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延康元年),曹丕行禅让礼,篡汉自立为帝。
这一年,山涛15岁;阮籍10岁;一年后,刘伶出生;四年后,嵇康出生;七年后,向秀出生;十四年后,王戎出生。(阮咸生年不详。)
不到三十年,事情就开始起了大变化。
公元249年(正始十年),司马懿反戈一击,趁曹爽陪曹芳高平陵扫墓的机会,悍然发动了兵变。(此事仇鹿鸣先生《魏晋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利》一书述之甚详。)
这一年,山涛44岁,阮籍39岁,刘伶28岁,嵇康25岁,向秀22岁,王戎15岁。
公元260年(甘露五年),高贵乡公决心玉石俱焚,拔剑登撵,率领宿卫与奴仆要与司马昭一决生死。贾充不敢动手,蠢材成济在贾充的怂恿下弑君。
这一年,山涛55岁,阮籍50岁,刘伶39岁,嵇康36岁,向秀33岁,王戎26岁。
从曹魏通过“禅让”的形式篡夺汉稷,到司马晋历经三代四人,最终踩着高贵乡公血淋淋的尸首爬上皇位,历史的天空波诡云谲。每一次篡夺,都对汉帝国那绝对皇权、儒学信仰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摆在竹林七贤面前的尴尬问题,大体上便是如何处理这一信仰危机的问题。
公元262年,曹魏宗室的女婿,以狂简著称的嵇康,被司马昭处死。嵇康,是为旧时代殉葬的。他拒绝与司马家合作,但内心何尝不清楚天下的大势,所以,他与山涛绝交,却将儿子托付给他。
更为悲凉而滑稽的注脚是,42年后,他的儿子嵇绍,是为司马家的傻皇帝司马衷挡刀而死,鲜血溅到了皇帝的衣服上。以弱智著称的惠帝,固执地说:“嵇侍中血,勿浣也!”千古为之一叹。
一年后,公元263年,阮籍死。阮籍对司马氏不瞒,但明哲保身乃至佯狂装醉,都不能为自己换来宁静。人生最后的几个月,他为司马昭写下了《劝进表》,留下了人生中最大的污点。
公元266年,西晋建立。
山涛和向秀,是与司马氏合作的,但他们的品行何尝又不高洁?山涛对待嵇康的儿子,视如己出,向秀目睹了嵇康阮籍之死,痛苦而无奈,沉溺于学术。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士人的痛苦与选择。
刘伶、阮咸,都与酒有着浓到化不开的关系。阮咸因为饮酒太过,不为司马炎所用,刘伶更是有“死便埋我”(告诉仆人什么时候喝死了路边挖个坑随便埋了就好)的骇人听闻之言。他们的酗酒,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戎。
王戎代表的是另一种选择。王戎在历史上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道德感可有可无的人。
他有小聪明,小时候道旁苦李的故事人尽皆知。
他贪财吝啬,钻李子核的故事也为人津津乐道。
他是政治投机者,一辈子站队几乎从没有大失误,靠着一身好本事混成了司徒。
他的政治嗅觉灵敏,翻看历史书,赫然便是:“戎以晋室方乱。”(王戎以为天下将乱)然就算如此,他仍免不了要演出一幕失足掉进厕所的戏码,才侥幸免于被司马乂杀掉。
《晋书》里有一段非常有趣,说王戎晚年的时候,有一次路过一家酒垆,睹物思人,跟别人回忆起少年时代的竹林之游,说,当年我和嵇叔夜、阮嗣宗他们在此畅饮,当时我还小,他们去世多年,我被俗事缠扰,现如今旧物都在眼前,而人却如远隔山河了。
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
这句话隐约透露出,王戎的内心何尝不是认同阮籍、嵇康的。
305年,王戎善终,时年七十二。
嵇康义烈,于道德想必是无憾,阮籍到死恐怕都对那篇《劝进表》耿耿于怀,山涛看到嵇绍的时候,内心何尝没有伤怀,向秀的沉默中,嵇康的阴影却日渐扩大,醉酒也好,索性用名利之徒的名号行事也好,他们都没有与那个时代达成和解。
南京大学于溯老师有一个精当的论述:“常人是社会调教出来的,名士是死神调教出来的。”所谓名士风流,无非是两汉调教出的士人们,在大汉帝国最终崩溃之后的茫然失措。
他们只是历史中的普通人罢了,如果你是他们,你会选择做嵇康?做阮籍?做山涛?做刘伶?还是做王戎?真到了那个位置,恐怕方知选择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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