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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千余人分乘2艘军舰,在5架飞机的掩护下登陆入侵崇明,至1945年8月28日侵崇日军撤往上海投降,崇明军民在“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怒吼声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尽管崇明岛三面临江一面濒海且岛屿狭长,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迂回的空间受限,很容易处于进退两难、腹背受敌的被动境地,再加上日伪军占领崇明岛后的持续“扫荡”,使抗战面临重重困难。但中共地下党点燃的抗日之火从没有被扑灭过。

  团结各股力量

  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在日寇侵占崇明岛不久,崇明岛不少爱国青年由于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抗日宣传的影响,自发性地组建了民间的抗日武装:1938年5月,三区民众教育馆的沈鼎立、金有祥组建了崇明岛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游击队,并于不久北上启东,参加崇明籍爱国志士瞿犊(其在1938年秋冬之交入党)领导的抗日部队;1938年6月,四区的施鼎新和蒋煊洲,也相继收集起民间的枪支弹药,组成了“常备队”和“常备中队”;一区和二区也有汤如苏领导的抗日锄奸团,另有俞宝义、金有祥、宋志贤、徐方谷等各自所属的地方武装。

  这些地方抗日武装虽然曾一度在名义上归属于国民党的“民众抗日自卫队”,但因为流亡海门的国民党崇明县县长陈庚尧在统一收编后没有能力来组织与敌寇周旋,而且他在流亡海门后没有打算回崇明,也没有派得力的干将回崇明坐镇指挥,因此,岛上的各支抗日武装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状态,抗战的序幕迟迟没有拉开。

  到了1938年7月,沈鼎立、金有祥根据共产党员茅程和瞿犊的指示,率独立中队潜回崇明,组建起了300余人的抗日大队。2个月以后,中共地下党把崇明各支分散的抗日队伍联合起来,组成了“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为了贯彻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崇总”的总队长由“流亡县长”陈庚尧担任。“崇总”下辖一个抗日大队(其中有四个中队)、二个独立中队和一个常备中队,人数达500余人。同年10月,受中共江苏省委江北特委的委派,原在瞿犊部队任政训员的中共党员王进(山西人)到达崇明,任“崇总”政治工作负责人,此后,“崇总”抗日游击队在瞿犊、王进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正式揭开了武装抗击日伪军的战幕。

  择机抗击敌寇

  有效牵制日伪武装

  “崇总”的各支抗日游击队在瞿犊、王进的实际指挥下,在两年多的存续时间内,择机偷袭敌寇,有效牵制了日伪武装,一度还曾迫使日军龟缩在县城和堡镇等少数几个据点中而不敢“露头”。

  1938年10月23日,是“崇总”成立后首次有计划、有分工、有步骤的统一抗战行动。“崇总”专门制订了总攻在崇日军的作战计划,由陈庚尧任总指挥,瞿犊任副总指挥。由瞿犊、王进率沈鼎立、金有祥、蒋煊洲等部队,分别攻打设于堡镇大通纱厂、富安纱厂和杜少如宅子里的日军据点;陈庚尧率县保安大队攻打县城;由俞保义的独立四中队攻打庙镇据点。此战,瞿犊、王进所率的部队旗开得胜,共毙敌20余人。另二路由于指挥者的恐日与保存实力的心理作祟,稍战即退,并未取得应有的战果。

  由共产党员率领的抗日游击队初战告捷,使部队士气大振。在1938年的11月,瞿犊、王进部队又展开了一系列的抗日之战,取得了较大的胜利。11月11日,100余名日伪军到蚌壳镇“扫荡”,瞿、王的抗日游击队在半路予以埋伏堵击,随着一阵的枪响与手榴弹爆炸声的速决速战,有1名日寇军官、2名日本士兵被击毙,还缴获了日军指挥刀2把与数支“三八大盖儿”。11月17日,有300余名日伪军到小竖河地区“扫荡”,“崇总”所属游击队在瞿、王的指挥下,勇猛迎敌,一举歼敌50余人。随后,瞿、王还率领沈鼎立、金有祥、蒋煊洲部击溃了盘踞在崇明东部、专门欺压百姓的南沙汉奸土匪部队600余人,共缴获敌人步枪250余支,机枪11挺……

  1939年7月,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领导的川沙边区民众抗日总队第四大队(简称“边抗四大队”)的一个中队90多人奉命来崇,他们在蒋厂牧、钱国仪、周志坚3人率领下,分别到南盘效、排衙镇等地进行宣传抗日,打击日伪军,并吸收数十名当地青年参加队伍。日本鬼子获悉崇明岛来了新的抗日游击队后,在8月5日,有60余名日伪军乘卡车到协兴镇附近的八字桥,攻打立足未稳的“边抗四大队”。“边抗四大队”中队长钱国仪立刻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经过2个多小时激战,多名日伪军伤亡,“边抗四大队”亦有9名战士英勇牺牲。9月30日,“边抗四大队”二中队移驻新安镇,因汉奸告密,日伪军纠集城桥、堡镇和庙镇3个据点的百余人,于拂晓前偷袭新安镇。当二中队的哨兵发现敌情时,日伪军已经包围了驻地。二中队长钱国仪沉着指挥,经2小时激战,部队终于突出重围。在这次突围战中,日伪军共死伤10余人,“边抗四大队”二中队长钱国仪及5名战士亦壮烈牺牲。

  建立地下组织

  广泛宣传抗日思想

  为了使点燃的抗日之火永不被扑灭,崇明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开展武装抗日的同时,还重点在一些工厂、中小学校建立起了党的活动基地,积极向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宣传“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抗日思想。并组织成立“救国会”、“民运工作队”,分赴各个中小学校和各支抗日武装之间,积极宣传团结抗日的意义,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9年12月,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组织“民运工作队”,由朱溪东任队长,先后在崇明的浜镇、日新镇、施桥河沿等地,以青年农民为骨干对象,举办“民众夜校”。当地青年薛林祥、范本宰等一大批爱国青年骨干踊跃参加,成了日后开展抗日宣传和武装抗日的后备力量。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民运工作队”队员王珍、卓萍、钱青萍、范义、沈琨等,经常分头深入到崇明当时的四个区,开展广泛的爱国救亡宣传活动。“民运工作队”还组织学校的进步学生成立了流动剧团,演出《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太阳旗》等抗日剧目,同时,还利用创办农民俱乐部、编印刊物等途径宣传抗日,有效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1943年2月5日,共产党员顾廷琛以“私立义化小学”为基地,吸收当地青年组织起小学西乐队,在方圆数十里范围内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黄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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