才可以救治，王阳明真正继承孔孟精神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咱们今天要说他的思想传统以及他的历史根源，在这儿可以深入到咱们这个民族文化最早萌生的历史，看中国人的两种传统到底是怎么萌生，怎么演变的。中国人最古老的两本书就是诗和书。诗是民间歌谣的总集，书是官方文献的集成，书就是《尚书》，诗就是《诗经》。咱们这个民族在《尚书》当中就已经提出了知行的问题，观点可以说是知易行难。也就是要认识一个事物的道理很容易，但是要在实践当中落实，把它做出来很难。
《左传》当中也阐述了这个精神，解决知和行并分而论之。知属于主观，行属于客观。但是谈论知行，到了孔子这儿却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向，我们看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做：“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也就是说，虽然知道了这个道理，但是实践并不能把这个道理彰显出来，这个道理是不能真正得到的。但是孔子把这个话说到这儿没有完，紧接着就说给老百姓要讲一个道理，如果你自己没有内在恭敬之心，老百姓就不认你的道。所以还必须要恭敬。
孔子在这儿论的是一个知，但是孔子在这儿加了仁要守之，还要把这个道理宣讲给大家，告诉给老百姓。但仅仅庄严的告诉老百姓还不够，还必须动之以礼。孔子对知的这样一种层层加码式的规定，就是由对外在之知指向人的内在世界，就要求人的内在世界和人的外在世界完全一致，完全统一起来。
由孔子之后有曾子、孟子，在这当中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孟子讲究践形。这代表了一个民族伟大的精神系统。这个根源在哪里？这个根源就在孔子的陈蔡之困，从而开启了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就是说，山林虽然好，但是山里是鸟兽集聚之地，我们既然生而为人，我们就必须以仁爱精神，仁道精神，把文明坚持到底。如果天下有道，那么我宁愿做一个太平世界的顺民，而不愿意如此抛家傍路地劳碌。我之所以四处游说，就是因为天下无道的现实。
把这点精神继承得最好的就是刚才说的曾子，由曾子开启了儒家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就是反省、慎独的传统。反省是把门关起来专门检讨自己，看我的发心动念有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正。所以中国人的反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个人道德理想的自我，对自我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检查。时下中国人越辩越有道理，但只会反思，却从来不会反省。而反省的指向就是慎独，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摸着自己的胸口想一想，这个就是反省，检查自己，和别人无关。
到了《大学》就非常讲究慎独，关于慎独《大学》谈得非常好：“小人闲居为不善，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以著其善”——正在说别人的坏话，见到正人君子，马上发现自己这个话说得很丢份儿。可是《大学》马上评论，你不要在这儿装样子了，你本来一心想说人的坏话，但是一见君子马上表现出一个君子的模样，你的用心人看得清楚。所以《大学》得出一个结论，“是以君子慎其独也”。不仅仅对天地，而是对着自己的良知，我的发心动念有没有一丝一毫的不纯，不正之处。
儒家本来有一个由反省指向慎独的传统，而儒家的君子人格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但是这样一个反省慎独传统对于外在的知行来讲没办法防范，甚至没有办法辨析，包括程朱的先知后行。小人不懂做人的道理吗？小人比君子懂得多。就用《红楼梦》的两句诗，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就是虚伪，对于虚伪的善行，除了反省和慎独来防范之外，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找出另外的路。
你的内在仁义之心通过外在的貌相形色当下就表达出来，《大学》和《孟子》都在讲这个道理。《大学》说得更好，有诸内必形诸外。所以我在这儿也提出一个标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理解王阳明哲学精微处的一个测量标准。咱们国家这几年出现了王阳明专家不下数百人，你只要拿起来看他怎样理解知行合一，你就知道他有没有真正理解阳明心学，而不在于从理论上辩来辩去。
我相信这个道理跟大家一说就说通了，人的内在世界马上通过人的外在行为当下就表现出来了，人的外在的貌相形色当下也就表现着人的内在世界。从《大学》、《中庸》、《孟子》《五行》，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发乎真心，动真念才是真正的德之行。而王阳明却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标准，千万不要说你理解了多少，你的行为做到哪个地步你的道德就在哪个层面上。这就是说，《五行》是以内在的真心作为外在行为是否属于“德之行”的标志，而王阳明则以外在行为作为内在德性是否真正自觉的标志。
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让人们的内在世界真正呈现出来。这一点如果在20年前咱还看不到，但是在今天一下子看到了，他的思想体系和追求不期而然地走到这个地步来。所以我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恢复了一个伟大的精神传统，儒学不仅仅是哲学，也包含着做人的人生信念和信仰关怀。
大家都是奋战在经济行当中的，而我只是一个书生，好像和大家没有关系，我讲的这些最少离大家500年，甚至可以说是2500年。但是作为做人精神它就洋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这点而言，我讲的这些东西应该说都不过时。现在我要对整个儒家的精神及其现代性、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作出一点阐发。
我在这儿仅仅提个口号就够了，反省、慎独，这里边包含着非常深刻的东西。所谓的知行合一实际上就是我们儒家传统的慎独和诚意精神的统一，也就是君子人格的生活守则。内在的善同时就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而外在的行为也时时刻刻在表现着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时刻以我们的内在主宰照察自我，这就是慎独。
但对儒家来讲，慎独仅仅是讲人生之自我立足的，时时刻刻反省，看我自身是不是站在人之为人的理念的基础上，看我对人是不是尊重人，是不是关爱人。我在研究这一点的时候就给我自己提出了三项守则，这也可以说是我的三条原则：即尊重人性、捍卫人道、开拓人伦文明。我在这儿首先把知行合一诠释为儒家传统的慎独和诚意的统一。慎独是讲儒者时时刻刻检点自己的发心动念，有一丝不纯不正就要督促自己，惩罚自己。
如果说慎独是儒家所确立的人生精神根底，那么诚意也就是儒家面对世界的第一面相，就是待人接物，童叟无欺，始终坚守诚意待人的原则，实际上这也是儒家慎独精神的外向延伸。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把儒家的慎独和诚意传统统一起来了。
我在这儿还要提出《易经》当中的一个伟大的精神传统，这就叫做据德立业，这个精神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不管干什么，种庄稼，打粮食或者发展企业，都要有一个德性原则，以作为我们的精神底线，然后在此基础上据德以立业。据德立业是《易经》提出来的，而据德以创新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开创精神。知行合一就可以说是据德立业的工夫，也应当成为我们据德以创新的精神底气。
王阳明曾把人与人之间的分工，社会的分工描述得非常好，：“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王阳明又把人际关系在不同分工的前提下表达为所谓“目视耳听，手持足行”——眼睛不要羞愧自己不能听声音，只要耳听到声音，眼睛马上就会跟着巡视；足不要羞愧自己不能拿东西，只要手上拿着东西，脚就会配合着前进，这就是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而对每一个企业，对每一个人而言，就是首先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王阳明描述的这些恰恰是工商社会里急需的东西。
最后，我要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概括为几点，知行合一就是慎独与诚意的统一，就是据德立业的工夫，就是科学研究之“惟精惟一”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专业精神，工匠意识，代表着我们今天所要信守的契约原则。这是我们立足于现实所能够发现的王阳明知行合一所具有的意义，当然也可以说是我在有意识地向着现代工商社会对知行合一做倾向于我们现代社会的诠释，但所有这些精神，同时都包含在儒家的君子人格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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