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常伦理说
宋代理学家在论述理气观、人性论、格物致知学说时，往往在基本概念中贯注社会伦理原则，使这些哲理的论述以宣扬封建纲常伦理为归宿，即以封建纲常伦理来解释自然，既使白然道德化，又使道德自然化。
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传统理论，先秦孔、孟发其端男侧
西汉经学家董仲舒依据“阳尊阴卑”之说，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但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有限。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封建伦常纲纪受到严重破坏，人们思想混乱。韩愈一度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学，以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同时重振伦常。此后，又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局面。宋代社会阶级结构的重新组合，重建封建纲常伦理学说，便成为维护官僚地主阶级统治的实际需要，所以宋代的理学家们无不着力阐发自己的纲常伦理主张。周敦颐把“理”引申为“礼”，又把，' tL , ，视为封建秩序，对封建的纲常伦理进行哲学的论证。如前所述，他在《 通书．礼乐》 阐释“礼”与“理”的关系，指出“阴阳理而后和”，各阶级或各等级“各得其理，然后和”① 。封建秩序巩固，便达到了“和”的境界。他又说：“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② 进一步由建立封建秩序，联系到实行“三纲”；然后再由建立封建秩序和实行“三纲”，回复到万物、各阶级“各得其理”上。他还从“太极”的动静产生“五行”, 推演为“五行之性”，人的“五性感动”，就“善恶分，万事出矣”③ 。提出了人性的形成和分类问题。“五性”是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德：爱日仁，宜日义，理日礼，通日智，守日信。”④ 这就为人们规定了道德行为的标准。
张载也把作为意识的“理”和作为封建秩序的“礼”等同起来，使封建秩序自然化（神化）。他说：“礼者，理也。须是学
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① “穷理”、“知理”就能“制礼”。所谓“礼”，对于人是顺从“尊卑、大小之象”。这种，' tL , ，出于“天之自然”，不假人手，人只能顺从而已。② 他主张“穷理”，是以学习“礼”为根本，因为’‘礼”能够“滋养人德性，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⑧ 所以，学习“礼”是士大夫的“捷径”④ 。他还把“理”升格为“天理”，使“天理”与“人欲”两个概念对立，指出：“今之人灭天理而穷人欲，今复反归其夭理。”⑤ 也就是要用“理义”来“战退私己”⑥ 。他从“气”论，推断人和物因所得气的清、浊而具有不同的性：“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开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O 按照他的话说，物得浊气，人得清气，而圣人得最清的气，恶人得最浊的气。由此，他提出了“气质”之说，把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两种。后者是人的先天的本性，是善的；前者是因各人所察气的差异而产生的具体的人性，是恶的。所以，他劝谕人们学习封建道德规范，以便“变化气质”。⑧ 他晚年的作品《 西铭》 （载《 正蒙》 第十七《 乾称篇）) ) , 综述义理和纲常伦理，把敬天、忠君、爱民、事亲和仁、义、孝涕等观念融为一体，要求人们顺应现实，服从天地君亲的统治王安石在《 洪范传》 中一开始就从物质性的“五行”，联系到人的感觉和思维的“五事”（貌、言、视、听、思），认为“五事”是“人君”修心、治身、为政于天下的途径，也是“人君”“修其性”和“成性”的方法。他把“道”分为“人道”和“天道”。所谓人道，就是封建道德规范。他说：“道之在我者，德也。”① “王者，人道之极也。人道极，则至于天道矣。”⑧ 说明封建道德规范与“天道”的关系。由此，他进一步使道德、性命、人心三者贯串起来，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乏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③ 实际上使认识论、人性论、封建伦理道德联为一体。他最重视封建秩序的“礼”。他提出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礼”的作用是定君臣、上下之“位”；如果“下借礼”，就要“上失位”, “人所以乱也”④ 。古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礼”丧失，“夷狄”就会“横而窥中国”⑥ 。所以，’他提倡学习“礼”，以便“尽礼”，诱导人们遵守和维护封建秩序。
二程不愧为把哲理与封建纲常伦理密切结合的能手。他们从理、性和格物致知等方面来论证和宣扬封建纲常伦理。他们认为，“天理”、“道”是永恒存在、不以人的食志为转移的绝对真理。“天地生物，各无不足之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天地安排得如此合“理”，所以各阶级只是“尽分飞而已⑥ 。“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
理。”① 遵循现行秩序，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他们把现存的政治关系、家族血缘关系以至各种社会关系，全部归于“理”的名下。“天下之定理”一语成为他们解释整个封建制度的口诀。对于物质性的“气”，他们除将它分成清浊、偏正以外，还按时间、人的生理等分为日气、夜气（良知良能之所存）、恶气、怒气、魂气（人死后存在）、血气等，使这些“气，加上了道德属性。他们又认为，理体现在人的品质，叫做“性”, “性即理也”，所以人性是善的。至于“气”，也与“性”密切关联。他们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② “天有五气，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③ “凡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④ 人们由于“气察”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气质之性”, 这是各人的人性不同的原因。他们举例说，连蜂、蚁都知道保卫其君，豺、獭知道祭礼，说明他们具有“自得天理”的“五常之性”，那末人类就更应如此了。他们主张父子之间也要形成象君臣之间的统治关系，而男尊女卑也跟君臣、父子的尊卑一样，是永恒的“常理”。君臣、父子、夫妇便是所谓三纲。在“格物致知”问题上，程颐认为“格物”的目的在于使人们懂得“守〔义”, 唤醒内心的天理，使“物、我一理”⑤ 。所谓内心的天理，主要是指“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⑥ ，这就把“格物致知”的对象规定为社会伦理道德修养。
朱熹在北宋理学家的基础上，使哲理与封建伦理道德完全融为一体。他的“理”的范畴，既是表示精神而与“气”相对的“理”，又是表示伦理道德和天理人欲的“理”。他认为，“天理”的流行，“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都跟季节之有春、夏、秋、冬一样，系“天理使之如此。”他的“气”的范畴，既是表示物质而与“理”相对的劣气”，又是表示神秘莫测的“气数”、“气运”、“精气”、“浩然之气”等的“气”。他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善的，性是理的总名，但由于带有偶然性的“气察之殊，其类不一”① ，人们的“气质之性”便出现了区别，因而有寿夭、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的“参差不齐”。他又认为，性中的理即仁义礼智等“五常”，人天生有此。只是因为“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乱其伦”② 。因此，人们需要“知性尽心”, “知性”即“格物穷理”, “尽心”即“致知”③ 。“知性”的任务是“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循其理”④ ，从自己身上去体会仁、义、礼、智、信等“五常”。这样，他把“理”、“气”、“性”等从自然界运用到社会上来，有意无意地在这些哲学的范畴中添入了封建的伦理道德的内容，使这些哲理的论述落实到封建伦理纲常，即以封建伦理纲常来解释自然，既使自然道德化，又使道德自然化。他还论证“三纲”、“五常”具有永恒性，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在人间的具体体现，天理与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 “千万年磨灭不得”⑥ 。还撰《 小学集注》 ，收集《 礼记》 、《 曲礼》 、《 论语》 、《 孟子》 等古代文献中有关纲常的说教，编成《立教》 、‘明伦》 、《 敬身》 、《 稽古》 等四卷《 内篇》 ，收集古人和当代人的“嘉言”、“善行”编成《 外篇》 两卷。在注释中，予以解说发挥，诱导少年遵照纲常伦理，确定自己的言行。传统的纲常伦理学说，经过他的理论化和具体化、通俗化，从而在社会上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封建制度的思想支柱。
宋代各派理学家在哲学上常常有所分歧，但在封建纲常伦理上，又并无多少差异，他们的教人之法也各有不同，但根本目的都是劝谕人们消除物欲，自觉地遵循封建伦常，服从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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