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重庆杂志 1月19日
2009年11月，时年90岁的周永林手捧当年他找到的黎又霖绝命诗（复制件），深情缅怀曾经一起战斗的朋友黎又霖
“11·27”大屠杀过去70年了。于党、于国，痛彻心扉；于家、于我则需刻骨铭记。
70年前的11月30日，重庆解放。第二天，父亲周永林和幸存的同志立即前往歌乐山，为牺牲在那里的战友们收尸。
10年前的“11·27”前夕，已经90岁的父亲对我说：“我走不动了，你要去歌乐山看看黎又霖、陶敬之、胡有猷他们，去看一看，黎又霖那首诗还在不在。”
第二天，我去了，白公馆、渣滓洞安然，歌乐山静穆，黎又霖的诗完好地保存在纪念馆中。
如今，父亲已经故去。我和姐姐及同事、同学们来到这里，感恩英烈，感恩人民。
在这块浸透了烈士鲜血的地方，有五个人与父亲直接相关，他在晚年多次讲起这些事情。
黎又霖，民革成员，曾担任爱国将领杨杰的秘书。他与父亲一起参加过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重庆统战工作组活动，以重庆聚康银行业务专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军运、策反和营救被捕难友等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而入狱，关在白公馆。1949年11月27日牺牲在那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中。
重庆解放后，父亲等人第一时间赶往歌乐山。车子开赴途中，父亲看见戴公祠前的公路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白色的棺材。当时，渣滓洞的大火还未熄灭，牢房外的院坝里到处躺着烈士遗体，楼下的牢房里更是堆满了烧焦的尸体，完全无法辨认。据说，当天重庆城的棺材都卖光了。
经人指点，父亲又来到白公馆。守门的老人说，关押在这里的人前几天都被逐一带出去枪毙了。在老人的指引下，父亲来到二楼一个小房间。老人说：“你说的那个人（黎又霖）就关在这里。”但见房间内，排放着谷草做成的垫子，上面铺着一张张破烂的篾席和褥子。老人指着其中一张地铺告诉父亲，黎又霖就睡在这里。
父亲说：“我立马把谷草垫、烂褥子和篾席翻了个遍，希望能找到一点黎又霖留下的东西，终于在席子下面发现了一张黄色的草纸。”他小心翼翼地将草纸揭下，看见上面写着几行字——
啊，这不就是黎又霖的绝命诗吗！
几年后，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原“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成立时，父亲把这份珍贵的文物送给了纪念馆。
我读小学时，父亲就教我背这首诗。当时完全不懂什么叫“将身许国”，尤其是父亲用地道的四川话把“光荣”说成“光云”，把“结盟”说成“结民”，我更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只能背“天书”。长大后，我读了原文，才理解了诗中深邃的意蕴。后来，这首诗被广泛传播，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
对黎又霖的牺牲，父亲极为痛惜，“他就是警惕性差，太容易相信人，不然不会被捕的”。这恐怕就是10年前那天，父亲要我去看这首诗还在不在的原因——那是迄今为止他仍和黎又霖等英烈在精神上相通的管道，是他的牵挂。
坐落在歌乐山的白公馆。当年，黎又霖就被关押在这里
父亲还有两位战友牺牲在渣滓洞。一位叫胡有猷，是他在北碚工作时的上级。
胡有猷，贵州凤冈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北碚特支书记。1948年4月，因《挺进报》事件在北碚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上二室。1949年11月14日，牺牲在电台岚垭。
一位叫陶敬之，是父亲后来到重庆郊区工作时的上级。陶敬之，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重庆郊区区委宣传委员。1948年6月，因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叛变而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上四室。1949年11月14日，牺牲在电台岚垭。
抗战爆发前，我家住在沙坪坝磁器口。1936年，父亲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城里活动。那时，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共合作达到高潮，共产党的活动频繁而暴露。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党政策向内，形势陡然紧张，开始抓捕共产党人。为此，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国统区工作的新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1939年初周恩来到重庆后，为落实新方针，提出了“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按照指示精神，经党组织同意，父亲于当年转移到北碚，一直由胡有猷领导。
父亲先来到歇马场，在晏阳初创办的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农业专修科读书，主要研究“柑橘”。1942年夏毕业时，由于国共关系紧张，党组织认为他不宜回到城区工作，便继续留在乡下就业。
他首先到设在歌乐山新店子清凉庵的农林部垦务总局当调查员，后转到北碚蔡家场龙居寺教育部农垦技术人员训练班教书。直到1944年才离开北碚，转往城区。
父亲在北碚时间长，胡有猷对他的情况十分熟悉。
还有一位曾关押在白公馆。他叫李文祥，是父亲到城区工作后的领导，也是他在解放前的最后一位直接领导人。
李文祥，1939年入党，曾任中共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被刘国定出卖而被捕。几次严刑逼供，他都挺住了。但只坚持了8个月，最终叛变求生，出卖了16位同志，其中包括我父亲。父亲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解放后才恢复党籍）。
李文祥叛变不久，就带着特务来抓我父亲。父亲告诉我：“那是1948年12月的事了。那天，碰巧公司老板加班，我陪同在旁。天擦黑时分，老板的'长随’（跟班仆役）王道生突然上楼跟我说，楼下有人打听我在不在，说是要在我手上买房子。王道生看见那人神色不对，又一想，天都黑了买什么房子，肯定不对头。于是谎称我已经下班走了。”从而支走了李文祥和那帮特务。
父亲听了王道生的叙述，知道“出事”（特务来抓人）了，立马从后门悄悄离开了公司。当时组织有规定，一旦名单泄露，立即转移。于是，父亲在通知其他同志后，连夜离开重庆，避难到了四川内江，躲过了一劫。
1950年，李文祥被我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其判决布告上，父亲的名字赫然在李文祥出卖同志的名单中。
另一个人虽然没有关在渣滓洞、白公馆，但也必须提及，他就是刘国定。
刘国定与父亲是在“三里职校”读书时的中学同学，比父亲长几岁。1936年，他们一起参加革命，加入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又称“秘密学联”），1938年入党。以后，刘国定担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
抗战胜利后，原南方局领导的四川党组织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四川省委领导，一部分由南方局通过重庆统战工作组领导。刘国定在四川省委系统工作，父亲则在南方局重庆统战工作组系统工作。他们虽然相熟，但按照规定，工作上互不隶属，横向不发生任何联系。
由于当时政治形势有所好转，党组织决定从乡下抽调一批同志回到城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各行各业和机关单位工作。经过上级组织批准，父亲先后进入重庆私营益民钱庄、均益公司工作。均益公司设在城区小什字附近蓝家巷，父亲因单身一人，就住在公司里。
1948年４月，刘国定叛变投敌，使重庆党组织受到巨大破坏。８月的一天，重庆酷热难当，父亲正在蓝家巷办公室算账。突然，门房通报说一个叫刘国定的人找他。
刘国定叛变的消息，父亲早已知道。听到刘国定来访，他心中一惊，顿感紧张。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他，如果是来抓人，前后门肯定已被堵住。他镇定下来，没有转移，而是让门房把刘带来，并起身让他坐下。
刘国定神情黯淡，先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后来东拉西扯说了地产、黄金的行情。突然，父亲在桌上一拍，说道：“听说你娃出事了？！”刘国定一下哭了起来。父亲对他说：“人性不可灭，要死死一个，你搞这样一摊子事，其心何忍啊！”刘说：“清算斗争，待诸异日。”临走时，刘国定对父亲说：“你跟那些同学说，以后在街上见到我千万不要打招呼。”说完就起身离开了。原来刘国定是来报信的，父亲立即通知了所有同学。
重庆解放后，刘国定去了成都，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随后被押回重庆。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庭对刘国定进行公审后，执行枪决。
由于刘国定的通风报信，父亲等同学才得以避免牢狱之祸。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父却被戴上“叛徒嫌疑”的帽子，审查了八年之久。直到1974年3月，单位的造反组织召开大会称：“经过对120多人次的调查，周永林政治历史上没有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查到了当年对刘国定的审讯记录。据说，刘曾以没有出卖同学作为立功表现，想免一死。有此记录，父亲才摘去了“叛嫌”的帽子，获得“解放”。
当年，父亲只是战斗在隐蔽斗争一线的一个普通党员，对那段历史守口如瓶。不论是他写的，还是对我们讲的，都只是一鳞半爪。但有一点他却讲得明明白白：“不管任何时候，共产党员一定要搞好群众关系，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用生命学会的真理。”
我当永志不忘！
作者：周勇
文章转载自：《红岩春秋》201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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