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宜与古人争。
【译注】
为人处世不要弄错天理,立身处世要当仁不让向古人看齐。
辑自《古黟楹联》。
【感悟】
徽商重情谊、讲道义,乐善好施、造福桑梓,对归乡的眷恋之情代代传承。家乡每有兴教办学、助文资娱、修桥补路、赈灾济困、扶贫助弱,都会视同家事,慷慨解囊,用心灵和物质来回报哺育他们的故乡。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他们大多在当地经商设店,建屋置地,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发展,在故乡建家祠、筑宅邸、置族田、修书院,反哺之心赤诚可见。
【故事链接】
王中梅,字开先,早年家境贫穷,上不起学、读不起书,只好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后来外出经商,因有经商天赋,每次买卖都获利不少,不几年家境渐渐宽裕起来。一次,家族中有人主张变卖旧宅,他惊讶地说:“《礼记·曲礼》中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现在祠堂还没有建立,祖宗的亡灵还处在露天之下,我们却在大力兴建自己的房舍,即使祖宗不责骂我们,难道我们自己能够问心无愧吗?”
【延伸阅读】
徽州古村落,多聚族而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原战乱而进入徽州山区的。这些中原士族来到徽州后,虽然隐居山林,躬耕自给,但他们尊敬祖宗,崇尚孝道,讲究门第,有的还撰写家法垂训后代,力图保持其过去的家风。
宋以后,徽州社会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很大,宗法制度逐步形成。到了明清时期,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到相当完备和牢固的程度。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对这种社会状况作了真实的描述:“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宗法制自古以来就是与祭祀祖先密切相连的,尊祖是宗法制的首要原则。祭祖必须要有场所,兴建祠堂正是为了尊祖,以表报本返始之心,尽子孙的孝道。祠堂,作为宗法制度的精神生活空间,与族谱、族田一起,构成了宗法制度的三要素。
祠堂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中国古代只有天子、诸侯、大夫才允许修建祭祖的家庙。《礼》对祭祀先祖限定为“天子之庙不越七世;诸侯五世;大夫三世,或曰亦五世;士庶人二世、一世”。当时普通的士人庶民是不允许建家庙的,祭祖活动只能在居室内进行。宋代,程朱理学倡导“尊祖敬宗”,程颐提出“庶人无庙,可立影堂”,这就是百姓家中悬挂祖宗像的来历。朱熹则进一步提出士庶人修建祠堂。朱子《家礼》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但是这种祠堂,还是与家庭住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明初洪武年间,朝廷开始允许庶民祭祀高、曾、祖、考。于是,永乐年间,徽州建祠活动开始兴盛。嘉靖时,大学士、礼部尚书夏言向皇帝上疏建议“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由此掀起了全国普遍建祠堂的高潮。这时,由于徽商已经崛起,成为左右中国商业活动的支柱力量之一,也成为徽州古村落加快规划建设的主要投资来源。徽州的大村大族都已有足够的经费大兴土木,因此这里的修祠风气大振。嘉靖《徽州府志》载:“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立其间。”徽州祠堂之多、规模之大、工艺之精,是由当时的宗族经济实力所决定的,也是宗族综合能力的体现。西递村是胡姓聚居的村落,胡氏家族在祠堂的营建上是很有特色的,不但有总祠、支祠、家祠,还建有先贤祠,尤其是追慕先祖李世民的祠堂更负盛名。许氏宗祠以其族望深远、名声显赫、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成为徽歙祠堂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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