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仕清三年（四十六岁－四十八岁）
一 授官之前
二 授官之后的政治态度
三 与史学家谈迁的交往
四 在国子监任上
五 辞官返乡
一、授官之前
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记载：“(顺治十年癸巳) 九月，应召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奉敕纂修《孝经演义》，寻升国子监祭酒。”这里，把吴伟业接到诏书、启程北上和抵京的时间混为一谈，甚至把授官、纂书、再升官等等经历统统挤排在顺治十年九月至十二月之间，显然大误特误了。
吴伟业一行抵达北京其实已在转年的春天了，证据是其为陈名夏文集所作的序言提到他进谒陈名夏的时间是在该年春，[1]以名夏之身份及与伟业之关系，伟业一入京必然马上去谒见他，决不会顺治十年抵京，拖到第二年方始去见。又，其为清朝工部主事梁维枢《玉剑尊闻》一书所作序言也提到两人相见于顺治十一年的春天，[2]梁维枢是吴伟业故友，伟业抵京后按说也不会拖延许久才去见他。
另外，据谈迁《北游录》记载，其与吴伟业在京师之往来始于顺治十一年二月中旬，[3]因而又可推知伟业抵京极有可能是在这一年的正月。
吴伟业抵京后，首先把家人安顿下来，好像就住在了今天宣武区一带，具体地点不详。一年后搬了一次家，搬到虎坊桥北魏染胡同，[4]仍然没有离开宣武区。安顿好家人，他便开始四处拜谒当政者和旧友故交了，同时，等待着朝廷授职。按照顾师轼上面那段话，似乎吴伟业一入京，就被授官了，其实不然。吴伟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需次待授”，一等，就是十个月。这么长时间，他好像完全被人遗忘了，冷落在一边，既不获准“白衣宣至白衣还”，又迟迟不加任用，处境尴尬极了。
吴伟业这种尴尬的处境与陈名夏一派的失势密切相关。陈名夏是因攀附清睿亲王多尔衮而飞黄腾达的，他初次谒见多尔衮，就劝其“正大位”，[5]虽未被多尔衮采纳，但得到了多尔衮的欢心，因而后来几次被破格擢升，直至为弘文院大学士、兼太子太保。可是自从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去世，顺治帝亲政，他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政敌不断攻击他，顺治帝也早对他心存猜忌。他之力荐吴伟业入朝，就包含着挽回颓势、巩固自己一派地位的考虑。吴伟业刚刚抵京时，陈名夏还在做着大学士，表面上仍然风风光光。伟业谒见他不久，为他的文集作序，还称颂说：“今国家鼎新景运，皇上新儒重学，而先生膺密勿心膂之寄，高文大册，咸出其手，《诗》有之：'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其先生之谓哉！”吴伟业大约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这位举荐人、官场中的主要靠山当时已是自身难保，坐在冰山之上了。仅仅过了两个月，即顺治十一年三月，陈名夏就被政敌重重参了一本，告发他“包藏祸心”，公然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还告发他纵容儿子“居乡暴恶”，以及包庇、护佑自己一党之官员，“擅加抹改”皇上旨意等等。[6]顺治帝终于找到口实，来个总算账，命将陈名夏立即绞死。
对于吴伟业来说，这一变故不啻晴天霹雳，入京才两个月，靠山就轰然崩倒，其被吓得胆战心惊可知，而其被冷落亦可知。这时候，南党之人没有谁还顾得上敦促朝廷及早授给他官职。南党失去陈名夏，如同倒了大旗，乱了营。而陈之遴此时的地位也是临渊履冰，岌岌可危，不能不小心谨慎，少说话，少惹是非。至于其他人就更噤若寒蝉了。
吴伟业在《将至京师寄当事诸老》诗中曾不无担心地感叹“萧条白发怅依谁？”现在果真落到孤立无援的地步了，自然更加惆怅失意，心情恶劣到极点，除了与友人往来打发光阴，无所事事。或问：“吴伟业不是原本就不想做官么？这样一来岂不正中下怀？”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吴伟业在当时的文坛上已是名声大噪，由后来顺治帝几次召见他，可知这位热爱汉文化的帝王肯定早就耳闻过他的名字，并且欣赏他的才华。他的被征，同陈名夏、陈之遴等人的举荐、敦促当然有很大关系，但没有满族统治者的青睐和首肯也是不会发生的。南党之人出于不能明言的党派利益力荐他，而北党之人 (如冯铨) 窥测“圣上”之意也曾举荐他。他一入京，就已经身不由己了，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完全要听凭朝廷摆布了。他深知，做官无可逃避。陈名夏的被处死，并没有提供“白衣返乡”的机会，只是增加了今后难以测度的风险。眼下就够危急的，他没有被陈名夏一案牵连，已属万幸了，要知道，他与陈名夏的关系，朝廷官员尽人皆知，北党之中大约人人侧目，他想掩饰也掩饰不了。何况，他刚刚为陈名夏文集作过序，曾热烈地为之吹捧过一番呢。陈名夏死后的一段时间，南党之人暂且偃旗息鼓，北党之人更不会理睬他，他退不能，进不成，生生被吊在那里，实在苦不堪言。
惊吓与恶劣的心境使他在陈名夏一案三个月后又一次病倒。这一次病势不亚于上年刚刚接到诏书时那场病，从七月初至十一月下旬，他几乎卧床四个月，连门也难出，除非朋友来看他，否则便只能闷然独处。[7]
在吴伟业卧病期间，只有一件事比较重要，需要一提，就是其二女儿的婚事。上文曾提到过这个二女儿，她出生于明崇祯十年，当时伟业正在北京做官。同一年，编修陈之遴亦有子。经之遴父亲建议，遂联姻。现在，儿女都已长到十八岁，两家人又都在北京，正好可以完婚了。婚期定在九月中，大约是预先商议选定的良辰吉日，不好随意改动，所以尽管吴伟业缠绵病榻，也按时举行了。本来儿女的婚姻对别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大事，可是这一联姻的双方不一般，一方是大学士陈之遴之子，一方是名人吴伟业之女，因此这件事肯定在官场上传开了。它等于给吴伟业在朝廷党争中的政治立场打上了一个标签，标明了他的党属，标明了他与陈之遴非同一般的关系。
婚事是由伟业的三弟伟光代为营办的，因为伟业病体虚弱，实在无力亲自操持。伟光似乎是专为婚事而来，婚事一完，九月底就急匆匆地往回赶了，前后在北京只待了十天。[8]现在弄不清楚伟光为何要如此急着回去，是父母急切等待伟业的消息，还是父母也欠安，抑或伟光自己家中也发生了什么事，都需要伟光火速返回？不然，何以往返跋涉几个月，却只在北京待了这么短时间，连旅途的疲劳也不能完全消除？吴伟业非常舍不得三弟离去的，去年的镇江之别曾让他黯然神伤，今年的京城分手更使他感到分外凄苦。他写下了《病中别孚令弟十首》，一上来就感叹“昨岁冲寒别，萧条北固楼。关山重落木，风雪又归舟”。然后一一写下他对兄弟、父母、妹妹、侄子的思念、关切与丁宁。由于是写给亲弟弟的，所以这组诗坦露内心，一无遮掩，诚如袁枚所说，写得“情真语切，声泪俱闻”，[9]乃是吴伟业心绪、思想的可靠材料。诗中，吴伟业反复述说的是自己的“羁愁”、“忧患”和被出仕所误的苦恼与悔恨，例如其六、其七：
此意无人识，惟应父子知。老犹经世乱，健反觉儿衰。万事愁何益，浮名悔已迟。北来三十口，尽室更依谁？
似我真成误，归从汝仲兄。教儿勤识字，事母学躬耕。州郡羞干请，门庭简送迎。古人亲在日，绝意在虚名。
伟光走后不久，吴伟业又写下《再寄三弟二首》，述说盼望回家的心情，嘱咐将梅村别墅管理好，等候他的归来，如其二：
五亩山园胜，春来客唤茶。篱荒谋补竹，溪冷课栽花。石迸墙根动，松欹屋脚斜。东庄租苟足，修葺好归家。
但目前，“归家”还只是个梦，真正实现这个愿望还要等待时机。
二、授官之后的政治态度
据《北游录》记载，吴伟业是在顺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被授予秘书院侍读一职的，当时，他还在病中。这个官职掌撰著记载，无实权，品级不高，为从四品，比他担任过的少詹事还低。但吴伟业得到这个任命，心情还是轻松了一些，因为这个任命说明陈名夏一案眼下暂且过去了，笼罩在心头的阴云消散了不少。从这时起，他渐渐走出户外，与友人的交往变得频繁了。到十一月下旬，谈迁再去看望他时，发现他的病已经好多了，他正在以“诗绘自娱”。[10]
自此，吴伟业开始忙碌起来，一来是公务繁多，据载，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他被任命为《顺治大训》纂修官；三天后，被召入南苑，参与纂修《内政辑要》；四月二十九日，又被任命为《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一气干了四个月才中止；几个月后，复被任命为《孝经衍义》编纂官，再次召入南苑参与纂修。[11]为了完成任务，常常一连许多天不能回家。二来是应酬增加，由这一时期大量的应制诗、唱和诗、祝寿诗、送行诗即可看出。
不过，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在这种忙碌的日子里，吴伟业究竟在想什么？他的内心感情、政治态度究竟怎样？
认真分析一下有关作品和记载，就会发现，自从吴伟业做了清朝官员以后，他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和斑驳的色彩，我们看到的是似乎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事实。
一方面，他犹然心怀故国。京城似熟悉似陌生的景物常常触动他的情思，唤起他的回忆，让他做一番“故国神游”，比如他经过皇宫掖门 (宫殿正门两旁的边门)，眼前就会忽然浮现出崇祯帝当年“亲御经筵”的情景来：
咸阳三月火，新宫起、傍锁旧莓墙。见残甓废砖，何王遗构；荒荠衰草，一片斜阳。记当日、文华开讲幄，宝地正焚香。左相按班，百官陪从；持经横卷，奏对明光。至尊微含笑，《尚书》问大义，共退东厢。忽命紫貂重召，天语琅琅。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从容晏笑，拜谢君王。十八年来如梦，万事凄凉。[12]
读这首词，让人感到，往昔的荣宠于他真是刻骨铭心，十八年前的旧事追忆起来竟然每一个细节仍然是那般清晰、那般温馨，可是一旦旧梦醒来，眼前却是一片荒芜、一片凄凉。其对先朝先皇的怀念和对新朝的怨恨都蕴涵在这强烈的反差之中了。有时他也会大胆而直接地表露出对于新朝和满族权贵的不满与轻蔑，如下面这首《雪中遇猎》：
北风雪花大如掌，河桥路断流澌响。愁鸱饥雀语啁啾，健鹘奇鹰姿飒爽。将军射猎城南隅，软裘快马红氍毹。秋翎垂头西鼠暖，鸦青径寸装明珠。金鹅箭褶袍花湿，挏酒驼羹马前立。锦靴玉貌拨秦筝，瑟瑟鬟多好颜色……今朝仿佛李陵台，将军喜甚围场开。黄羊突过笑追射，鼻端出火声如雷。回去朱旗满城阙，不信沟中冻死骨。犹有长征远戍人，哀哀万里交河卒。笑我书生裋褐温，蹇驴箬笠过前村。即今莫用梁园赋，扶杖归来自闭门。
诗中以讥讽的笔调写出了满族新贵豪奢骄横、不可一世的气焰，反映出当时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同时也讽刺了满族统治者重武轻文的习尚。
他做官以后的心境并没有好起来，依然常常倾吐被迫仕清、身不由己的悲哀：“我来客京师，一身似匏系”；[13]他依然日日魂萦梦牵地思念着家乡，说“家在五湖西，扁舟入梦寐”，[14]他每每对人诉说起做官后人格的屈辱和面对宦海风波的胆怯：“磬折当途前，问语不敢对。衰白齿坐愁，逡巡与之避。禁掖无立谈，独行心且悸”，[15]由这种郁郁寡欢的心情亦可见出他对于新朝的态度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说的不是真心话。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能看出其思想感情、政治态度有时确实呈现出与上述情况迥然不同的色彩来。这首先表现在对清朝政权的最高代表者——顺治帝的态度上。上面提到吴伟业曾参与了多部钦命要籍的纂修，并几次被召入皇家禁苑——南苑，说明顺治帝对他是相当器重的。据载，顺治帝曾数次召见他，有一次，详细地询问了他的仕宦履历以及父母、兄弟的情况。当他言及两个弟弟俱为生员时，顺治帝还讲了一个笑话：“外国尝进两猿，命中官饲以白粲 (白米)。一食一不食，主者谂 (知晓) 其故，旁云：'一熟猿、一生猿’。”众人都笑起来[16]。当顺治帝得知他有病时，“抚慰备至”，[17]允许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提前从南苑归还疗养。[18]喜爱绘画的顺治帝有时还传他作画献进宫中。[19]另外，在他任职侍读期间，发生了詹事府和翰林院大批汉族官员外转之事，名义上升一级用，实则被发出京城，其中有好几位是与他一起纂修《顺治大训》等书的同僚，[20]然而他不在其中。其后不久，他又被提升为国子监祭酒，这时，距他被授任侍读才不过一年多。所有这些情况都反映出热爱汉文化的年轻的顺治帝对他的垂青与眷顾。对此，吴伟业是感激的，并引为荣幸，他常常略带夸耀甚至不无俗气地向友人提起这些恩遇，在当时和后来所作诗文中一再称颂顺治帝，比如《封中书舍人石公乾墓志铭》云：“伟业尝以铅椠侍左右，纂辑《孝经》，仰见皇上明伦敷教，俯恤群情，以孝治天下之大道。”[21]《佟母刘淑人墓志铭》云：“世祖章皇帝稽古右文，兴贤育俊。”[22]《梁宫保壮猷记》云：“伟业尝簪笔侍世祖于西苑，仰窥睿算，得御将之道，善任知人。”[23]《闻撤织造志喜》云：“恩诏只今怜赤子，贡船从此罢黄河。”[24]这些话，显然已不同于出仕前他在《上马府制书》《将至京师寄当事诸老》等诗文中对所谓“圣代”、“君相恩深”的称颂了，那时的称颂言不由衷，纯属敷衍和应付，而这些话却大多不是在有压力的情境下讲出的，因而能够真实地反映他的内心，反映出其思想感情、政治态度的微妙变化。
对待汉奸吴三桂，吴伟业的看法也有所变化，这反映在《绥寇纪略》一书上。《绥寇纪略》撰写于顺治九年，但是当时并没有定稿，后来吴伟业不断将初稿示人，征求意见，以便修改。[25]此书的补遗部分怀疑就是他在仕清后加上去的，其中有两段话提到吴三桂，其一曰：“上崩之后三十三日，而吴三桂请本朝大兵入关，大破李自成于一片石。”其二曰：“春秋大复仇，然孰有身殉下宫之难，子效秦庭之节，如吴宁远者乎？”看，这里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当成了明朝的殉节忠臣，而吴三桂成了“请本朝大兵”“效秦庭之节”的申包胥式的英雄，这还像是《圆圆曲》的作者所说的话么？
有时表达了强烈的故君之思和麦秀黍离之哀，有时却又对清朝皇帝感恩戴德；有时流露出对清朝的不满，流露出对于仕清的无奈与厌恶，有时却又站在与清朝统治者同一立场上重新评价叛臣逆子；吴伟业做了侍读以后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混合体”。
问题是，这两方面矛盾着的表现是如何统一到吴伟业一个人身上的呢？
有人解释，吴伟业出仕以后政治态度实际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屁股已经坐到了清朝一边，至于其作品中常常褒明贬清，常常流露出亡国之痛，那不过是“暗占身份”[26]——装装样子、自我粉饰而已。
问题其实并非这样简单。吴伟业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不惟是他，许多仕清的汉族官员的政治态度都不是单纯的一种色彩。要解释清楚这种现象，就必须“知人论世”，结合每个人具体情况和时代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进行一番考察。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吴伟业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变化的一面，探究一下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变化的原因首先来自地位的改变。自从吴伟业接受清廷任命，成为清朝官员起，就彻底失去了遗民的身份，成了不折不扣的“贰臣”。他怎么有脸再以遗民的口吻批判吴三桂的叛明降清呢？揭吴三桂的丑无异露自己的短儿，于是，在同一枝笔下，《圆圆曲》中的嘲讽对象到了《绥寇纪略》补遗中就变成“请本朝大兵”复仇的英雄了。杜甫《佳人》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千古名言击中了所有操守不坚者的要害。
环境的熏染也是影响其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变化的因素。仕清前，吴伟业接触的人多为遗民旧老。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记载，他“于遗民旧老、高蹈岩壑者，尤维持赡护之，惟恐不急也”，因而，这时期他较多地受到了民族意识的熏染。而入京后，他所接触的却多是趋附新朝的“两截人”，对他的影响和以前大不一样。比如他早年的门生严正矩这时就劝他要“屈伸从乎道，变化随乎时”。[27]“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长时间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吴伟业的民族意识必然会有所削弱。
满汉地主阶级之间共同的阶级利益和满汉合流的历史趋势则是促使吴伟业的立场发生微妙变化的深层原因。清兵入关之初，满族贵族集团在攫取全国政权、强迫实行民族利益转移的过程中，曾严重侵害了汉族地主阶级原有的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因而引起了广大汉族地主阶级的不满与反抗。但是，在对付农民起义军问题上，满汉地主阶级毕竟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汉族地主把扰乱明朝天下并最终推翻明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军视为不共戴天的大敌，而清兵入关之初，满族统治者也曾把农民起义军看成是夺得天下的最大障碍。当时他们为了避免多方受敌，打起了“复君父仇”的幌子，全力进攻农民起义军。这一手确实很能迷惑人，赢得了大批汉族地主的拥护。许多汉族地主在遭到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后，曾转而求助、托庇于清朝的统治。吴伟业在这一问题上很快也同清朝统治者取得了立场一致，他在仕清期间写下“曾见官军收贼垒，时清今已重儒生”[28]的诗句，就表明了对于清朝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赞赏。另外，上文说过，随着清朝逐渐夺得全国的统治权，政局日益趋于稳定，精明的满族统治者越来越重视笼络与利用汉族地主，不断调整原来过激的政策与手段，注意适当照顾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尤其对投靠了清朝、成为清朝统治阶层一员的汉族地主官僚就更是给予种种优待。虽然满族贵族中的保守势力从维护自身特权出发反对这样做，竭力抵制与汉族地主合流的政策与措施，但却无力扭转满汉地主阶级合流的总趋势，因为这种趋势从根本上符合满族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符合清朝立国的需要。从多尔衮到顺治帝都相当清醒而且相当坚定地努力保持与汉族地主的联盟，以扩大和巩固统治的基础。特别是对汉文化有较多了解的顺治帝，主政以后，为了拉拢、安抚汉族地主官吏，不顾满族大臣的反对，采取如下一些措施：给崇祯帝立碑，表示继续优礼已经灭亡的明王朝；搜求遗书，修缮孔庙，亲御经筵，表示尊重儒家文化；改变各衙门只许满官掌印的旧例，汉官亦可掌印；改变铸钱只用满文而兼用汉文；将内三院改为内阁，进一步采用了明朝中枢机构的体制；重用知名的明朝官员；不断强调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等等。这些做法与言论赢得了广大汉族地主的欢心，树立了顺治帝作为各民族地主阶级利益总代表的形象。吴伟业担任侍读期间，正当柄政不久的顺治帝雄心勃勃地提倡汉族文化，进行内政、司法和财政诸方面调整与改革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一系列有利于汉族地主阶级的法令的颁布与实施，他本人又亲蒙顺治帝的青睐，因此他很自然地对这位“明伦敷教，俯恤群情”“稽古右文，兴贤育俊”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油然而生好感，并时不时地为之唱起赞歌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这样的现实：在清朝统治政权中，满汉地主阶级的地位毕竟是不平等的。清朝统治者虽然重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笼络与利用，但始终也没有放弃压制与限制的另外一手。满族贵族时刻充满警惕地防止和抑制汉族地主官僚的势力过分强大，通过各种制度把“首崇满洲”的特权地位固定下来。当时处理国家重大军政事务的中枢机构，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满臣，其他各级机构中掌实权的也是满臣，一切都是满臣说了算，向皇帝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29]汉六部九卿不过奉行文书而已。在各种事务上和各种场合，汉族官僚处在可怜巴巴的听候吩咐的地位，常常受到飞扬跋扈的满族官僚的压制与欺负，甚至受到肆意凌辱。林时对《荷锸丛谈》卷三《鼎甲不足贵》条云：
吴伟业辛未会元榜眼，薄有才名，诗词佳甚，然与人言，如梦语呓语，多不可了。余久知其谜心。鼎革后，投入土国宝幕，执贽为门生，受其题荐，复入词林。未有子，多携姬妾以往。满人诇知，以拜谒为名，直造内室，恣意宣淫，受辱不堪，告假而归。又以钱粮奏销一案，褫职，惭愤而死。所谓身名交败，非耶？
林氏是与吴伟业同时之人，他对吴伟业有偏见，上面这段话与吴伟业的情况不符，不足信。然其所言满族人对汉族士大夫凌辱之状，恐不全是捕风捉影，向壁虚构，虽然未必发生在吴伟业身上，但类似情况似乎是存在的，由此可以窥见汉族官员的处境了。满汉官员之间一旦有了分歧与纠纷，不管是非曲直，受到谴责与惩处的一般是汉族官员。汉族官员对于老百姓是压迫者，可以耀武扬威，可是在满族官员面前，却不能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时时体味到种族歧视之苦、之辱。这同明王朝时期汉族地主官僚那种“惟我独尊”的局面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在清代初年，满汉地主阶级之间既存在着合流的趋势，又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这种由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采取的笼络与压制的两手政策所造成的满汉地主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吴伟业所置身的那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汉族地主官僚对新朝的态度，因而也便表现出复杂矛盾的状态，当受到笼络、怀柔时，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认同，一旦受到压制、打击，又会牢骚不满、愤恨怨怼，勾起对先朝的无限怀念。明乎此，则吴伟业仕清后的政治态度之所以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吴伟业身上的这两种色彩是不平衡的。地位的改变、环境的熏染、顺治帝格外的垂青与眷顾，虽然使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向新朝的偏转，但是这种偏转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毕竟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受到“忠于一朝一姓”观念熏陶，毕竟在明朝有过一段荣耀的历史——会试夺魁，殿试高中，试卷得到“天语褒扬”；崇祯帝亲赐归娶；不满三十已任东宫讲读，展现出远大的前程——因此他对先朝先帝的感情较之一般汉族官僚更加深厚，对异族的歧视、压制较一般的汉族官僚更为不满与怨恨。从陈名夏一案，他已经体会到这种歧视和压制的残酷了。任职侍读期间，尽管他本人未曾受到直接的贬谪、惩处，可是同僚们的遭遇，周围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都让他感到危险四伏、胆战心惊。当他做了国子监祭酒以后，这种感受愈加强烈和迫近了。
三、与史学家谈迁的交往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补述一下吴伟业入京之后至升任国子监祭酒之前的两年中与史学家谈迁的交往。
仕清期间，吴伟业与人的交游往来是相当频繁的。所与往来的人有三种：一是仕清的汉族官员，包括上司和同僚，来往比较密切的有陈名夏、陈之遴、曹溶、龚鼎孳、孙承泽等；二是乡亲或门生，如周肇、穆云桂、王鉴、黄与坚等，他们来京多数是为了参加科考或谋职，有些人就住在吴伟业寓所，一住便是几个月；三是不曾并且不愿仕清的故友新交，如胡介、谈迁等。
在所有交往中，吴伟业与著名史学家谈迁的往来尤值得注意。谈迁，浙江海宁人，原名以训，字观若，入清后，改名迁，字孺木。他只是前明的一个穷秀才，连举人也不曾考取，但很有学问，尤长于史学。他感到以往有关明朝的史书谬误太多，且见解肤浅，于是从明天启元年，也就是他二十八岁起，开始着手编写一部可信的国史。孜孜矻矻，用了六年时间，完成了《国榷》初稿，以后陆续修订。明亡，他不忍“国灭而史亦随灭”，[30]便访求邸报，“博稽诸家撰述”，[31]补充了崇祯、弘光两朝史事。书成，自署“江左遗民”，以寄寓亡国的悲痛。不幸的是，顺治四年，这部花了二十六年时间，改了六次才编成的书稿，被人偷走了。当时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虽然沮丧，但没有气馁，复以顽强的毅力，重头开始干起，又经过四年，第二次完成了书稿。他为了更广泛地搜集史料，搜集崇祯朝、弘光朝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叙述，以便对这部书稿进行补充修订，便接受了清弘文院编修朱之锡的邀请，做了其幕僚，随着一起到了北京。
谈迁是在顺治十年十月抵达北京的，比吴伟业早了两三个月。抵京的第二天，他度过了六十岁生日。此时，他的书稿已经被许多士人所知，受到普遍重视，他那勤奋著书的精神更受到人们钦佩。吴伟业对谈迁或许早有耳闻，或许抵京后便听人说起，对这位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布衣史学家的学识与意志不禁肃然起敬，急欲结识他。而谈迁对吴伟业这位先朝遗臣、一代名士也由衷钦敬，当他听说吴伟业想要拜访他时，忙抢在前面去访问吴伟业，可是伟业不在家。三天后，伟业回访谈迁，谈迁又不在。又过了两天，谈迁再过伟业寓所，二人终得相见。这一天是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谈迁在《北游录·纪邮》中记下了这次见面经过：“甲申，仍访吴太史，语移时，晚招饮，以《国榷》近本就正，多所裁订，各有闻相证也。太史不善饮，余颇酣。”话虽然很短，却仍可见出两人初次见面就互相投契的那种缘分，见出两人的相见恨晚之情。古语云：“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吴伟业与谈迁就属于倾盖如故者。自此之后的两年里，两人保持了密切的往来，谈迁以日记的形式记下了他们的每一次见面，短的时候几天就一见，长的时候也不会超过半个月。两人常作深谈，每每“语移时”、“与语久之”，[32]有说不完的话。谈迁在京生活拮据，吴伟业经常给予接济，赠与“白金吴绵”或者其他东西。[33]
吴伟业和谈迁之所以一见如故，友情日笃，是由于他们都对大明王朝怀有深深的感情，都抱有保存故国真实历史的志向，都把如实地记录一代兴亡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成了他们友谊的基础。对谈迁来说，吴伟业是能够提供有关崇祯、弘光两朝史料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在这两朝都做过官，是许多史事的当事人，并且熟悉典章制度、掌故佚闻，所以一见面，谈迁就把《国榷》呈给吴伟业，请求指正。对吴伟业来说，谈迁是可以倾吐故国之思的知己，《国榷》是一部可以容纳兴亡之感的史稿。他深知《国榷》的价值，料定它必是一部传世之作。所以他乐于与谈迁“极论旧事”，[34]乐于向谈迁出借自己精心收藏的“旧邸报”或者“秘书”，[35]乐于把尚未最后定稿的《绥寇纪略》出示给谈迁，以求校正。[36]他常常主动邀请谈迁到自己的寓所畅谈。[37]
明朝末年的史事成了吴伟业与谈迁交谈最多的话题。吴伟业的叙述都被谈迁记录在《北游录》中，很多被采纳到《国榷》中。例如关于明末张春被建州俘虏事，谈迁最早在他所写的《枣林杂俎·智集》中是这样记载的：
庚午三月（按，庚午为崇祯三年，这是谈迁误记，应为辛未，即崇祯四年八月）永平道参政同州张春出关陷穹庐中，误闻殉难，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无何，春从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囗氏，年二十一，自经客舍。春愧其妾多矣，盖洪承畴之前茅也。
等到和吴伟业交谈，才弄清楚张春并没有降敌，《北游录》中记下了这件事：
乙未八月丁卯，过吴太史所，语崇祯初蓟州道张春陷于建州，抗节不屈，以羁死，清史甚称之。余因曰：往时谓张春降敌，追削其秩，夺赠荫，流闻之误如此。
最后在《国榷》九十一记：
崇祯四年八月戊辰，是日遇敌于长山，我师败绩，监军太仆寺少卿参政张春被执……春被执不屈，愿求一死……因幽之某寺中……后数年，以疾卒。
谈迁还加了按语：“夫春实未尝诎膝，流离异域，其志有足悲者。宋王继忠陷契丹，上书言款，即张春之前茅也。继忠见原，春见疑，势有固然，无俟言之毕矣。”按照吴伟业的叙述完全改正过来了。
两人常常谈论的还有诗文。谈迁说吴伟业“每一论文，亹亹数百言，下上今昔，不俟捉麈也”。[38]《北游录》中记录了这些饱含着吴伟业创作体验的谈话，如：
甲午，九月丁亥朔，丙申，过吴太史……太史曰：“人虽有才，决不可恃，且迟速难强。兴会勃发，观如堵墙，意气非不盛也，而寒窗下有宿儒老生，决不相关，辄指吾字句，曰某字误，某字劣，则大事去矣。今人看唐诗，岂今人才胜于唐耶，直意见胜之耳。”又曰：“作诗雅不得，俗不得。”
甲午，十一月丁亥朔，壬子，过吴太史所……（太史）因曰：“文词一道，今人第辨雅俗，似矣。然有用一语，似雅实俗，有出于俗而实雅，未易辨也。”余闻之瞿然有省。
乙未，三月丙戌朔，丁亥……午过吴太史所……太史曰：“诗文举业，俱不可著一好字。胸中稍著，则伎俩见矣。凡古人得意之处，非古人得力之处，惟深于文者知之。”
这些只言片语虽然不成系统，却也还是反映出一个文学大家的真知灼见，反映出其对于文章甘苦得失的独特见解。吴伟业还经常把自己诗歌近作请谈迁过目，征求意见。每一次谈迁都把这些诗抄录下来，如《萧史青门曲》《王郎曲》《题崔青蚓洗象图》《临淮老妓行》《长安杂咏》等等，正是凭着谈迁的记录，我们知道了上述诗作的准确作期。
吴伟业担任侍读以后，也往往同谈迁谈起近事，如顺治帝对他的召见，顺治帝亲自主持的对詹事府、翰林院汉族官员的考试等等。
总之，两人无话不谈，真堪称莫逆。这两位文学和史学上的著名人物的结识实在是值得庆幸的，特别联系到他们分手后的第二年（顺治十四年）谈迁就去世了，就更让我们有这种感觉。他们互相得到了许多慰藉、许多东西。对于今天的吴伟业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也该为他们的结识庆幸，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结识，才有了谈迁的记录，凭着这些记录，对吴伟业在入京后前两年的活动、心情和思想增加了很多了解。
由谈迁所记，可知吴伟业在被授予秘书院侍读之前，身体状况很糟，谈迁来访，他常常顾不得礼仪，“伏枕”而谈。其情绪也很低落，同谈迁谈的大多是先朝人物和先朝“往事”，每每“不胜遗恨”，[39]流露出“故国不堪回首”的哀伤。做了侍读以后不久，其大病痊愈，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与谈迁所谈，仍以“旧事”为主，但有时也谈及他在清廷中的见闻，谈起顺治帝对他的召见，谈起顺治帝亲自主持对詹事府和翰林院官员的考试，兴之所至，他还不无炫耀地为谈迁背诵了自己在考试中所作的表章，告知御试词臣的品次。[40]我们从谈迁的记录中依稀看出了其心态与思想的些许微妙变化。
据《北游录·后纪程》，谈迁于顺治十三年二月六日离京南返。对吴伟业来说，在京城的日子，“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谈无二三”，像谈迁这样的可以敞开心扉无所不谈的知友就更少。在谈迁之前，每一位友人的离去都曾让他伤心，如今谈迁的离去，更让他备感孤独落寞、情怀悒怏了。
四、在国子监任上
就在谈迁离京南返的同一天，顺治帝下旨，升吴伟业为国子监祭酒。[41]这个官职一般都是由博识多通、学养深厚的宿儒来担任的，吴伟业的才学、名望足以副之，是这一职务非常合适的人选。顺治帝任命他来担任这一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可谓识人，表明了对他的器重。自此，人们往往呼他为“吴祭酒”了。
不过，官职的升迁并没有使吴伟业快乐。自顺治十二年下半年，他就时常被惊恐所袭：七月，给事中季开生上书言事被杖，流徙尚阳堡，他为之写下《送友人出塞》诗，唱出了“塞马一声亲旧哭，焉支少妇欲从军”这样伤心的诗句；十月，几十名詹事府和翰林院的汉族官员外转，贬往荒僻之地，他又赋诗为这些同僚送别；同月，其挚友左都御史龚鼎孳因“事涉满汉，意为轻重”引起清廷不满，顺治帝责斥他在有司给犯法官员定案时“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42]结果交由吏部审议裁处。十一月，张溥之弟、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因为所举荐的官员才干不具，“条陈各款，多系已行事宜，全无可采”，而被革职，且“下法司鞫问”。[43]在种族歧视的大背景下，上述情况随时随刻都会发生，汉族官员往往因为细故遭到惩处。吴伟业明白，尽管他目下受到顺治帝的器重，但说不定什么时候祸患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早就厌恶了仕途风波，曾用“收竿还怕转船迟”这样的诗句自警，而今在清朝做官，又多了一层异族统治者的猜忌与压制，风波更加凶险，他就更加战战兢兢，毫无快乐可言了。
吴伟业升任国子监祭酒之后遭遇的一连串不幸使他愈发抑郁悲苦和惊恐不安。
他首先碰到的不幸是妻子的患病和去世。吴伟业原有一妻二妾：郁氏、浦氏和朱氏。元配郁氏卒于顺治四年，其后浦氏继为正室。这里所说的妻子指的就是浦氏。浦氏当时患的是什么病已不可知了，只知道病势沉重，卧床不起。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顺治帝在南海子阅骑射，召群臣从观，吴伟业拖着衰弱之躯，被迫随从前往，并且奉命作诗祝颂。这一天天气寒冷，风沙扑面，他风餐露宿，苦不堪言，而尤其让他痛苦的是此时妻子已危在旦夕，他却身不由己，不能厮守在妻子旁边，无可奈何地作着什么应制诗。等他回到家时，妻子呻吟，幼女啼哭，景象凄惨。没过几天，妻子就去世了。他差人将妻子的灵柩送回老家，自己却没有返回的自由。后来他在给友人的诗中写下这一时期的境况和心情：
我行感衰疾，腰脚增疲曳。可怜扶杖走，尚逐名贤队。薄禄贪负闲，忧责仍不细。扈从游甘泉，淅淅惊沙厉。藉草贫无毡，仆夫枕以块。霜风帽带斜，头寒缩如猬。入门问妻孥，呻吟在床被。幼女掩面啼，灯青归残穗。白杨何萧萧，冲泥送归槥。尔死顾得还，我留复谁为？[44]
这一年的三月份，吴伟业又碰到了另一桩不幸：其姻家、大学士陈之遴被人弹劾，说是“植党营私”、“市权豪纵”，[45]“下吏部严议”后，被发配盛京（今沈阳）。当时的盛京可不像今天沈阳这样繁华，也属于塞外萧条之地。之遴一家是凄凄惨惨上路的。之遴到那里不久染上背疽。吴伟业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陈之遴的次子、自己的女婿陈容永为之遴送药以及自己和女儿为容永送别的情景：
（陈之遴）用言者谪居沈阳，取最少子从，其二在南，独留直方京师，以绝塞远，馈衣药，居中为调护。余时卧疾，遭缌麻（指丧妻），惨戚戚不乐……相国背发疽，舍中儿多南下，直方孱然膏粱少年也，从一医一童子出关，踔千里绝迹无人地以省父。余与之立马门外，女泣而送之。[46]
悲痛与不祥笼罩在陈容永和吴伟业女儿头上，也笼罩在吴伟业头上。陈之遴的失势给他的震动一点也不亚于两年前陈名夏的被杀，危险离他好像更近了一步。他更急于抽身退步了。
待到这一年秋天，又有一些友人或同僚遭到贬官：七月，龚鼎孳被降官八级，远谪广东；八月，“考察汉人京官，侍读何采、编修张表、给事中王运熙、李人龙、御史李植、史等七十二员，分别致仕、降调、革职有差。”[47]“物伤其类”，每发生一桩这样的事件，都会给吴伟业以强烈的刺激，都会使他联想起自己的命运。我们由他此时写下的几首赠别诗就可以看出其心境了。这里节选二首，一首是《送旧总宪龚公以上林苑监出使广东》：
三仕三已总莫问，一贵一贱将奚为？别君劝君休失意，碧水丹山暂游戏……独有飘零老伏生，不堪衰白困将迎。只因旧识当途少，坐使新知我辈轻。花发罗浮梦君处，踯躅悲歌不能去。
此诗既为龚鼎孳的不幸感伤，又自伤自怜，感慨自己在政治上孤立无援的处境。朝廷之上，能够互相支持、声气相通的人本来就不多，除二陈外，只有龚鼎孳、曹溶不多的几个知己，龚鼎孳从崇祯九年起就有了来往，故尤为知心。而今，二陈和曹溶杀的杀，贬的贬，龚鼎孳又被迁谪远方，朝廷上尽是些“新知”，他更觉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更感到前景黯淡可怕了。
另一首是《送何省斋》，这是写给何采（号省斋）的。吴伟业在做国子监祭酒之前，曾和何采同在翰林院任职，并且何采的祖父何如宠是崇祯四年会试主考之一（另一位是周延儒），乃吴伟业当年的“座主”，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他与何采来往较多，互称知契，故何采被迫致仕，他以此诗相赠。这是一首五言长诗，诗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自述身世，说他“少壮”时就辞了官，抱定志向要“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然后讲到违心仕清以及出仕后的种种苦恼与无奈，讲到不久前妻子的去世和自己的痛苦：“尔死顾得还，我留复谁为？”剖明了一刻也不愿意留在官场的心迹。可是自从他升任国子监祭酒以后，很多人并不理解他，有的祝贺他升官，盛言称道他的名位；有的却又责备他“恋栈”，不能早早归隐。他心中苦涩，无法当面辩白，遂在诗中写道：
旁有亲识人，通都走声利。厚意解羁愁，盛言推名位。不悟听者心，怛若芒在背。忽接山中书，又责以宜退，卿言仍复佳，我命有所制。总未涉世深，止知乞身易……人生厌束缚，摆落须才气……老夫迫枯朽，抱膝端居睡。虽称茂陵病，终乏鸱夷智。逊子十倍才，焉能一官弃。
对于前一种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者，他什么都不想说，只是心里苦恼和别扭罢了。而对于后一种批评者，他则埋怨他们涉世太浅，把“乞身”看得太容易了。他何尝不想及早归隐呢，可是身在官场，哪来自由。要归隐，必须找到时机和借口，否则，闹不好，就会惹来灾祸。他说自己一直都在苦心寻找着时机和借口，却未能如愿，因此他怨恨自己缺乏像春秋时范蠡（范蠡助勾践灭吴后，弃官而去，自称鸱夷子皮）和眼前的何采那样“摆落”束缚的才气。
在写作《送何省斋》一诗后两三个月，脱离清廷的恰当时机与借口终于被他找到了。
五、辞官返乡
顺治十三年十月十日，吴伟业的伯母张氏去世。张氏是伟业伯父吴瑗的继室。伟业出生时，其母亲朱氏还抚育着一个三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不久便夭折了，所以吴伟业行大），张氏念朱氏太劳累，就帮助照顾伟业。张氏无子，对伟业格外疼爱。伟业小时候有一次闹病，张氏精心护理，一连好多天没合眼，所以伟业从小就跟伯母很亲。朱氏常常教育伟业决不可忘记伯母的抚育之恩。伟业仕清入京时，张氏已经七十二岁，可是身体尚康健。她对伟业恋恋不舍，千叮咛、万嘱咐，叫伟业不要忘了伯父伯母。[48]
伯母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吴伟业十分伤心。同时他马上想到从清廷脱身的机会来了。不过，为伯母的丧事告假，很难告准。他想出一招：过继伯父母为嗣子，以奉香火，因为伯父母没有孩子。而为嗣父母奔丧，以尽孝道，理由堂而皇之，朝廷不好阻拦。于是，他一面上疏乞求过继伯父母为嗣子，一面请当时的礼部尚书王崇简为嗣母张氏撰写墓志铭。不久，朝廷果然允准其请，顺治帝还“亲赐丸药，抚慰甚至”。[49]大约在年末，他终于获假离京。
有人以为吴伟业很小就过继给伯父母为嗣子了，其实不确。检《梅村家藏稿》卷五十《先伯祖玉田公墓表》提及伯父吴瑗犹称之为“世父”（即伯父），而未称为“嗣父”。而此《玉田公墓表》有“公为鸿胪长子，次即赠嘉议大夫、少詹事讳议，余祖也”等语，考伟业的祖父吴议赠嘉议大夫、少詹事乃弘光朝事，是可证明《玉田公墓表》必作于弘光朝以后，从而可知伟业过继给伯父母为嗣子亦必在弘光朝以后，并不在伟业小时候。又检杜登春《尺五楼诗集》卷四有《八执诗》，其第八首为悼念吴伟业而作。此诗述伟业一生行迹，叙至伟业仕清，有“寻作大司成，名流尽陶淑 (自注：甲午选贡俱游成均)。疏乞为人后 (自注：公伯父无子，借以乞休)，匍匐辞帝毂。却扫旧学庵，林木蔚山谷”等语，据此数句，则伟业过继伯父母为嗣子的确切时间是在其做了大司成 (国子监祭酒) 之后，且过继乃其自请，而非父母之命。杜登春是张溥之弟张王治的女婿，与伟业往来颇密，顺治十三年还曾来京，见过伟业，其所记当可信。
由上述情况来看，吴伟业上疏请求过继给伯父母为嗣子，实乃其脱身清廷之计，名义上是告假而归，为嗣母守制，实则不打算再返回。其二女儿知道父亲的心思，因此当伟业离京时，非常悲痛，拉着他的手，用诀别的口吻说：“儿从夫 (指陈容永) 长作京师人矣。父老病，无意复出。儿非有事不得还江南，”[50]以致恸哭失声。
吴伟业离京时，正值酷寒时节，运河封冻，故他走的是陆路。由河北入山东，过济南，道新泰，经蒙阴，走郯城……这一路，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战乱所造成的残破。明清之际的战乱已经过去十几年，然而触目所见，依旧残迹斑斑，伤痕累累，人烟稀少，荒凉可怖。不仅残留下来的百姓贫穷到骨，地方官府的财政也十分拮据，连遭受破坏的官署也无力修复。他在新泰县驻留时，就因“行署久废”，不得不“借民宿居之”。[51]他一路所作诗词中不断出现这类句子：“谁问碻磝战骨，秋风老树成围。”[52]“残民榆作垒，新树石成庄。”[53]写得最好的一首是《郯城晓发》：
匹马孤城望眼愁，鸡声喔喔晓烟收。鲁山将断云不断，沂水欲流沙未流。野戍凄凉经丧乱，残民零落困诛求。他乡已过故乡远，屈指归期二月头。
早行的诗人举目远眺，不禁愁上心头。他既为眼前的凄凉景象而怅恨，又为路途的艰辛、故乡的遥远而闷闷不乐。根据他的估算，一家人到达故乡的时间最快也要在顺治十四年二月初了。
[1] 《梅村家藏稿》卷二七《陈百史文集序》：“溧阳陈先生以诗古文词名海内者二十余年，余也草野放废，未尝一及先生之门。先生顾寓书余曰：'吾集成，子为我序之。’夫先生之文，衣被四海，乃于三千里外欲得穷老疏贱者之一言，此其通怀好善，诚不可及，而余则逡巡未敢也。今年春，始进谒于京师。今先生刻其集初就，余受而卒读。”
[2] 上书卷三二《梁水部<玉剑尊闻>序》：“水部真定梁公慎可别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见于京师，出所著《玉剑尊闻集》以示余曰：'子为我序之。’”按，梁维枢，字慎可。据谢国桢先生《明清笔记谈丛》记载，梁维枢《玉剑尊闻》十卷，有顺治十一年赐麟堂刻本，卷首即有伟业所作序。可知序中所说“今年春”指的是顺治十一年春。
[3] 谈迁《北游录·纪邮》：“甲午 (顺治十一年)，二月壬戌朔……己卯，晴，访吴骏公先生，不值。壬午……吴骏公先生见过，不值。甲申，仍访吴太史，语移时，晚招饮。以《国榷》近本就正，多所裁订，各有闻相证也。太史不善饮，余颇酣。”
[4] 据《北京名胜楹联》。
[5] 《清史稿》卷二四五《陈名夏传》。
[6] 《清史稿》卷二四五《陈名夏传》。
[7] 据《北游录·纪邮》载，吴伟业病于顺治十一年七月五日（壬辰），病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壬子）左右。此期间，谈迁来访，吴伟业“每强坐晤对”。
[8] 《梅村家藏稿》卷一二《病中别孚令弟十首》其三：“十日长安住，何曾把酒尊？病怜兄强饭，穷代女营婚。”
[9] 上海图书馆藏过录袁枚录本。
[10] 《北游录·纪邮》上：“甲午，十一月丁亥朔，壬子，过吴太史所……先是太史善病，每强坐晤对，今病良已，诗绘自娱。”
[11] 见《清世祖实录》卷八八、九一、九七和《北游录·纪邮》下。
[12] 《梅村家藏稿》卷二二《风流子·掖门感旧》。
[13] 上书卷九《赠家侍御雪航》。
[14] 上书卷九《赠家侍御雪航》。
[15] 上书卷九《送何省斋》。
[16] 《北游录·纪邮》下。
[17] 《梅村家藏稿》卷五七《与子暻疏》。
[18] 《北游录·纪邮》下。
[19] 《北游录·纪邮》下。
[20] 见《北游录·纪邮》下《御试词臣》条。
[21] 《梅村家藏稿》卷四四。
[22] 上书卷四八。
[23] 上书卷二五。
[24] 上书卷一五。
[25] 据《北游录·纪邮》，吴伟业仕清期间，曾将《流寇辑略》（即《绥寇纪略》）出示给谈迁。另检钱曾《今吾集》有《梅村先生枉驾相访，酒间商榷<绥寇纪闻>，有感赋此》一诗，《今吾集》按时序编次，此诗排在《辛丑二月四日牧斋先生止宿述古堂，张灯夜饮，酒阑有作，依韵奉和四首》之后，故其作期不会早于辛丑年（顺治十八年）。
[26] 蒋超伯《通斋诗话》。
[27] 严正矩《涉园集》卷二一《上大司成吴梅村先生书》。
[28] 《梅村家藏稿》卷一五《送永城吴令之任》。
[29] 《清世祖实录》卷七一。
[30] 黄宗羲《南雷文集》卷八《谈孺木墓表》。
[31]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32] 俱见《北游录·纪邮》。
[33] 俱见《北游录·纪邮》。
[34] 俱见《北游录·纪邮》。
[35] 俱见《北游录·纪邮》。
[36] 俱见《北游录·纪邮》。
[37] 俱见《北游录·纪邮》。
[38] 俱见《北游录·纪邮》。
[39] 俱见《北游录·纪邮》。
[40] 俱见《北游录·纪邮》。
[41] 《清世祖实录》卷九八：“顺治十三年丙申，二月庚戌朔，乙卯，升侍讲吴伟业为国子监祭酒。”
[42] 上书卷九四。
[43] 上书卷九五。
[44] 上书卷九《送何省斋》。
[45] 《清史稿》卷二四五《陈之遴传》。
[46]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47]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
[48] 见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八《吴母张太孺人墓志铭》。
[49] 《梅村家藏稿》卷五七《与子暻疏》。
[50]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51] 杨继芳《颐中堂诗文集》卷九《平阳日记钞》：丁酉春正月，吴骏公司成以读礼归，道由新泰，因行署久废，借民宿居之。骏公谓门下曰：“行路得蔬饭足矣，勿需供亿，致挠贤令清政也。”临行，裁赠诗，谊甚笃。其诗曰：“置邑徂徕下，相逢泰岱傍。残民榆作垒，新树石成庄。客路齐纨暖，山城鲁酒香。当年羊太傅，何必念襄阳。”新邑为叔子故里，故及之。
[52] 《梅村家藏稿》卷二二《木兰花慢·过济南》。
[53] 同注（51）。按，杨继芳日记所录诗实即《梅村家藏稿》卷一三《赠新泰令杨仲延》一诗，然文字出入颇大。这里所引的两句在《梅村家藏稿》中改成了“残民弓作社，遗碣石为庄”。
第九章 案狱迭起 数番惊魂（四十九岁－五十三岁）
一 “倦策”初归
二 “受患只从读书始”
三 陈之遴案的冲击
四 又遭战乱
五 女儿与母亲之死
六 “奏销”、“通海”两案的株累
一、“倦策”初归
仕清期间，每有人离京归乡，吴伟业为之送行，都“神意不佳”，[1]涌起对于故园的思念和对于归乡者的羡慕。三年中，他历尽惊惧、劳瘁和苦闷，当顺治十三年底终于用计摆脱“尘网”，告假而归，一下其心中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他携带一家人急切切地往家赶，从启程离京到抵达太仓，大约用了两个多月，比入京快了一个月左右。
“倦策”归来、心境稍定之后，吴伟业开始谋划和安排今后的生活了。他在为张王治五十岁生日写的祝寿文中说自己顺治十四年这一年中忙的就是“莳花药，治亭圃，营垂老里巷之娱”。[2]他对梅村别墅做了一番新的营置：从某大姓人家购买了数本名贵牡丹栽种在庭园之中，[3]还添筑了一个新景点——鹿樵溪舍。溪舍周围小径两边遍植松树。[4]经过一番整治，使花木更蓊郁，园庭更明丽，使梅村别墅更具“林泉之胜”。他经常呼朋唤侣，觞咏于别墅之中，终日无倦色。有人形容“其风度冲旷简远，令人挹之鄙吝顿消”。[5]友人田茂遇这一年夏天来梅村访游，在梅村度过十天，写下《重过梅村先生梅花庵》诗，描写了当时吴伟业的生活：“我来娄东游，每到梅村里。先生高卧梅花庵，闭门不顾溪桃李。为我开君娇雪楼，消暑为君十日留。坐上通家多孔李，尊前词赋半应刘。先生朝夕手一卷，别有著述非骚选。高谈四座凉风生，夏簟琅玕昼忘倦。干旌孑孑日相寻，笋舆微醉落花深。呼朋爱听苏门啸，抱膝时闻梁父吟……”[6]读书、著述、游山水、赏花木、与友人谈文论艺，成了当时吴伟业生活的主要内容。
这一年造访梅村别墅的众多客人中，有一位特别值得注意，他就是吴青房。我们都还记得，乙酉五月，吴伟业一家到矾清湖躲避战乱，投奔的正是吴青房，在他那里住了两个月。吴青房在危难时刻所给予的热诚帮助让吴伟业永志不忘。而乙酉一别，双方已有十二年未通音信了。今年秋季里的一天，冒着淅淅沥沥的寒雨，吴青房突然来访。两人相见，都很激动，顿生无限感慨，不由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并且各自讲述了分手后的经历。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两人历经坎坷，过得都很不舒心，各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吴伟业被迫觍颜仕清，经受了灵魂上的巨大痛苦，如今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却全白了，牙齿也脱落很多，明显露出衰老之态，引起吴青房深深的惊讶。当年一起避乱的妻妾郁氏和浦氏在这十几年中相继下世，伟业变得“穷愁茕独”，更让吴青房“太息者久之”。[7]而青房也落魄不堪，为了应付追逼勒索的官吏，他房也拆了，树也砍了，弄得“旧业荡然”，“居停数椽，断砖零甓，罔有存者。”[8]吴伟业有感于人世的盛衰聚散，抚今追昔，写下了长达八百八十言的五言古诗《矾清湖》。诗的前半追述乱离，“以明旧德于不忘”；[9]后半记叙分别后的情况，写出双方身世之悲凉。这是一首了解吴伟业此际思想的重要作品。下面让我们引录诗的后半部分：
予又出子门，十步九崎岖。脱身白刃间，姓名轻锱铢。我去子亦行，后各还其庐。官军虽屡到，尚未成丘墟。生涯免沟壑，身计谋樵渔。买得百亩田，从子游长沮。天意不我从，世网将人驱。亲朋尽追送，涕泣登征车。吾生罹干戈，犹与骨肉俱。一官受逼迫，万事堪唏歔。倦策既归来，入室翻次且。念我平生人，惨憺留罗襦。秋雨君叩门，一见惊清癯。我苦不必言，但坐观髭须。岁月曾几何，筋力远不如。遭乱若此衰，岂得胜奔趋。十年顾妻子，心力都成虚。分离有定分，久暂理不殊。翻笑危急时，奔走徒区区。君时听我语，颜色惨不舒。乱世畏盛名，薄俗容小儒。生来远朝市，谓足逃沮洳。长官诛求急，姓氏属里胥。夜半闻叩门，瓶盎少所储。岂不惜堂构，其奈愁征输。庭树锄为田，荠麦生阶除。当时栖息地，零落今无余。生还爱节物，高会逢茱萸。好采篱下菊，且读囊中书。中怀苟自得，外物非吾须。君观鸱夷子，眷恋倾城姝。千金亦偶然，奚足称陶朱。不如弃家去，渔钓山之隅。江湖至广大，何惜安微躯？挥手谢时辈，慎勿空踌蹰。
靳荣藩将这首诗与杜甫的《彭衙行》相提并论，说它们“异曲同工”。是的，这两首诗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回顾了乱世中的遭遇，都表达了对在危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友人的感激，并且都很自然地在往事的叙述中融进了时世沧桑之感，因此均显得意蕴深厚，格调苍凉。吴伟业的这首诗该是受到了《彭衙行》的影响。但它的篇幅长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杜诗只叙述与友人“阔别相思之意”，[10]而这首诗还涉及到大乱初定之后个人的身世和当时百姓所受的经济剥削，从一个角度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清初社会的状况。这首诗显然包含这样的意思：改朝换代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在异族统治下，无论谁也不能幸免，无论什么地方也不能幸免。你看，诗人自己和吴青房，一个是享有盛名的前朝官员，一个是安分守己的小儒，入清后，他们谁不曾遭受困厄？谁不是满怀痛苦？再说矾清湖，这个远离朝市的世外桃源般的美好地方，甚至在时世板荡中也不曾被兵火延及，可是如今却毁于清初的苛政，变得满目凄凉，那么可想而知，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躲过劫难呢？因此诗人谆谆告诫“时辈”：生活在这样一个朝代，切不可眷恋外物，否则只会给个人带来痛苦，最好是弃家而去，“渔钓山之隅。”诗人表露的这种思想和他一年之中对今后生活的安排是一致的，他确确实实将要像他在《送何省斋》中所说的“濯足沧浪流，白云养身世”了。
二、“受患只从读书始”
吴伟业抱定主意不再出仕，过一种无拘无束、闲逸散淡的生活，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现实却与他的愿望相反。自顺治十四年十月起，清廷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压制就有趋紧之势，至顺治十八年，四年之间，蓄意制造了一桩又一桩大狱，气氛变得沉重而恐怖。吴伟业的很多友人、弟子罹难，他本人也险被有些案件牵连。几年中，恶浪迭起，险象环生，他常常处在魂悸魄动的恐惧之中。此外，他还又一次经历了战乱，饱受了惊吓和劳顿，而家中也多变故。他不仅无法闲逸洒脱，反而比以往更增苦恼，更多忧愁。
最早打破吴伟业归来后隐逸生活平静的是发生于顺治十四年初冬的科场案。这是历时一年、蔓延几及全国的一场大狱，尤以顺天、江南两省受祸最烈。其来龙去脉是这样的：顺治十四年秋，各地如期举行了省试。十月，给事中任克溥参奏顺天乡试应举士子陆其贤用银三千两贿买考官得中，又说“北闱之弊，不止一事”。[11]清廷闻之震怒，经严厉拷问之后，下旨将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及举人田耜、邬作霖等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科臣严贻吉知情不举，也一并斩首。举人王树德、陆庆曾、孙旸等二十余人本拟处死，次年四月，诏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就在顺天闱案发生之后一个月，即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给事中阴应节又参奏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其最彰著者是所取中之举人方章钺，乃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与方猷联宗，且素有交情。方猷“乘机滋弊”，将方章钺录取。顺治帝闻奏，命“将人犯拿解刑部”，“严查明白。”[12]次年十一月江南闱案结案，两名主考官方猷、钱开宗俱正法，十八名房考除已死之卢鼎铸外，生者皆绞决。又主考和房考的妻子家产尽皆籍没入官。举人方章钺、吴兆骞等八人俱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并流徙宁古塔。
近人孟森先生《科场案》一文指出：“专制国之用人，铨选与科举等耳……凡汲引人才，从古无有以刀锯斧钺随其后者。铨政纵极清平，能免贿赂，不能免人情；科举亦然，士子之行卷，公卿之游扬，恒为躐取科第之先导，不足讳也。前明如程敏政、唐寅之事，沈同和、赵鸣阳之事。关节枪替，经人举发，无过蹉跌而止。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孟森先生还认为，清廷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要示汉族知识分子以颜色，加强控制，“束缚而驰骤之。”使不敢公然表示出与新朝二心。
在科场案中，被判罪的多为江南文人。南闱不必说，北闱所株累者也多是南士。对北闱与南闱的处置，也是南闱要重得多。北闱仅杀两房考，且法官拟重判，而特旨改轻。到南闱则法官拟轻，而特旨改重，考官全部被杀。被流放者也是北闱考生仅流放尚阳堡 (今辽宁开原县东)。南闱考生则流放至当时更为荒僻的宁古塔 (今黑龙江宁安县西)。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宁古塔“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向来流人，俱徙上阳堡 (当作尚阳堡)，地去京师三千里，犹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得活。至此，则望上阳如天上矣。”[13]对南闱的处置所以要重得多，同清朝统治者的心态有关。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清兵入关后，在江南地区遭受到最顽强的抵抗，不少反清斗争就是江南士人领导的。而且他们知道，十几年来，江南士人始终没有完全帖服，很多人暗中与郑成功或永历政权相联络，伺机推翻新朝。清朝统治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寻机报复。现在终于找到借口，大发淫威。
实际上，许多被株累者完全是冤枉的。例如吴江举子吴兆骞，便系遭仇家诬陷所致。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他同其他举子一起受命北上京师，接受审查与参加复试。到达京师后，刚刚在礼部报到，由于“仇人一纸谤书”，[14]他就被拘送到刑部下狱。而下狱后第四天，他又被押解着参加了由顺治帝亲自主持的在中南海瀛台举行的复试。据载，考试时，每举人一名，均有满族士兵两员“持刀夹两旁”，[15]“堂上命二书一赋一诗，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16]这种把举人当成被审查的犯人一样来对待的考试，真是史无前例，荒唐至极。在这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气氛中，“与试者悉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17]这还不算，当时正值“冰雪僵冻”，士子携笔砚立丹墀下，冷得几乎伸不出手。吴兆骞本来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出口成章，下笔万言，这次却“战栗不能握笔”，[18]最后交了白卷。他也因此而被认定是科考有弊，定罪流放。
自科场案发生之始，一种令人不安的恐怖气氛就笼罩江南。那些士大夫家庭，有考生者人人惴恐，个个不安，没有考生者也很快受到这种气氛感染。待案结时，“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藉，长流万里”，[19]江南地区密布愁云惨雾。吴伟业虽然没有受到科场案直接牵连，但是此案所株累者却有许多与他相识，例如吴兆骞，由于伟业与其父亲吴晋锡交好，还在兆骞小时候，伟业就已经了解并欣赏他了，把他与另外两位友人的儿子陈维崧、彭师度并称为“江左三凤凰”。此外，松江县的陆庆曾、常熟县的孙旸、青浦县的田茂遇等等，或是其父辈为吴伟业旧交，或是其本人以弟子礼同吴伟业有过交往，也都相当熟稔。吴伟业密切注意着事件的发展。令人惊怖的坏消息一件又一件从四面传来，今天听说这个老朋友的孩子被牵连，明天又听说那个熟识的士子受到株累，他顿觉黑云如磐，气氛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压抑了。他敏感地看出清朝统治者大发淫威其来有自，预感到江南士人的厄运还只是开始。一时间，对受难之士的同情、对异族压迫的反感与愤怒、对未来命运的惴惴不安，纠缠于胸间，弄得心情郁结，仿佛气不能通。于是，他在由顺治十五年四月之后不久至年底这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一连气写下了许多首以科场案为题材的诗作，来表达悲愤难抑之情。三首七言歌行《赠陆生》《吾谷行》《悲歌赠吴季子》写得尤为酣畅淋漓。《赠陆生》是写给陆庆曾的，诗云：
陆生得名三十年，布衣好客囊无钱
……
嗟君时命剧可怜，蜚语牵连竟配边。木叶山头悲夜夜，春申浦上望年年。江花江月归何处，燕子莺儿等飘絮。红豆啼残曲里声，白杨哭断斋前树
……
从他罗隐与方干，不比如君行路难。只有一篇思旧赋，江关萧瑟几人看？
《吾谷行》述说的是孙旸的屈辱与不幸，兼及其兄孙承恩，诗云：
……
可怜吾谷天边树，犹有相逢断肠处。
得免仓黄剪伐愁，敢辞漂泊风霜惧。
木叶山头雪正飞，行人十月辽阳戍。
兄在长安弟玉关，摘叶攀条不能去
……
以上两诗以歌当哭，写出了对无端被祸文士的“无数奖借，无数牢骚，无数怜惜”，[20]字句间流淌着真情。不过，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悲歌赠吴季子》(吴兆骞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师友们遂按伯、仲、叔、季的次序，称之为吴季子)。因吴伟业对吴兆骞更为熟悉，更为同情，而兆骞的不幸也的确更为巨大：其流放之地是比陆、孙二人更加荒远的宁古塔，并且遭流放的不仅是他本人，连父母兄弟妻子也未能躲过此劫，所以吴伟业的感情更加激越，他简直不是在用笔写诗，而是一任感情在喷涌发泄。请看全诗：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消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抵。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八月龙沙雪花起，橐驼垂腰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这首诗明显不同于吴伟业的其他歌行，它不用典故，不用对偶，绝去雕饰，纯是以气运词，一气呵成，一韵到底，读来声急调促，如聆后汉祢衡《渔阳三挝》，悲切激烈，字字敲击人心。诗一起笔就不间断地连下五句，说人生远别，已经让人黯然魂消了，而你何以竟去了这样一个山非山，水非水，不生不死的地方？诗人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节奏和音调表达了闻知吴兆骞惨遭流放后的无比愤激。接着，点出兆骞的优越家境与绝世才华，以见其被祸的无辜。然后想象其远途中的痛苦，想象将要到达的那个绝域的阴森恐怖，这里所描绘的苦寒、蛮荒、有如地狱一般的世界成了人间黑暗的象征。诗的结尾由兆骞的命运推而广之，想到广大汉族士人的不幸，他把士人“受患”之因归咎为读书识字，实在是愤极绝望之语，也是融合着个人深切体验之语，字里行间，包蕴着对蓄意摧残汉族文士与汉族文化的满族统治者的怨恨之火。
吴伟业还有两首写给吴晋锡 (字兹受)的七绝《送友人出塞》，也是感人至深的好诗：
鱼海萧条万里霜，西风一哭断人肠。劝君休望令支塞，木叶山头是故乡。
此去流人路几千，长虹亭外草连天。不知黑水西风雪，可有江南问渡船？
今人读此诗，尚且会感到一种强烈的悲戚，想来吴晋锡看到此诗，触动伤心处，必定要涕泗横流了。
用诗歌对清朝统治者以案、狱大规模压制汉族文士进行控诉和揭露，吴伟业是第一人。在清初和后来的无数同类题材作品中，吴伟业的上述诗篇算得上是最动情、最出色的吟唱，它们写出了受害士人的痛苦，喊出了广大汉族士人的不平，是对满族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制的有力控诉，因而刚一问世，就不胫而走，广为传诵，尤其是《悲歌赠吴季子》，在当时的士林中几乎无人不晓，与后来顾贞观为吴兆骞所作词《金缕曲》二首，同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绝唱。
三、陈之遴案的冲击
就在科场案中的顺天闱案结案之际，也就是顺治十五年的四月，又发生了一件让吴伟业震惊的事情：陈之遴再次获罪流放。上一章提到，顺治十三年三月，陈之遴曾以原官被发往盛京居住。不过，同年底，他又获命回京入旗。为了能夺回原来的权势地位，他贿赂、交结宫中太监吴良辅，触犯了禁条。事情暴露后，他被捕下狱，家人也牵连被逮系，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而定案。这一次的处分比上一次要重得多，他不再能以原官身份流放，而是被革职；遭到流放的也不再是他一个人，而是“用流人法”、“全家徙辽左”，[21]并且家产被抄没。他回京的路已经完全断绝，后来，他果然死在了流放之地。
陈之遴案比起科场案同吴伟业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了。亲家的命运、女儿和女婿的命运，揪扯着他的心。他同时还联系到自己，尽管他和陈之遴之间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亲家在朝廷中的彻底失势仍然让人感到某种不祥，将来一旦有事，朝廷中不仅没有了援手，说不定还会有不少落井下石者。如果说科场案给予吴伟业的还仅仅是一种警示，使他体会到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制的恐怖，那么，陈之遴一案则让他感到危险更加切近了，好像绳套越缩越小，越抽越紧，他已经不再置身于绳套之外，而在绳套之中了。
吴伟业惟一感到万幸的是陈之遴的儿媳没有判为一起流放。陈之遴命吴伟业的女儿带着孩子南归，同时给伟业寄来一封信，说自己子女不少，可是在患难苦辛之中，真能不惜力，奔走办事，给自己安慰的，“惟有容儿 (陈容永) 夫妇耳。”[22]伟业回赠以一组七律：《赠辽左故人八首》，从各个角度为其不幸哀伤，试看其中二首：
短辕一哭暮云低，雪窖冰天路惨凄。青史几年朝玉马，白头何日放金鸡？燕支塞远春难到，木叶山高鸟乱啼。百口总行君莫叹，免教少妇忆辽西。（其二）
齐女门前万里台，伤心砧杵北风哀。一官误汝高门累，半子怜渠快婿才。失母况经边塞别，从夫只好梦魂来。摩挲老眼千行泪，望断寒云冻不开。（其八）
前一首写陈之遴全家流放之惨，后一首写自己女儿夫妻分离之痛。由这两首诗，吴伟业之心情可觇矣。前人说这组诗“真一字一泪”，[23]确实如此。
吴伟业的女儿回到南方，大约是住在苏州，因为那里有婆家的家产。顺治十六年间，她来到太仓看望父亲。正在这时，传来消息，她的丈夫由于右眼瞎，按照当时法律废疾者可以赎免 (当时陈容永尚在京师，没有到流放地)。这给苦命的她带来些许希望与宽慰。她对父亲说：“我做了贵家的媳妇，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苦难。倘若骨肉侥幸得以完聚，我一定在附近租房，就住在父亲住处旁边，纺织种地，靠劳动养活一家人。”[24]话里不无辛酸。吴伟业听了女儿的话，一定感到十分内疚，因为女儿的婚事是他一手包办的，是他亲手铸成了女儿的不幸。现在女婿有希望赎免，女儿一家有希望得以团聚，他当然感到不无安慰。可谁想，就在女儿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丈夫归来的时候，长江一带忽然又燃起了战火：郑成功、张煌言水师从长江入海口攻入内陆。位于海口的太仓，是郑成功、张煌言水师与清兵的鏖战之地，这一带百姓一日数惊，长江南北的交通完全阻隔，北方的消息一点儿也听不到了。吴伟业女儿与丈夫团聚的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渺茫。女儿实在是太不幸了，伟业不由又一次“摩挲老眼千行泪”。于是此顷，他写下另一组诗《寄怀陈直方四首》。他将对女儿的关切融合在对女婿的关切之中了。下面让我们也引录其中的两首：
汉法三冬系，秦关万里流。可怜诸子壮，不料阖门收。要路冤谁救？宽恩病独留。羁栖骑瘦马，风雪阻他州。（其一）
万事偶相值，愁中且遣家。江山俄转战，妻子又天涯。客酒消残漏，军书过落花。出门翻自笑，安稳只龙沙。（其三）
诗写得相当沉痛，而最沉痛的要算“出门翻自笑，安稳只龙沙”两句。龙沙，泛指塞外沙漠，具体指陈之遴一家的流放之所。那里本来是令流人生畏之地，可是，在烽火又将燃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反倒成了多难世界中难以寻觅的安稳处所了。这两句诗用的是陈容永的口吻，以一种自我解嘲的语气表达出对颠倒的世界的无奈与怨恨，其实它写的是作者自己的心情，写出了他对又一次遭受乱离的忧惧与哀伤。
四、又遭战乱
入清后的十几年来，始终坚持抗清斗争的两支最重要的武装，一支是活动于西南一带的李定国所领导的军队，一支是郑成功所领导的海上义师。他们都奉永历年号，在战场上遥相呼应，共同打击清军。清廷视这两支武装为眼中钉、肉中刺，满族统治者知道，这两支武装一日不除，就一日不得安宁，所以一直动用大军征剿。顺治十五年，清军又一次大举进剿李定国军。郑成功为了解救西南的危急局势，举兵攻浙江沿海，准备入长江，然不幸遇到飓风，被迫退回海岛。第二年五月，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郑成功率十七万水陆大军再次北伐。这次直攻长江口，首先夺取了崇明岛，然后溯江而上，六月，破瓜洲，克镇江，进而围困了南京城。同时，张煌言率领一路军马扫荡沿江南北城镇，连下芜湖、徽州、宁国等三十余府、州、县，东南地区大震。清朝廷之上一片恐慌。可惜，由于郑成功骄傲轻敌，长时间屯兵于南京城下，未全力攻城，致使军士斗志松弛。而这时清朝苏州水师总兵梁化凤率军从海上驰援南京，出其不意地向郑成功军发动凶猛袭击。郑氏全军大乱，被迫仓皇溃退，所得州县全部丧失，大好形势毁于一旦。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了三个月左右。郑成功的进攻与退却都必须经过由太仓和崇明岛所夹成的长江孔道，因此太仓便无可避免地成了双方争夺的军事要地。这一带的百姓遭受了自清兵下江南之后又一次战乱，两个月中，风声鹤唳，人心惶惶，闻警即逃。他们首先受到清兵的侵扰与蹂躏，据亲历这场战乱的太仓人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载，郑成功攻入长江，进逼南京以后，梁化凤军奉命入卫，途经太仓，“排门撞进，停泊军马，刻意诛求，直入卧闼，供顿少不如意，即老拳恶声相加。民魂颤魄夺，望风逃匿，因而席卷裘橐，搜括至尽，然后满载而去——如是者六七日始尽……是役也，自沿海以及娄城外，如玉峰、姑苏、梁溪、晋陵、曲阿、京口，兵所过，靡不残灭无遗，数百里绝无人烟。”王家桢还特别讲到自己家：“吾镇 (指太仓沙溪镇) 户无大小，男女逃窜，室家空亡，供亿之苦，破产捐赀。余家两被抄掠，百人突入，虎狼席卷而去，酒食供应，络绎不绝，半月方罢。比之乙酉七月大兵一屠，惨状相似。”而郑成功军也给百姓造成祸害，他们初入长江时，纪律尚好，然败逃时，却也曾“纵兵焚掠，靖江、泰兴一带，皆遭其毒，而又退至崇明，攻焚剽掠，遂使梁镇 (指梁化凤) 之兵，络绎再过我地，复见侵扰”。
人民对于郑成功的反攻，反应是很复杂的。郑成功以恢复明室相号召，初时人心振奋，“四方响应，皆谓中兴”，甚至“有以大明皇帝龙牌迎其兵入城”者，[25]尤其是那些一时没有被战火延及的地区的人民皆拭目观望，渴望听到反清的捷报。可是，这次战事又确实给沿江百姓造成自乙酉之后最惨烈的一次祸难。百姓最不愿意见到干戈战乱，那些亲受其祸者，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
吴伟业的心情尤为矛盾复杂，一方面，他也是这次战乱的受害者，也曾被迫躲避兵乱，经历了心惊胆战、心力交瘁的几十天，因而又充满了对战乱的恐惧与怨恨。但是另一方面，郑氏的反攻又点燃了其心中几乎快要熄灭了的复国的希望，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他直接参与了复明运动，就像钱谦益所做的那样 (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钱氏曾暗中与郑成功义军相联络，为之出谋献策)，可他像多数故明过来的士大夫一样，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近几年所受日益严重的异族的压迫使他对清朝的怨恨加深。郑成功最初的胜利和清军的挫败，让他出了一口气，感到痛快和惬意。可是没想到郑氏会溃败得那样快，复明事业顷刻间成为泡影，对此，他婉曲地表示出惋惜与沉痛。这些复杂的情绪均反映在他当时和后来的诗文中。
当故园处在烽火之中时，吴伟业写下了七古组诗《遣闷六首》。这组诗和作于乙酉的《避乱六首》一样，是窥见其在战乱之中心理活动的一面镜子。诗中反复渲染了战争的残酷与恐怖：“出门一步纷蜩螗，十人五人委道旁”，“故园烽火忧三径，京江战骨无人问”，“相思夜阑更剪烛，严城鼓声振林木，众雏怖向床头伏，摇手禁之不敢哭。”诗中还特意将此次逃兵与乙酉避乱相比较，乙酉避乱时尚有人可以投靠，不至于太狼狈：“扁舟遇雨烟村出，白版溪门主人立。鸡黍开尊笑延入，手持钓竿前拜揖。”而这一次却谁也不能指望了，“十载乡园变萧瑟，父老诛求穷到骨。一朝戎马生仓促，妇人抱子草间匿，津亭无船渡不得。”上次避乱家人百口都还健康，能够互相扶携：“当年奔走虽茫茫，两亲筋力支风霜，上有王母方安康，下有新妇相扶将，小妹中夜缝衣裳，百口共到南湖庄。”而这一次却是祖母和妻妾郁氏浦氏都已下世，父母年老力衰，妹妹已然出嫁，连他自己也变得“齿牙落尽”，憔悴不堪，于是他叹息“只今零落将谁望？”同是避乱，这一次的苦难比上一次更加沉重。他不由一再痛苦地质问：“我独何为委蓬蒿？”“一家未遂升平愿，百年哪得长贫贱？”“愁吟独向南楼凭，风尘咫尺何时定？”他翻江倒海一般地思绪起伏，各种各样的身世之悲一起涌上心头。他想到了年过半百尚无儿子，而女儿们又都失去了母亲：“生男欢喜生女怜，嗟我无子谁尤天。伤心七女尽亡母，啾啾乳燕枝难安”；想到了苦心经营梅村别墅，本欲颐养终生，却不能如愿，但又终不忍舍之而去：“老大无成灌蔬壤，暂息干戈窃偃仰。舍之出门更何往？手种松杉已成长”；想到了一生勤奋治学，却偏偏碰上了一个蔑弃与摧残文化的时代：“岣嵝山头祝融火，百王遗文弃如土。马矢高于瞿相圃，笺释虫鱼付榛莽，”因而最好是“一字不向人间留，乱离已矣吾无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想到了前半生的遭际，从早年的巍科拔擢、荣耀一时：“畴昔文章倾万乘，道旁争欲知名姓”，到中年的决意归隐、潇洒度日：“中年读《易》甘肥遁，归来拟展云山兴”，再到后来的未能为明殉节，以致如今进退失据，时时愧疚在心：“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至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等于是对前半生的总结。他为什么会在战乱中忽然总结起前半生来？特别是为什么还翻出故人殉节等等往事来？合理的解释是他一定在郑成功的反攻中隐约看到了复明的希望，又由复明的希望联想到故国，进而联想到作为一个失节之臣处境的尴尬，想到如今纵然仍有报国之心，叛明仕清的污点却无论如何也洗刷不掉了，想到倘若复明成为事实，自己却将无颜面对世人了。
顺治十六年的战事给吴伟业的刺激和印象太深了，一年以后，他仍然屡屡在诗中提及之，例如下面三首诗：
万籁广场合，道人心地平。天留今夜月，雨洗去年兵。歌管星河动，禅灯风露清。凄凉阖闾墓，断壑起松声。
——《虎丘中秋新霁》
今年京口月，犹得杖藜看。暂息干戈易，重经少壮难。江声连戍鼓，人影出渔竿。晚悟盈亏理，愁君白玉盘。
——《中秋看月有感》
长夜清辉发，愁来分外明。徘徊新战骨，经过旧台城。秋色知何处，江心似不平。可堪吹急管，重起故乡情。
——《咏月》
三首诗显然并非作于同地，可是有意思的是三首诗差不多都作于中秋时分，而且都不脱月字，大约因为郑成功水师最后从崇明岛败退海上是在顺治十六年的八月十三日，已临近中秋，而今见到皓月当空，极易发生联想吧？或许是因为当时诗人普遍喜欢以月为喻，来隐指明朝，而这里正是出于同一机杼，反复吟咏中秋之月，以使人联想起那个“明”字吧？由这三首诗可以看出，只要一提到那一年的战事，他的心情仿佛就像长江江心的流水一样，波澜起伏，无法平静下来，眼前仿佛仍然飘洒着血雨腥风，耳边仿佛仍然鼓角嘶鸣。三首诗中最耐人寻味的句子是“重经少壮难”。谁都知道，作者的少壮是在明朝度过的，明乎此，则“重经少壮”的含义就不言而喻了。在郑成功反攻失败以后，他清醒地看出，清朝的统治已相当稳固，连最后一点复明的希望之火也暗淡下来了，复兴故国几乎就像人“重经少壮”一样失去了可能。深味“重经少壮难”这句诗，不难体会出其中包含着对复兴故国的多少企盼，又包含着对复明运动失败的多少遗恨！
郑氏的反攻失败以后，清廷在江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研堂见闻杂记》云：“海氛既退，凡在戎行诸臣，以失律败者，各遣缇骑捕之，以锒铛锁去，如缚羊豕，而间连染于列邑缙绅，举室俘囚，游魂旦暮。”又云：“乙亥，海师至京口，金坛诸缙绅有阴为款者，事既定，同袍讦发，遂罗织绅衿数十人。抚臣请于朝，亦同发戡臣就讯，既抵，五毒备至，后骈斩，妻子发上阳。”据此可知当时缙绅被顺治十六年之役牵累者实在不少。吴伟业之能脱免，大约与他并未直接与海上义师联络有关，另外，也与他和清军将领梁化凤的交往有关。其文集中有两篇与梁化凤相关之文字，一篇是《江海肤功诗序》，一篇是《梁宫保壮猷记》，它们都是应梁化凤之命而作的。前者作于顺治十六年之役结束之后不久，系为吴地士大夫献给梁化凤的“歌诗数十章”所作的序言；后者作于其后数年，是一篇传记，记录梁化凤历年战功，尤详于其战胜郑成功之役。两篇文章中多称颂谄媚之语，如说“今我西安梁公，庸江宁一捷，再造南土”，使得吴地“克底于宁”；如说“今日江湖生齿，烟火晏然，谁之赐也？公之德岂不大哉”！而对于郑成功、张煌言却用“贼渠”、“逆徒”称呼之。但这些都不能理解为吴伟业的心里话。这两篇文章都是他在清廷大规模清查搜捕的恐怖气氛中和“辞不获命”的情况下写出的，言非由衷。其写作的真实动机恐怕只是为了利用梁化凤作护身符，以全身避祸，摆脱有可能被郑成功反攻一案株连的厄运。
五、女儿与母亲之死
顺治十六年的战乱结束不久，吴伟业又接连遭受到家庭内部的一连串不幸。
先是仲女之亡。从顺治十三年起，结婚才不过两年的这个女儿就不断处在惊悸之中，公公两被谴谪，后一次刚刚得到丈夫有可能宽免的消息，就发生了战乱，北方的消息一点儿也听不到了。长时间的忧劳、惊恐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她终于支撑不住，咯起血来。大约在顺治十七年初，她由太仓返回苏州治病。吴伟业可怜她无依无靠，孤苦伶仃，随她一起到了苏州，陪伴她，照顾她。二外孙当时只有四五岁，非常聪明伶俐，大人教他礼佛，祈祷其父陈容永早日归来。她凝视着孩子，长叹说：“你的父亲不会回来了。”吴伟业惊讶地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无限凄怨地回答：“我的公公婆婆已经被遣送，如果他们只有容永一个儿子，要想赎免不难。可是不然，有几个儿子全家都在江南，本应当一起流放，却迟迟不愿动身，官方屡次催促，仍不肯行。事情必将有变，罪过必将加重，容永怎么可能独自免去罪罚呢？”[26]她不幸而言中，两个月后，陈容永果然未获宽免，与几个兄弟同时被遣送塞外。
吴伟业在与女儿厮守的这几个月中，见女儿愁眉日锁，缠绵病榻，情绪非常恶劣。有一次大约是想散散心，闲步到陈之遴原来的别墅拙政园，见到园内三四株十分名贵的山茶树——宝珠山茶盛开，“巨丽鲜妍，纷披照瞩，为江南所仅见”，[27]立即联想到这座江南名园的历史，联想到同自己女儿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陈之遴的命运。
拙政园是苏州最大的一座园林，在娄门、齐门之间，占地六十余亩。本为唐诗人陆龟蒙故宅。在元为大弘寺。明嘉靖初年，御史王献臣在寺基之上营建别墅，名之为拙政园，取晋潘岳《闲居赋》“拙者之为政”句意。后其子赌博，将此园输给里中徐氏。清初，改为驻防军府。几年后，陈之遴购之。可自从陈之遴得到此园，就一直在北京做官，十年不归，然后又两度获罪流徙，总共也没有在园内待过几天，连山茶花开放也没有见过。吴伟业深深为之叹惋，于是创作了《咏拙政园山茶花》一诗。此诗从花落笔，借花生情，层层摹写，托物兴怀，将许多怕犯忌讳、不便明言的感喟婉曲道出。请看如下一些诗句：
灌花老人向前说，园中昨夜凌霜雪。黄沙淅淅动人愁，碧树垂垂为谁发？可怜塞上燕支山，染花不就花枝殷。江城作花颜色好，杜鹃啼血何斑斑。花开连理古来少，并蒂同心不相保。名花珍异惜如珠，满地飘残胡不扫？杨柳丝丝二月天，玉门关外无芳草。纵费东君着意吹，忍经摧折春光老。看花不语泪沾衣，惆怅花间燕子飞。折取一枝还供佛，征人消息几时归？
诗中句句不离花字，句句又都寓有陈之遴之情事，女儿和陈容永夫妻离居之事也隐含其中 (并蒂同心不相保)。吴伟业对陈之遴的关切与同情，其满腹的不平与哀伤是不难体会出来的。
在苏州的几个月中，女儿的病势越来越沉重了。原来她还只是猜度丈夫不会被赦免，等到她闻知朝廷果然下达严命，担心变成了事实，犹如将萎的花又突遭霜打，一下子红消香断，“呕血数升，遂以卒。”[28]卒日为顺治十七年五月六日，在其丈夫被遣送之后第二十四天。女儿的夭折让吴伟业悲伤得不能自已。平时他对这个女儿操心最多，她十一岁时，生母郁氏就去世了，出嫁后，又迭遭不幸，因而对她也就格外怜爱。如今女儿才不过二十五岁就离开了人世，撇下了几个年幼的孩子，怎能不让人为之垂泪！更让人难以为怀的是其死后因为婆家人都已被发配，竟连一个主办丧事的人也没有了。吴伟业亲自为女儿殡殓，“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得五内俱摧。他写下《亡女权厝志》一文，结尾以歌当哭，声哽气咽地吟成一首“招魂词”：
木叶山兮雨冥冥，芦管吹兮，悲风憀栗之中人。伊岩关之嶻辥兮，虎豹以狺；冰雪皑皑兮，恨黑水之无津。问华表之奚归兮，鹤告余以不闻；生与死其终弗见兮，噫乎寥廓于重云。越有岑兮江有浒，魂归来兮从汝母。奠椒浆兮渍兹土，依佛火兮救诸苦。
祸不单行，就在仲女去世之后三四个月，吴伟业又有一个女儿病逝。这个女儿生于甲申、乙酉之际，避乱矾清湖时尚在襁褓之中，而死前不久她又赶上顺治十六年之乱，仅活了十六七岁，真可谓生于丧乱，死于丧乱。如果说仲女之死是跟其公公的失势也就是跟当时的政治有关的话，那么，这个女儿之死则是同时代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了。吴伟业《哭亡女三首》讲出了这个意思：
丧乱才生汝，全家窜道边。畏啼思便弃，得免意加怜。儿女关余劫，干戈逼小年。兴亡天下事，追感倍凄然。
一恸怜渠幼，他乡失母时。止因身未殒，每恨见无期。白骨投怀抱，黄泉诉别离。相依三尺土，肠断孝娥碑。
扶病常闻乱，漂零实可忧。危时难共济，短算亦良谋。诀绝频携手，伤心但举头。昨宵还劝我，不必泪长流。
在诗人看来，女儿的早夭完全是“干戈”造成的，谁说儿女之事和天下兴亡没有关系呢？惟其如此，诗人才更觉凄然。从诗的描写看，这个女儿是非常懂事的，临死前还在劝说父亲不要伤心。作为父亲，不能保住儿女，已是人生大痛，听了女儿的话，感情就更承受不了。可是在这乱世，谁又有回天之力呢？于是他讲出了“危时难共济，短算亦良谋”这样表面看来自我宽解实则痛彻心脾的话，楮墨间分明渗透着诗人的血泪。
转年，在清廷制造的又一个大案“奏销案”发生之前，吴伟业的母亲朱氏又去世了。[29]吴伟业事母甚孝，关于母亲的死，他虽然没有留下诗文记载，但其悲痛之情则是想见得到的。
顺治十六年动乱结束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吴伟业的三个亲人接连离开了人世。她们本来就病弱的身体在动乱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损害，促成了她们的死。这使得吴伟业在一波接着一波的感情创痛中很自然地将家族的苦难同时世乱离联系起来，加深了对当前世界的不满。等到“奏销案”兴起，连他本人也被牵连，他的不满就更猛烈地迸发出来，达到了仕清以后的最高潮。
六、“奏销”、“通海”两案的株累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帝死，子玄烨即位，将第二年定为康熙元年。玄烨年仅八岁，国家政务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个辅政大臣掌管。此四位大臣代表了一小部分保守的满族亲贵将领的利益，对顺治帝所施行的大力推进汉化与封建化的做法来了一个紧急刹车，并反其道而行之，倡言“率祖制，复旧章”，[30]竭力保存满族的旧制度、旧传统。他们将篡改的顺治帝遗诏颁布天下，中心内容就是要抑制汉俗，反对信任汉官。他们制定了一系列压制汉族官吏、知识分子的政策，并接连制造了一些政治案件，对汉族官吏、知识分子进行镇压与威吓。“通海案”和“奏销案”就是他们处心积虑制造的涉及面甚广的大案。
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是“通海案”在前，“奏销案”在后。可是对吴伟业来说，却是先受到“奏销案”的株累。
所谓“奏销案”，其缘起是这样的：清代初年，江南地区的赋役，较之其他省份繁重百倍，而苏州、松江两府尤重。赋役名目多如牛毛，董含在《三冈识略》中罗列了当时赋役的各种项目：“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豆、马草、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别说老百姓无法承受，连普通士绅也不堪其重，想方设法逃避、拖欠。顺治十八年三月，清廷制定了《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江南巡抚朱国治因造本省欠册，申报朝廷，悉列江南拖欠赋役的地主、绅士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至六月，清廷下旨，将所有拖欠者的官职、功名一律褫革，本拟将在籍者提解至京，送刑部从重议处；已亡故者提家人；早已革除官职、功名的，于本地发落；后改为一概由本处枷责。一时间，鞭扑纷纷，衣冠扫地。探花叶方霭只欠一钱，亦被黜革，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据王家祯《研堂见闻杂记》，朱国治所造欠册中其实有很多冤枉者：“有完而总书未经注销者；有实未欠粮，而为他人影冒立户者；有本邑无欠，而他邑为人冒欠者；在十分全完，总书以纤怨反造十分全欠者；千端万绪，不可枚举。”足见官吏淫威，故意鱼肉。
实际上，在“奏销案”之上一年，太仓邻县嘉定就发生了“钱粮案”，性质同“奏销案”相同，只是范围较小，可称是“奏销案”的前声。在那场案件中，太仓王昊 (字维夏) 因为名字被别人假冒，无端受到牵连，被擒拿下狱，后又械送京城。王昊乃世家子弟，从小聪慧异常，吴伟业叹为“绝才”。他属于吴伟业弟子一辈，与伟业往来非常密切。案件发生后，吴伟业不避风险，为之写下了《送王子维夏以牵染北行四首》和《别维夏》二诗，由如下一些诗句：“名字供人借，文章召鬼憎”、“比来狂大减，翻致祸无端”、“惆怅书生万事非，赭衣 (古代囚犯穿的赤褐色的衣服) 今抵旧乌衣 (显贵人家子弟穿的衣服，此用“乌衣子弟”之典)”，我们就能看出诗人对王昊的同情和对清廷迫害汉族士人的愤激了。
而“奏销案”发生后，灾难同样落到吴伟业头上。按照回籍官员革职例，他遭到褫革。至于革职，吴伟业并不在乎，因为他正不想仕清，如今落职，正中下怀，从此便可以不再就羁了。但是一旦革职，成为平民，也就失去了特权，失去了保护伞，任何一位地方小吏从此都可以对其狐假虎威，乘机敲榨欺凌了。事实正是如此，案件发生之始，曾规定凡在籍官员“俱拟提解刑部”，[31]不久虽然改为就地发落，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被牵连者均横遭恫吓与勒索，吴伟业也不例外，其家业蒙受了巨大损失，用他的话说，因“部提牵累”，被弄得“几至破家”。[32]他有一首《短歌》，是写给他的另一位姻家王瑞国的。“奏销案”发生时，王瑞国刚刚从外地做官回家，就被此案牵连。诗中描写了瑞国被追讨欠税以及被追逼后家业萧然之状：“入门别怀未及话，石壕夜半呼仓卒。胠箧从他误攫金，告缗怜我非怀璧。田园斥尽敝裘难，苦乏家钱典图籍。爱子摧残付托空，万卷飘零复奚惜！”还有一首写给友人吴燕馀的诗歌也写到此种情况：“注就《梁丘》早十年，石壕呼怒荜门前。范升免后成何用，甯越鞭来绝可怜。人世催科逢此地，吾生忧患在先天。从今郫上田休种，帘肆无家取百钱。”[33]这些描写多少也反映出吴伟业自己当时被追逼诛求的情状和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因为他们的处境、遭遇是相同的。几年以后，他在给好友冒襄的信中还在抱怨：“百口不能自给，而追呼日扰其门，以此吟咏之事经岁辄废，'穷而后工’，徒虚话耳。”又说：“娄东向以吟坛自命者，半为饥寒所夺。”[34]稍后在《郁静岩六十序》中也说：“余莲勺之田舄卤，渼陂之畎污莱，二顷榛芜，三时卤莽。况扶风掾吏，竞算钱刀；京兆诸生，高谈盐铁。阖境之苛求已甚，老大之悉索奚堪?曾无担石之储，日举倍称之息。”可见“几至破家”云云并非是愤怒的夸张，而是实情。
“奏销案”比以往任何一次案件都让吴伟业更强烈地感受到民族压迫的味道。首先是因为这次案件打击面之广为以往任何一次案件所不及，江南的士大夫很少有能幸免者。被革除功名出身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一时间，“仕籍、学校为之一空”，[35]形成“苏、松词林甚少”[36]的状况。清廷对江南士人的惩处几乎到了不问青红皂白的程度。明眼人不难看出，清廷的滥施淫威绝不单纯是因为什么拖欠赋税，“抗粮”不过是个说词，其真实原因实际同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的反攻有着密切的关联。当郑成功攻入长江时，江南广大士人普遍感到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有的秘密联络，暗通情报，给予种种支持援助。对此情况，清廷是很了解的，因而恼怒异常，对那些被抓到证据证明与郑成功有联系者或杀或捕，毫不留情，而对多数没有用具体行动响应郑氏反攻可是内心却同郑氏一致者，一时还找不到借口加以惩治。一年多以后，终于抓到拖欠赋税的把柄，乘机兴起大狱，借此向所有不尽帖服的汉族士人施压。大约连清朝统治者也觉得这种“欲加之罪”的伎俩太不光彩，所以在官修史书中对“奏销”一案要么无只字记载，要么语焉不详，总之是讳莫如深。像吴伟业这样聪明的人当然会看出清廷的阴暗心理，会嗅出这一案件所散发出的民族压迫的血腥气味。其次，以往的案件所株累者虽然有许多是他的亲友，但打击毕竟没有直接落到他的头上，而这一次他却是深受其害，感触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顺治十八年这一年中吴伟业真是交了“华盖运”，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奏销案”刚刚结束，惊魂未定，“而又有海宁之狱。”[37]这里所说的“海宁”是指陈之遴，因为他是海宁人。大约陈之遴被流放以后，当局继续追究与陈氏贿结内宦有关系的人，遂有此狱。吴伟业险些被牵连进去。关于这一案件的详情，由于缺少记载，已不可知了，只知道吴伟业获免实属万幸，“吾之幸而脱者几微耳”，[38]他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但比起“通海案”来，“海宁之狱”又算不得什么了。“通海案”是在顺治帝死后清廷为进一步追究响应郑成功进攻长江之役的江南士民而兴起的，凡被此案牵连者均受到极严厉的处置，重者满门抄斩。据吴伟业《与子暻疏》云，就在他侥幸躲过“海宁之狱”之后不久，又有杭州人陆銮告发他与长江之役有染。这个陆銮是何许人？为什么跟他过不去？其实，陆銮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以前跟吴伟业并没有什么往来，当然，他们之间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私怨。陆銮之所以告他，起因在于社事。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自从吴中一带的慎交社、同声社成立后，“声动江表”，要求入社者甚众。这种情况有点类似明末的复社。但两社不像复社那样积极讲求扩大组织，而是高竖门墙，制定了严格的入社标准。其他州县的士子被拒绝入社的不下百人。“大约绝之已甚”，遂引起不满甚至仇恨。杭州人陆銮就是因为遭拒而生恨的。这个人很阴险，欲借“通海案”加害两社，以泄私愤。吴伟业自从顺治十年主持两社虎丘大会之后，就成了两社共同推戴的精神领袖，其地位颇似当年的张溥。恨两社者遂移恨于他。陆銮上书告密，讦告两社成员参与了郑成功的反攻，又说两社乃复社余党，兴举社事，将为社稷之忧，而书中首先点名的就是吴伟业。[39]吴伟业深知这一手的厉害，倘真的因此定罪，“骨肉当至糜烂。”[40]他被吓得魂飞魄散，所幸的是朝廷将此案交给了地方查审，他得到了“诸君子”[41]的大力营救，事情才得以缓解。陆銮以诬告罪被置于法。后来，吴伟业曾用一种死里逃生的语气说：“此吾祖宗之大幸，而亦东南之大幸也”，[42]这成了他晚年最危险的一次遭遇。在这一案件中，给予他营救的“诸君子”究系何人？他没有讲，但估计苏松提督梁化凤必是其中主要的一位。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陆銮的告发虽然没有得逞，可是对于当时的文人的结社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知道，明末文人结社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依然很盛，士人们除了以文会友，也每每在一起议论时政，有些文社还以以文会友为幌子，秘密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对此，清廷早就隐隐有所察觉。而当郑成功反攻长江以后，清廷就更感到汉族士子的结社对自己尚不稳固的统治地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潜在威胁，故充满了警惕与敌意，于是终于在顺治十七年正月下达严令，禁止士子结社订盟。陆銮的告发既在严令公布之后，又蓄意将文社与“通海案”相联系，可谓十分毒辣。不惟吴伟业，整个吴地的士人当时皆惴惴栗栗，有大祸临头之感。陆銮被置于法，东南一带才“士心始安”，[43]而从此江南文社也便全部星散，士子们再不敢有只言片语涉及结社订盟之事了，甚至连规模稍大一些的文人聚会也不敢搞，明末结社的流风余韵至此彻底澌灭。吴伟业再也做不成像张溥那样的在野士人的领袖人物了，他更加感到寂寞与悲凉。
回顾吴伟业顺治十八年的经历，真可谓步步陷阱，处处荆棘，险象环生。接踵而至的案件和不幸给他的刺激太深，达到刻骨铭心的地步，以至几年以后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和祝寿文中仍然发出愤怒的怨嗟 (见上面所引)，以致临死前他仍念念不忘这一年所遭遇的种种危难。这使得顺治十四年以来他对于清王朝日益强烈的怨恨、不满在这一年中达到了最高潮。
[1] 李渔《尺牍初征》卷三胡介《与吴骏公先辈书》。
[2] 《梅村家藏稿》卷三七《张敉庵黄门五十序》。
[3] 吴暻《西斋集》卷五《醉后题牡丹》诗序：“顺治丁酉，先大夫归耕江上，买故家牡丹数本植于庭中。”
[4] 王摅《芦中集》卷一《吴梅村夫子鹿樵草堂成却赋》：“昔闻履道里，今到辋川庄。丘壑看皆美，风流久未忘。花深藏略彴，月好近沧浪。满径栽松遍，犹寻种树方。”按，《芦中集》按时序编次，其卷一原注：起丙申二月尽庚子十月。此诗编在第二首，其作时当近于顺治十三年丙申，然顺治十三年吴伟业尚在北京，故此诗疑为顺治十四年所作。
[5]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
[6] 见田茂遇《水西近咏·细论轩近诗》。
[7] 《梅村家藏稿》卷九《矾清湖》诗序。
[8] 《梅村家藏稿》卷九《矾清湖》诗序。
[9] 《梅村家藏稿》卷九《矾清湖》诗序。
[10]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二下。
[11] 王先谦《东华录》。
[12] 王先谦《东华录》。
[13]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14] 吴兆骞《归来草堂尺牍》。
[15]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
[16] 李延年《鹤征前录》卷二三。
[17] 吴兆骞《归来草堂尺牍》。
[18] 戴璐《石鼓斋杂记》。
[19]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20] 孙《皇清诗选》。
[21]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22]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23] 孙《皇清诗选》。
[24]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25]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26]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27] 《梅村家藏稿》卷十《咏拙政园山茶花引言》。
[28]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29] 《梅村家藏稿》卷五七《与子暻疏》：“既奉先太夫人之讳而奏销事起。”
[30] 《清史稿》卷三六《索尼传》。
[31]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32] 《与子暻疏》。
[33] 《梅村家藏稿》卷一七《赠学易友人吴燕馀二首》其二。
[34] 《梅村家藏稿补遗·与冒辟疆书》。
[35] 董含《三冈识略》。
[36]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七。
[37] 《与子暻疏》。
[38] 《与子暻疏》。
[39] 杜登春所记陆銮告讦事较详，然其时间与吴伟业所记不合。伟业记在“奏销案”之后，而登春却谓在“奏销案”之前。伟业亲历其事，并且对此事印象极深，以后屡屡提起，故其所记当不误。
[40] 《与子暻疏》。
[41] 《与子暻疏》。
[42] 《与子暻疏》。
[43] 《社事始末》。
第十章 晚年岁月（五十四岁－六十三岁）
一 小心避世
二 学术研究和诗文集的整理与出版
三 诗人之死
一、小心避世
顺治十五年春，清廷派遣大军分三路进攻活动于云、贵地区的李定国军。李定国虽顽强抵抗，但仍然抵挡不住清军的凌厉攻势，连遭败绩，兵力大损。至这一年底，永历王朝的地盘丧失殆尽，永历帝狼狈逃往缅甸境内。此时，永历王朝仅仅作为反清复明的一个象征而存在了，实际上，败局已定，大势已无法逆转。此后，永历王朝又勉力支撑了两年多，到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永历帝终于为大举入缅的清军俘获。康熙元年四月，永历帝父子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宣告灭亡。六月，李定国病逝于孟腊。至此，西南一带的反清复明斗争被清朝彻底镇压下去了。与此同时，东南一带的反清复明斗争也跌入了最低谷，顺治十八年三月，郑成功为避开清军攻势，进兵收复台湾。转年五月，郑氏病逝于台。同年，江浙地区的一批民族志士如魏耕、钱缵曾、祁班孙或被杀戮，或遭流放。
对于志在恢复的汉族士人来说，顺治十八年和康熙元年实在是让人沮丧消沉、心灰意冷的两年，随着一面面反清复明旗帜的倒下，心中保存的那一簇本已微弱的希望之火差不多快要熄灭了，尽管不愿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如磐石，难以撼动了。这种严酷的大局，再加上顺治十四年至十八年清廷为了镇压对新朝怀有二心的汉族人民而蓄意制造的各种案件，使得广大士人噤若寒蝉，不敢再轻言时政、轻举妄动了。
这种精神状态在吴伟业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在闻知永历朝灭亡之后写下了《滇池铙吹四首》，为这个存在了十几年的小朝廷唱出了最后的挽歌，同时也唱出了自己的悲凉与绝望。而此后，一直到逝世前，也就是从康熙元年至康熙十年，他便采取了一种似乎是远离现实的生活态度，不问时事，不谈政治，以游山玩水，寻访名胜打发掉最后的岁月。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做一次旅游，游常熟，游松江，游洞庭东西二山，游嘉定，游湖州，游无锡，当然游得最多的是本府府城苏州……有时一年出游多次，一游就是几十天。山水诗成了这一时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诗中似乎全没了一点火气，写得平和淡远，例如五律《寒山晚眺》：
骤入初疑误，沿源兴不穷。穿林人渐小，揽葛道微通。湖出千松杪，钟生万壑中。晚来山月吐，遥指断岩东。
再如五古《丁未三月廿四日从山后过湖宿福源精舍》：
千林已暝色，一峰犹夕阳。拾级身渐高，樵径何微茫。回看断山口，树杪浮湖光。松子向前落，道人开石房。橘租养心性，取足须眉苍。清磬时一声，流水穿深篁。我生亦何幸，暂憩支公床。客梦入翠微，人事良可忘。
但这种竭力要忘怀人事的萧散冲淡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他内心其实全没有真正耽情山水者的恬适轻松与洒脱。只要观察一下他的足迹，就会看出，他在晚年的十年中，除了于康熙七年三月曾往游距太仓二百多里的湖州 (当时友人吴绮正任湖州知州)外，活动范围始终不出方圆百里左右。尽管有大量闲暇，他却一直没有实践从中年起就怀有的“采药寻名山”、“长放万里心”[1]的愿望。这与体力无关，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也不大，更不是因为要遵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 (其母亲已于顺治十八年去世，父亲于康熙二年去世)。其谨慎的举动大概主要还是出于对尚不太平的现实世界的恐惧，出于尽可能避祸全身的心态。
有人只看到吴伟业晚年生活的表面现象，便称羡他“优游晚节”，有“后福”。[2]这真是非知人之言。就同当年有人恭维他仕清时官运亨通一样让他啼笑皆非。他的“优游”乃是不得已而做出来的。他其实相当痛苦，对清朝的不满与怨愤也相当强烈，只不过他把它们埋在心里，尽可能不发泄出来。他活得小心翼翼。但偶尔他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冷不丁地冒出几句心里话，例如游嘉定时写给同年进士的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莫嗟过眼年光易，征调初严已十霜。”[3]游松江登上城楼临眺之时又写下如下的诗句：“月落三江外，城荒万马中。空持一尊酒，歌哭与谁同？”[4]游湖州时对着友人更是敞开心扉，道出近来的不幸：“官退囊频涩，年侵镜渐憎……旧业凋林薄，残身瘦石棱……已耽耕稼隐，几受党碑惩。寥落依兄弟，艰难仗友朋。”[5]这些诗句感时伤乱，自嗟窘迫、衰迈与所遭遇的风险危殆，充满了牢骚不平，透露出其感情的真正底色。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康熙六年游洞庭东西二山途经吴江时写下的《吴江有感》：
落日松陵道，堤长欲抱城。塔盘湖势动，桥引月痕生。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
表面看，这首诗写得似乎平静极了，一点儿也不慷慨激烈，可是，当你感受到诗人所勾画出的那种由赋税和兵灾所造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冷清的时候，当你了解到诗人的旧交亦即吴江惊隐诗社的士人们是因为被康熙二年的“明史案”株连而星散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诗人的内心是冷静的吗？
这一时期吴伟业也偶有全篇直截了当揭示现实黑暗的作品，如《直溪吏》：
直溪虽乡村，故是尚书里。短棹经其门，叫声忽盈耳。一翁被束缚，苦辞橐如洗。吏指所居堂，即贫谁信尔。呼人好作计，缓且受鞭棰。穿漏四五间，中已无窗几。屋梁纪月日，仰视殊自耻。昔也三年成，今也一朝毁。贻我风雨愁，饱汝歌呼喜。官逋依旧在，府帖重追起。旁人共欷歔，感叹良有以。东家瓦渐稀，西舍墙半圮。生涯分应尽，迟速总一理。居者今何栖，去者将安徙？明岁留空村，极目惟流水。
诗人亲眼见到了官吏横征暴敛的一幕，按捺不住愤怒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写下了这首被人称做可与杜甫“三吏”“三别”媲美的诗篇，不过像这样的诗作，在其晚年的作品中不多。他连一向重视和偏爱的有关明清易代史事的题材也不再触及。有人认为他“江郎才尽”，实际上他是有意回避各种敏感的话题。康熙七年，他在为好友宋征璧（字尚木）的诗集所作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念平生操觚，不至于抵滞，今每申一纸，怛焉心悸，若将为时世之所指摘，往往辍翰弗为。”[6]由此可见其心态。另外在《遣闷》诗中他也曾说过：“一字不向人间留，乱离已矣吾无忧。”看来，为了生存的需要，他真的在这样做了。虽然并非“一字不向人间留”，但留下的绝大多数都是些不涉时事、无关痛痒的诗篇。
二、学术研究和诗文集的整理与出版
吴伟业晚年投入时间和精力较多的除了山水之游以外，还有另外两件事：学术研究和整理、出版自己的诗文集。
吴伟业一向很重视学问，他说过：“昔人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然非才与学兼到，不足言诗。供奉 (李白) 才胜而博学，少陵（杜甫）学胜而富才，储 (光羲)、岑 (参)、王(维)、孟 (浩然) 多擅双绝。”[7]因此他从年轻时起就用功读书，直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白头儒生良自苦，独抱陈编住环堵。身历燕南遍齐鲁，摩挲漆经观石鼓。上探商周过三五……”[8]可以说，他不单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个博通多识的学者。大约他不希望后人仅以诗人目之，因此在晚年曾用了三四年工夫撰写了两部学术著作：《春秋地理志》和《春秋氏族志》。康熙十年他在给冒襄的信中提到过这两部书：“弟三四年来颇有事于纂辑，欲成《春秋》诸志，而《地理》与《氏族》先成，《地志》尤为该洽，病中聊以自娱，惜当世无有剞劂之者，终付酱瓿，又以自叹也。”[9]语气中不无自赏之意。他在遗嘱《与子暻疏》中也提到这两部书，很郑重地将此二书和诗文集及《绥寇纪略》一并托付给三个儿子，可见他对此二书是很珍爱的。
据推测，这两部著作应该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因为他对于《春秋》研究颇有年岁，从十几岁起就已经通晓这部儒家经典了，其《哭志衍》一诗可证：“强记矜绝伦，读书取大略。家世攻《春秋》，训诂苦穿凿。”后来他也一直研究不辍，故必颇有心得。此二书就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可惜，此二书今已散佚不存。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知《春秋地理志》有十六卷，《春秋氏族志》有二十四卷。又检《娄水文征》卷七十七，载萧抡《<春秋地理志>书后》一文，对此二书的情况透露了一二：
《春秋地理志》，吴梅村先生伟业著。书无序文、目次，旧八帙，今亡其一。予得之外舅用甫翁，翁即先生曾孙也。予少有志著述，舅指是书及《氏族志》言：“我老矣，不能刻先世遗书。子他日能用文章显，为我刊二书，即我死，不恨。”今忽忽十余年，舅殁既数年矣，而余颓然终无用于世，不复能追宿诺，览其书，恒自愧焉。夫先生早负重名，为文章宗主者数十年，诗文集流布海内。士自结童入学，即无不知有梅村先生姓氏者。二书之传不传，于先生固无加损。予独惜其证引旧闻，贯串详核，殆为读《左氏》者杜注孔疏外，所不可少之书，而世终莫得见也。以彼名誉暴著，赫然在人耳目，犹不能保其书之必传，况于枯槁沉溺、跧伏田野而欲立言以自表见，不其难哉！不其难哉！
萧抡，字冠英，号子山，诸生，其弟萧揆为嘉庆三年举人 (见《娄水文征·姓氏考略》)，以此可知萧抡当为乾隆、嘉庆之际人。据萧抡之文，可知《春秋地理志》与《春秋氏族志》的底稿乾、嘉之际尚在世，然犹未付梓，当时《春秋地理志》的底稿已不全，八册中有一册已亡佚。又知此二书之研究对象除《春秋》本书外，也包括“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
吴伟业晚年做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编订自己的诗文集。早在顺治十七年，他的诗歌就曾经结集，名《梅村先生诗集》，共十卷。钱谦益为作序，赞美甚至。该序收在《牧斋有学集》卷十七。(按，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提到过这部诗集，说：“《梅村先生诗集》刻于顺治十七年，托之门人所编，首载谦益序及书。”又说：“《梅村集》四十卷，当是晚年自定，卢为之刻于康熙九年，犹及观成。别有《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近人以其诗文多溢出本集而刻之。不知十卷本尚有六十余首为藏稿所无。”据此，可知邓之诚先生曾亲见此十卷本。可惜，此本今已不存。) 但该集未收文，并且未及把顺治十七年以后的诗歌收进去，所以现在有必要编订一部更完备的诗文集。这项工作完成于康熙七年戊申，这一年吴伟业刚好六十岁。编成的集子起名为《梅村集》，凡四十卷，有诗十八卷，词二卷，文二十卷，托名是弟子顾湄、周瓒所编，许旭、周肇、王昊及其侄子吴晓校订，实际是最重要的选目与编排工作大概是伟业亲自做的，顾湄等不过做做誊写抄录的事情罢了。此书当年付梓，第二年便刻竣。刻竣之前，吴伟业亲自写信给同乡陈瑚求序。他所以请陈瑚写序，除了因为陈瑚与自己深相知契外，更重要的是恐怕还在于陈瑚是一位以学问和气节著称的前朝遗民，他想借陈瑚以自重，借陈瑚表明自己的立场。
吴伟业诗文早已风行海内，“家弦户诵，虽深山幽谷儿童妇女莫不耳熟先生之姓名者”，[10]因而《梅村集》问世后，立即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意思的是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人来信指出了此书的不足。此人名计东，字甫草，是吴江县一位擅长古文的名士。他于康熙九年闰二月十日致书吴伟业，就《梅村集》的编排之法与伟业商榷，认为像《梅村集》这样完全按照诗文体裁分类铨次，恐使“见闻固陋者不能一一深知某文作于何朝，某文作于某日，即篇中所称先皇天子多有未辨其为本朝为胜国者”，他以历史上“身介两朝之间，又有盛名”的作家为例，说明诗文集在编排上应当将所仕两朝的作品分开，具体到吴伟业来说，就应当以甲午 顺治十一年)为界分为前后两集，以使“前后立言之意截然分明”，且使伟业“三十年心事共白于天下后世”。[11]这封信触动了吴伟业内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引起羞愧是肯定的，但他一定深感计甫草的话甚有道理，因而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又另外编纂了一部诗文集。其诗歌部分正是按计甫草的建议编排的——以仕清为界分成了前后集，并且全书还收入了不少《梅村集》未收的有可能犯忌的作品。这部集子当时没敢刊刻，稿本秘藏于家中。吴伟业一定曾默默祝祷，祈盼它能流传下去，有朝一日得以问世，以使后人真正了解自己的“心事”。说句迷信的话，此稿本真像是得到上天呵护，竟然历二百四十年的风雨，辗转流离而无大损。除吴氏族人外，有清一代几乎无人知晓世上尚存有此一稿本。清宣统二年（1910）藏书家董康在北京厂肆发现之，第二年付刻行世，而正是在那一年，清朝灭亡。此集原为六十卷，董康改编为五十八卷，定名为《梅村家藏稿》。
三、诗人之死
吴伟业中年以后心情抑郁，时时“抱病困劣”，使本来羸弱的身体进一步受到损害。康熙十年，情况更加不妙。春天，他到苏州虎丘疗养了一段时间，身体略见起色，可一到夏天，由于暑热异常，重又引发了旧病，遂一卧不起。他在这一年中秋给挚友冒襄的信中形容自己“比来神志磨耗”，“痰声如锯，胸动若杵”，又说自己“卧疴若此”，即使冒襄来访，也不能“握手高谈，衔杯危坐”了，还说“吾辈老矣，海内硕果宁有几人，惟有药饵不离手，善自摄卫，一切人事付之悠悠可耳”。[12]心境是相当凄苦的。入冬后，他病得更重了。他预感到来日无多，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亲笔写下了遗嘱——《与子暻疏》。吴暻是他的长子，生于康熙元年。康熙元年以前他一直没有儿子，这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五十四岁始得此子，随后康熙二年和三年，又连得吴暽、吴暄二子，这是他晚年最感欣慰的事情。他写遗嘱的时候，三个儿子尚小，不完全懂事，所以遗嘱要办的事实际上都托付给了别人，例如父母的葬事托付给了两个弟弟以及王揆、周肇，收辑整理著述之事托付给了周瓒等等。那么，他对三个儿子讲了些什么呢？除了嘱咐他们不要分家，共同经营好贲园 (即梅村别墅) 外，最主要的是陈述自己一生之大略。这篇遗嘱乃是了解吴伟业生命最后时刻思想与心情的重要材料，因此这里不妨多引录几段：
吾少多疾病，两亲护惜，十五六不知门外事。应童子试，四举而后入彀。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时有攻宜兴座主（指周延儒），借吾为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给假归娶先室郁氏。三年入朝，值乌程 (指温体仁) 当国，吾与杨伯祥诸君子正直激昂，不入其党。乌程去，武陵 (指杨嗣昌) 继之，蕲水 (指姚明恭) 又与吾不合，种种受其摧挫。先是吴下有陆文声、张汉儒之事，吾以复社党魁，又代为营救，世所指目。淄川 (指张至发) 传乌程衣钵，吾首疏攻之，又因召对与济宁杨凫岫谋击大奸史，逮而阴毒遂中于吾。吾去而封王豫中，谋以成御史宝慈勇参武陵事主使坐吾，赖死而后免。既升南中少司成，甫三日而黄石斋予杖信至，吾遣涂监生入都具橐。涂上书触圣怒，严旨责问主使，吾知其必及；既与者七人，而吾得免。于是升宫允、宫谕，吾绝意仕进，而天下乱矣。
南中立君，吾入朝两月，固请病而归。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十年，危疑稍定，谓可养亲终身，不意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
先是吾临行以怫郁大病，入京师而又病，蒙世祖章皇帝抚慰备至。吾以继伯母之丧出都，主上亲赐丸药。今二十年来，得安林泉者，皆本朝之赐。惟是吾以草茅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吾归里得见高堂，可为无憾。既奉先太夫人之讳，而奏销事起。奏销适吾素愿，独以在籍部提牵累，几至破家；既免，而又有海宁之狱，吾幸而脱之者几微耳。无何陆銮告讦，吾之家门骨肉当至糜烂，幸天子神圣，烛奸反坐，而诸君子营救之力亦多，此吾祖宗之大幸，而亦东南之大幸也。
吾同事诸君多不免，而吾独优游晚节，人皆以为后福，而不知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今心力俱枯，一至于此，职是故也。岁月日更，儿子又小，恐无人识吾前事者，故书其大略，明吾为天下大苦人，俾诸儿知之而已。
他说自己是“天下大苦人”，这苦当指心灵上的苦，精神上的苦，而非物质上的苦。其所述在明朝的经历显然并不能说明他是天下大苦人，恰恰相反，那段经历——少年高第，崇祯皇帝赐假归娶，敢于正直激昂地同奸臣抗争——虽然也不无“艰难”，不无“辛苦”，甚至“多危疑”，但那却是他引以为荣的。所以作者的深意实际上是隐藏在后面的几段文字之中，也就是说，他在清朝的那段经历才是苦之所在。他的苦，一是来源于民族压迫，仕清之前的“诗祸史祸”和仕清之后的桩桩案狱都让他“惴惴莫保”，几蹈不测；二是来源于被逼仕清所造成的行为与所遵奉的道德准则的分裂，他坦言“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可他自己却“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种违背封建道德的行为给他带来的是无法救赎的负罪感，是“万古惭愧”，即使死去 (他很快就要死了) 也得不到解脱，他将永世被钉上耻辱柱，“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且必将“为后世儒者所笑”。而他所有的苦，说到底，都是清朝造成的，因而他对新朝的怨恨也便隐含在这几段文字之中了。至于文中所云“蒙世祖章皇帝抚慰备至”，“今二十年来，得安林泉者，皆本朝之赐”等语不过是用障眼法，加以掩饰罢了。
吴伟业在这篇遗嘱中要告诉人们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仕清不是他的本愿，并且他至死都在为自己的失节辱志懊悔与自责。他最害怕“无人识吾前事者”，说明白点儿，就是害怕世人和后人误解，把他看成是寡廉鲜耻、丧尽良知的民族败类，因此他要把滴血的内心袒露给人们。他讲述自己一生“大略”的目的，与其说是“俾诸儿知之”，不如说是要所有不真正了解他的人知之。这篇遗嘱，名义上是写给儿子的，实则是写给世人和后人看的。他懂得，失节仕清已是洗刷不掉的耻辱，只有真诚地忏悔与自责才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谅解。这正是他写作这篇遗嘱的苦心所在。
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遗嘱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不知为什么现在的《与子暻疏》中没有了这段话。但这段话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因为顾湄是吴伟业的弟子，与晚年的吴伟业来往甚密，他当亲眼见过吴梅村的遗嘱。而且吴伟业逝世后确实葬在了邓尉、灵岩一带，其墓前的石碑上也确实题写的是“诗人吴梅村之墓”几个大字 (笔者见过这块墓碑，并且拍了照片)，他的家人果真按他的遗嘱做了。
从顾湄记录的这段话来看，他对自己死后的安排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首先，“敛以僧装”就颇耐人寻味。他虽然信佛，却并没有出家。甲申之变时愿云和尚曾与他“相约入山”，当时他“牵帅未果”；[13]几年后，愿云再次以出世相规劝，他连连表示“不负吾师约，十年践前诺”，[14]然而始终不曾毅然割断世俗之情，以至他五十岁生日时愿云曾用“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松声”的诗句委婉地责备他有负前约。[15]而死后他却要“敛以僧装”，为什么？大概是想履践生前未曾实现的允诺吧？或许，更重要的是想避开身仕两朝之人究竟该以什么服色入敛的矛盾吧？因为他既不愿服清朝的服色，又不敢也无颜再服明服，那么，“僧装”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了，墓石上题写“诗人吴梅村之墓”也同出此意，一方面，他本心的确不愿做清朝的官，所以不肯题清朝的官衔，另方面也不好再用明朝给的官衔，而他又确实称得上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所以只好如此题了。
吴伟业对自己最后结局的苦心安排既反映了身为“两截人”的尴尬处境，也反映出其矛盾痛苦的心情。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他已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时，他再次痛思身世，作《临终诗四首》：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岂有才名比照邻，发狂恶疾总伤情。丈夫遭际须身受，留取轩渠付后生。
胸中恶气久漫漫，触事难平任结蟠。磈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汍澜。
奸党刊章谤告天，事成糜烂岂徒然。圣朝反坐无冤狱，纵死深恩荷保全。
这四首诗与《与子暻疏》是出于同一心情写下的，不过意思表达得更为显豁。第一首谴责自己当年不能为有恩于他的崇祯帝殉节，改朝换代后忍死偷生了二十多年，而今罪孽在身，已无法挽回，无可饶恕。蒙受过的君恩如同欠债一样本应当偿还，可已不可能办到。他想起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痛感自己的死将比鸿毛还轻了。第二首针对世人将他与同样擅写七言歌行的“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相提并论，谦逊地表示比不上卢照邻的才名。他进而联想起卢照邻身患恶疾而发狂、而自杀的悲惨身世（据《旧唐书·卢照邻传》，卢因染风疾去官，手足挛废，不堪其苦，投水而死），感到一个人的不幸遭际只有自己承受，其非正常的行为别人往往难于理解，只有自己知道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不可，所以后人要嘲讽讥笑也只好由它去了。这显然是借卢照邻事来抒发感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自己当年忍死偷生和不得不仕清的行为以及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与背景对别人是难以解释清楚的，命该如此，只得认头，后人的耻笑已是不可避免的了。第三首说心情恶劣已经太久，事事不如意，无由舒解，只好任凭它郁结于胸。此种心病医生也束手无策，自己惟有以泪洗面。第四首回忆陆銮告发一案，说陆銮倘若得逞，自己全家必将惨遭大殃。他庆幸自己总算保全了性命，因而感谢“圣朝”的“深恩”。四首诗中，惟有这一首是就具体事件而发，可见晚年遭逢的这一案件给了他何等可怕的刺激，以致临死还心有余悸。
四首诗并不是要回顾和总结整个一生，所以没有一句涉及明朝的经历 (这和《与子暻疏》不同)。诗人临终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失节的耻辱，惧怕的是死后的千载骂名。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了人格分裂给他带来的悲哀，听到了他那被愧疚压抑的心灵的哭泣，另方面又看出他为找回人格尊严，重建为自己不光彩的行为所破坏的道德信仰与价值观念所做的挣扎与努力。正是出于渴望获得救赎的心理，他再次鞭挞和解剖了自己卑琐懦弱的灵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四首诗，是其内心世界的坦诚而真实的披露。由这些诗作可以见出直到临死，他的负罪的内心仍然没有得到解脱与平静，他怀着巨大的痛苦走完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
吴伟业于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公历1672年1月23日) 辞世，享年六十三。
他的去世，引起当时文坛的巨大震动，许多朋友弟子如严正矩、尤侗、杜濬、姜埰、沈受宏、周茂源等等都写诗文祭吊，不少士人失声而哭，叹息说：“先生亡矣，一代文章尽矣！”[16]
[1] 《梅村家藏稿》卷九《送何省斋》。
[2] 《梅村家藏稿》卷五七《与子暻疏》。
[3] 《梅村家藏稿》卷一七《赠同年嘉定王进士内三四首》其二。
[4] 《梅村家藏稿》卷一四《茸城客楼大风晓寒吟眺以示友圣、九日、玉符诸子》。
[5] 《梅村家藏稿》卷一八《赠家园次湖州守五十韵》。
[6] 《梅村家藏稿》卷二八《宋尚木抱真堂诗序》。
[7] 徐增《珠林风雅》卷首吴伟业序。
[8] 《梅村家藏稿》卷十《遣闷六首》其六。
[9] 《梅村家藏稿补遗·与冒辟疆书》。
[10] 《梅村集》卷首陈瑚序。
[11] 计东《改亭集》卷十《上太仓吴祭酒书二》。
[12] 《梅村家藏稿》卷十《遣闷六首》其六。
[13] 《梅村家藏稿》卷一《赠愿云师并序》。
[14] 《梅村家藏稿》卷一《赠愿云师并序》。
[15] 《梅村家藏稿》卷一三《喜愿云师从庐山归》诗序。
[16]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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